我在公办学校和国际学校做班长 | 少年破茧
2018年2月，三明治和故事星球组织了第一届“少年破茧”写作计划。
在许佳、钱佳楠、周轶君、李梓新等八位导师的指导下，20多位少年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
今天我们发布第一篇，文章来自上海民办初中国际部的七年级学生梁子惠。
她探讨自己在中美之间，公立与私立之间，对“班长”这个角色的观察和亲身体会。
班长是什么？
在美国的学校字典里找不到对应一词。
从美国回国内公办学校上学的第三天，我向妈妈宣布：我想当班长。
一年后，我当上了班长。
再一年后，我辞掉了班长。
初中升入国际学校，
第二学期我主动竞选班长。
两届连任后，我在选举中落选。
同学们说：你很好，但我们想换一个。
——梁子惠 （七年级学生，上海）
01
美国北卡州，一个四季分明，生活怡然的地方，很多美国老人退休后去不起昂贵的佛罗里达迈阿密，就会选择来到这里。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移民也会选择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教育。有着杜克，教堂山几所大学撑门面，公办基础教育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2010年秋的一天，我就这样稀里糊涂随着爸爸工作调动进入到北卡最主流中产阶级社区的公办学校。三年的美国小学生活，所经历的老师如出一辙的nice：她们放学后主动免费帮我补phonics；她们为了我去看中国华人的新春晚会；她们从不吝啬为我每一丁点的进步骄傲鼓掌。
几年下来，我门门功课都是A，也和美国孩子一样冬天玩花滑，夏天去徒步，周末为教堂慈善做5公里长跑，每年都参加镇上的篮球联赛，赛完了大家就一起AA聚餐。同学们也常常邀我去sleepover，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应该和她们没什么分别。
但是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无论我怎么努力，当老师需要helper，尤其是那种有荣誉成分的helper时，老师怎么都不选我。选来选去永远都是Annie, Emily, Mathew那几个人。
Annie的妈妈知性优雅，又带点希拉里范儿，每次到学校来都西装革履高跟鞋，眉飞色舞，带着亮亮的耳环，她一来就会成为学校的焦点，所有的老师都和她非常热烈地交谈。Annie 的奶奶更加给力，非常慈祥的银幕形象，每天中午会来学校陪伴孩子们共进午餐。妈妈评价说这一家就是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样板。
Emily家和Annie家住在同一个小区，发小，我好几次在餐馆碰到她们两家聚餐，Emily成绩也很优秀，她妈妈没有Annie妈妈那么出风头，但似乎她永远是和Annie妈妈站在一起。
这些妈妈们都属于PTA，一种家委会自治机构。中国妈妈们在里面的很少。
也罢，不选就不选吧，当不成Helper,我还是可以拿学科上的A honor，一样可以从校长手里接过我的荣誉证书，一样获得台底下家长们投过来的艳羡目光。
那是2012年的秋天，美国各大电视台正在轮番轰炸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辩论，我没有投票权。但我和全班一起进行了一次模拟，同学们大都选择了罗姆尼，Mathew说：“因为他减税，我们就有更多钱去滑雪了”。
我看了看电脑上的介绍，罗姆尼太太是他中学时代的女友，他追了她四年，哇，这个很浪漫，于是我鼠标点击了罗姆尼。
在美国小学的生活里，虽然有谁更popular（受欢迎）这样的微妙话题，但是我们身边体会不到什么是权威，什么是权力。有一次做题，学了总统山，最后一题是：“你想当美国总统吗？”我斩钉截铁回答到：“不想，我可不要担那么多责任”，妈妈心有不甘，引导我：“你不觉得做一个最富有国家的老大很有权力吗？”我的回答让妈妈哭笑不得：“总统没有权力，权力属于人民。”
权力，这一词的滋味，我是回到中国公办学校上学的第三天，才突然品尝到。
02
这是一所位于上海浦东中等偏上的公办小学，上学第三天，班长生病请假，老师随手点了第一排的我带大家下楼吃饭。平日我们班整队最慢，总有人讲话，也就总挨批。教室门口整队时，我灵机一动：“ 某某，你和你前面的换个位置。某某，你换到第一排来，某某，你到某某旁边去。”
这些话如果放到美国我可不敢说，一定会有很多人challenge为什么，我记得在美国小学一年级圣诞合唱，老师安排我给指挥献花，还特意补了句：“因为Alice（我）离得比较近。” 结果和我站对称位置的Sam当即就说：“我离指挥也很近！”结果就是老师不得不买两束鲜花安排两个孩子去献。
可是中国的孩子们好像习惯了服从权力，既然是老师指定我的，就没有人挑战我问为什么。结果因为我把调皮的男生隔离开来，那天居然队伍纪律特别好，破天荒得到了教导主任的表扬，作为奖励，我们也第一个吃上了中饭。
我久久回味着带领大家获得成功的喜悦，靠着自己一点小小的聪明才智，就能提携一帮人，我还想要更多这样的机会，前提是我必须当班长。
接下来，我仔细研究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班长。
公办学校的价值观以成绩为唯一标准，同学们只会认可那些比她们自己成绩好的当干部，于是我努力成为学霸。
公办学校老师喜欢找那种听话的，能把事情转述清楚，能准确找到老师落在办公室的东西的人做助手，于是我很快成为老师眼中的乖巧懂事，办事靠谱。
结果，我如愿以偿。在中国当班长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相当于老师不在时的影子（monitor一词很有道理），代为管理班级，手上自然也就有一些小权力。比如安排值日，比如记他名字让他得不到小红旗，比如文艺活动的演出名单，这些东西都可以由你一手决定，只要老师那里能通过，学生再有想法有意见也没用。同学和班长的亲疏远近自然会有影响。在美国的时候，bossy的人最没人缘，但是在这里，大部分班长都是那种面对老师毕恭毕敬，很远就打招呼，在同学面前却很强势，非常有威风的那种孩子，“老师面前懂事”、“学生面前强势”几乎成了班长标签。
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没什么坏处，至少推进事情特别快，不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人挑战你的决策，老师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用我爸的话说，就是执行力强。我设想过，如果在美国学校里去做这些事情，光是和同学们解释你为什么这么做，都要累个半死，更别提一定会有人反对了。
升入五年级，学校说要抓毕业升学质量，换来了一位主流骨干教师，新老师一来先把我们班描述了一通如何之差，差到不可救药。然后告诉我们唯一生路是按她的规矩来。
“在我的班上，每周两两PK，谁赢谁当班长。” 我最好的闺蜜和我分到了同一组。
妈妈觉得不妥，去找了老师商量，看在两人是好朋友的份上能否换个人？毕竟是孩子，还是需要呵护。老师油盐不进，回了句：“这是她们人生必经的一课。”
老师的策略果然奏效，几次PK后，班上的氛围开始变得奇怪，大家素日里的打打闹闹没有了，安静的教室里弥漫着猜疑嫉妒的气息，闺蜜开始四处说我是外国人，网购大批韩国文具送同学，一边抢走我的事情做，一边又在老师那边暗示我不愿意为班级做事。
而我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师的胃口，每天我必须记下五个人的名字，抓他们违反纪律的现行，不完成便是我不负责。我似乎更有权力了，同学们看到我毕恭毕敬，但是我已经越来越害怕每天去上学，各种花式请假。终于有一天，老师在六一活动策划上提出又要举办美食街活动，这个活动去年圣诞节已经做过，于是我去找老师。
“ 蔡老师，能不能我和班委商量再报一个活动策划案上来？大家多一个选择？”我偷偷瞄了一眼老师阴阴的脸色，慌不择言又加了句：“我们可以投票决定用哪个方案。”
老师没有抬眼：“嗯，这周你语文考得不太好，回家不要老看英语，多花点心思在语文上。”
我讪讪退出。六一活动被交给了我闺蜜。我被打入冷宫。
新一届班长改选开始了，流程是这样的：先由各班推出两位候选人，这个候选人产生的方式由各班自己决定，我们班则是由老师指定了我和我曾经的闺蜜。然后再由各班派出四名学生代表到大礼堂，听取各位班长候选人的介绍后进行投票。
大礼堂投票那天，我毫无争议地落选。
原因很简单，老师私下里，看似漫不经心地，让我闺蜜直接找四个同学去大礼堂，闺蜜当然心领神会地选择了她素日施恩颇多，关系较好的四名同学，我就这样莫名败下阵来。当然这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想升浦外这样的学校，班长或者优秀干部是申请的必备硬件，为了这个，很多家庭都会使出浑身解数。
辞掉班长对我而言，此时已经是一种解脱。但我突然理解了，在中国，权力就象乐高积木的扣件，大家特别习惯于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果我想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就得让自己去拥有更多的权力，让这群人在一个有智慧的人的领导下过得更好。但是，我到底是不是那个有智慧的人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或者会永远是呢？而且权力之上更有权力，我只能祈求我的上级是个积聚人间一切美德的人，这事情似乎也不大靠谱。
03
这个疑问伴随着我升入了初中，这是一所体制外国际初中，新老师暑假来家访。
这老师娃娃脸，说话轻声细语，温柔甚至有点语拙，却无半句虚言。嗯，这是我的菜，我心里暗暗评判。
老师再三问道：“你觉得你能为班级做些什么？ ”我突然语塞，躲开了老师和妈妈殷殷期盼的目光，没有表态。
军训时，有个男生，口才很好，乐于助人，我想：他是可以做班长的。开学后，果然是他竞选班长，我，则竞选了文艺委员。
半年后，我以文艺委员身份带领大家做大咖秀，忙得昏天黑地。当说完最后一声谢谢，舞台大幕拉起的那一刻，突然觉得非常不舍。那一刻我有了一种使命感，我觉得我爱这个集体，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我不放心把这个集体交到别人手里，我必须要当这个班长，把这个班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第二学期我成功竞选班长，很快同学们就不再称呼我的大名，直接叫我班长或者班长大人。我还专门去请教学生时代一直做领袖的姨夫，他曾经是位育中学的班长和复旦大学学生公司的总经理，他告诉我要带领大家多拿荣誉多拿奖，鼓舞士气。接下来的几次活动，我尽心尽力，带领大家以绝对优势勇夺年级第一。我被评为优秀班干部，毫无疑问地又获得连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学校中，这些事情都是以绝对民主的方式来投票决定的，完全不受老师的意志左右。所有的活动老师也都是由我们自己想，自己做，她只负责管理进度和偶尔监工。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像是一根平衡木，班长是中间那个支点，公办小学里班长是和老师站一起对付学生的，而在国际学校班长更多代表了学生利益和愿望，做学生自己的活动，甚至需要和老师去谈判，去要资源。
所以在公办学校，班长要揣测的是老师的心思，而在国际学校，班长要关注的是同学各自的性格特征，特长爱好，谁和谁关系好，谁遇到谁就会摩擦起火，怎么才能把这手资源整合起来，让他们发挥出长处为班级服务。
那是上海的又一个阴天，连续下了一周的雨，耽误了好几堂体育活动课，大家心里快憋出青苔来，终于老天开眼按了下暂停键，可以让我们室外上体育课撒点野，大家都很兴奋。老师摆出了足球，男生们两眼放光，那是他们的荷尔蒙。照例上课前要整队，一起跑几圈热身，然后就男生女生分开练习讲解了。可是这天，大家都有点收不住，队伍跑得稀稀拉拉，不停有人讲话。体育老师素来是个较真执拗的人，不满，要求再跑一圈，第二次女生队伍安静了，男生队伍还是讲话。
“女生可以下来去玩球了，男生继续。” 老师绷着脸。
男生继续跑，继续讲话。
第三圈，第四圈。老师越来越恼火。
还在讲话。
但此时，情绪已点燃。
一个男生在接近老师时大声说：“叫我们跑啊，我们还可以跑！”
大家哄堂大笑。
老师如何下得来台，于是男生继续跑。
四十分钟的体育课这时已经快晃掉半个小时，算算时间这球也踢不成了，男生们开始爆发，就是要讲话，就是要跑，你不让我跑还不行。陆续有男生开始呕吐。
下课铃响了，老师也有点傻眼，男生们整整跑了一堂课。
一下课，当即四个男生跑到办公室，找到他们能找着的最大领导，投诉了该名体育老师体罚学生，当然报的数字稍微夸张了一点。（后经监控录像核实，跑了11圈，不超过2000米）
班主任风闻此事，把我堵在教室门口了解情况，我如实汇报，我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事情体育老师固然有不对，至少是没有完成教学任务，方法死板，体罚学生，但是我们学生又何尝没有错呢？没有纪律的课堂，必然影响效率。老师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后面的体罚也是被激怒状态下的昏头行为，以同理心看，这板子也不应该只落老师身上。
班主任当即就告诫我：“这事情你想得没错，但是大家现在群情激愤，你势单力薄，今天已经星期五，就不要再议此事了，让大家回去冷静一下，咱们下星期一再议。”我也答应下来。
可是偏偏后面上课的老师有点身兼学校心理咨询的意思，居然就把这样一件大家都还在气头上的事情拿出来讨论，于是一堂课成了批斗大会，我心想，这件事，不在现场的老师未必清楚，校领导也还在去调监控了解事实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这里组织大家讨论呢？这个场面发展下去会一边倒而失控。我实在忍不住了，站了起来：
“ 我非常同意同学们的观点，今天体育老师是做得不对，她没有完成教学任务，没有控制好进度，也有体罚行为。但是我们IB课程最讲究反思文化，我们是不是可以也从体育老师的角度想想这个事..……”
后面的话还没有出口已被一片辱骂声淹没：
“Alice是老师的内奸！”
“Alice 老师肯定给你钱了！”
我没吭声，他们穷追猛打，视我为过街之鼠：“ Alice你说啊，你怎么不说啦，你不是很能说吗？”
我强撑着：“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也同样可以表达我的想法，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话，但是人身攻击能讨论清楚问题吗？”
“不要让Alice说话，她和我们不一样！” 那是素日好友的声音。
“你从没跑过这么多，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讲？”
老师也站出来帮他们讲话：“ 哎？Alice,你不能这么说哦，你要理解他们毕竟是跑了这么多圈之后的感受。”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象在一个漩涡中，一直往下掉，往下掉，动弹不得。
后半节课我一声不吭。
班上其实还有一些同学也和我一样想法，但在这种气氛下，大家都选择了保持沉默。于是只剩下那些义愤填膺，貌似正义凛然的情绪在空中飘散。我在暑假里读了一本科幻，那本书的slogan在我脑中回响：“面对愚昧，神们自己，也缄口不言。”
群众到底是什么？是乌合之众？还是人多力量大？ 在这件事情中，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人为什么到群体中可以智商下降到不能好好讨论问题？他们如此急于行动而耽于思考，他们已经连黑白都不愿意去辨别，那么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又还会有多远？
幸而同学们还是善良的，放学后，憋了一整天的我，终于忍不住一个人在教室落泪，被男生撞见，就是去告状的男生之一，他顿时手足无措起来，大概想不到班长也会哭，大概也终于想起来班长也只是个和他们一样大的文弱女子，他跑去找班主任，同学们又围过来安慰，几个始作俑的男生又主动跑到班主任那里承认错误，班主任后来和我转述他们的话：“我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么大，当时我们也只是小恶搞，没想到后来就闹出这么大的情绪来，大到我们都害怕。”
如果我能忍到周一，相信事情会是另一个结果。但是，我有错吗？ 我没有必要曲意逢迎群众，但身为班长，是否还是应该照顾到他们的情绪？更艺术地释放他们这种情绪？
04
大家很快恢复了正常玩耍，这事情渐渐成为课间的笑谈。国际学校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家里给的氛围宽松，孩子的成长不受压抑，善良的本性被呵护得比较好，不惧权威，不懂得看脸色行事，也不会象我小学闺蜜那种的腹黑之术，更不会记仇。
我仍旧尽我所能忙好班上的每一件事情，期末考试前大家复习得昏天黑地，恰逢英语节活动，我和几个班委为此奋战到夜晚12点，又拿了全校第一。但是大家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在乎这种集体荣誉。这是国际学校孩子的另一面，胜负心没那么重，不受奖惩推动去做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接收了三年的公办教育并做过班长，所以在我身上留下比他们要多的纪律烙印、服从烙印和鸡汤烙印？
所以我对老师体罚这事情的耐受度和他们不一样？尽管我曾经是公办学校天天请假，最叛逆的那个，但到了这里我似乎又戏剧性成为最听话，最顺从，最正能量的那一个。
我上台去做述职报告或竞选演讲时，下面就有男生一直摇头叹气，说“心灵鸡汤，又鸡汤了。” 为什么在我看来真实的心灵体验成了他们眼中的鸡汤，我不知道。
在优秀班干部评选上，有个班委上去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选我，你们可不要选我哦~”大家哄堂大笑，起哄说：“好好好，我们就选你！”
我不怕输，但我怕以这样的方式输，好比你做好了一切准备，却突然告诉你人家已经掷色子决定了。
妈妈让我上网看了特朗普的当选过程，也搜索了英国脱欧的过程，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民意”。 民意，并不代表一定正确，一定选出了最对的那个人。单个的人到集体中，智商是下降的，情绪会左右决策，而情绪又是如此不靠谱，不排除乌合之众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不排除民意以儿戏的态度对待手中那一票，就如同我点击罗姆尼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坚持以民意为唯一标准？还要不要维护民意的绝对权力？即使民意把我们带入深渊？
新学期开始，我果然没有继续当选，我的竞选词第一句是：“我知道，你们可能已经对我当班长产生深深的审美疲劳，但是，我还是要诚挚地表达我想当班长。”
他们最终选择了另一位男生，去年他们也曾无情摈弃那个男生，他们轮流上来拥抱我，说：“别难过，你很好，但是，我们想换一个。”
我笑着说：“我不难过，我也觉得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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