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武汉男孩走过北京，现在在上海过一种“现代游牧生活”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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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景宜，曾在三明治工作一年。你一定在三明治看到过他的稿件，有些和书籍有关，如《藏在上海绍兴路二楼的书店们》《谁杀死了上海福州路？》，有些是一类人群，如《五花八门的城市营销号背后，是怎样一群年轻人在卖命？》《为什么年轻人会沉迷于Rooftopping这样的危险游戏？》。今年初夏，他离职去过一种“现代游牧生活”。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better”。）

上个月，我回到武汉，去到曾经工作过的 better，旁听他们的选题会，这里透过 14 楼的窗户能看到长江。旁边的人问我：你是武汉人吗？我点了下头。她又好奇追问：那你为什么要去外地呢？

我身边的朋友基本都在武汉。从武昌车辆厂职工医院，随着我妈因麻药失效而大喊大叫的破腹产手术的尾声，我比预计早了一个月出生起，我在武汉持续生活了二十二年。少年时代，在司门口与江汉路之间，觉得这个城市繁华又恰当，也一直以为会待在长江边。

七月份，在武汉待了十天，常去司门口。有天经过得胜桥，有一段没有太多的变化，几乎忽略了另外一头它已经面目全非。

“你是武汉人？”

这个问题有点震住我了。至少在我长大的环境，身边同龄人常对这里的历史、方言、生活方式感觉骄傲，用“乡里人”、“走场”来区别他者，用“讲胃口”、“岔的”、“汉骂”等来增强认同感。

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让我觉得难以融入，也诧异为什么在信息开放，内地都能高铁直通香港的今天，大多数武汉人还有这么强的自豪与本埠观念？

在前年快入冬的时候，我准备辞掉工作，离开武汉。出于内向，拖延了很久才决定告知单位。当时的公司在南望山西路一栋乡间别墅办公，门前是一条充满野趣通往东湖的小路。

那天选题会结束，我等所有人走离场，告诉主编要单独谈话。“我准备辞职了，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打算去北京工作。”他是身材已经发福的中年人，过去在纸媒工作，沉默了几秒，“我支持你。”

曾经的《优良better》编辑部一角。

当时有些人也为我离开好奇，坦率说，这是个不错的工作，不需要坐班，收入还行，写写文章还能让很多人认识你，从中总能获得不同的好处。但确实感觉在武汉待腻了，像有一种闲适和自娱自怜在杀死自己。

不仅是我，最近几年，我身边一些年轻的同行、朋友，也到去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工作。他们原本的工作也多不错，大多觉得已经到了瓶颈，打算出来试一试。但没有完全顺利的事情，有可能获得更优渥的工作和生活，也有可能不太顺利，要过上一阵比过去要拮据的生活，

这就像是在大海里练习游泳，在台风天学会保护自己一样。

为了节约钱，

我住进了雍和宫的青年旅馆

一直对北京有种向往，去过好几趟。拥挤的立交桥上与四惠东站进去的地铁车厢里，有一种生猛的北方氛围。这里的人有股拼命学习和进步的劲头。这么说吧，我觉得周大福三里屯店给客人推销黄金饰品的店员，都努力摆出种精英阶层的感觉。

与此同时，我对自己过于乐观了，没有什么找工作经验的我，一直玩到过年后，才开始摸索着制作简历，然后在拉钩app 上陆续投递了出去。搭上去往北京的列车，并没有志在必得，抱着先去看下情况的心态。

第一场面试，在王府井的港澳中心，在路上我临时在胡同里找了家店打印纸质简历。这里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面试官和我碰面，他大概三十岁出头，留着克制的短发，戴着黑框眼镜，无趣但友好的职业面孔。他礼貌发问：“我们招聘介绍里几乎什么都没写，你就没有觉得我们会是一家骗子公司？”

我耸耸肩，称不知道，没做过背景调查。他主动说道：“未来我们要做教育类服务，创办人是《中国新闻周刊》前主编。”他停了下来，等着我说些什么。

我老实告知，“我没有看过这个杂志。”很有可能，眼前这个小伙子就在这份杂志工作过，他是最后一批进入过并热爱“传统媒体”但得马上转行的人。他继续说，“你关注特稿吗？说一说你最近比较有印象的报道吧。”

同朋友在北京DADA 玩了一个晚上，在深夜我们去了附近一个爵士音乐小酒吧，老板是 my little airport《春天在车厢里》专辑封面的模特。一直到清晨，我们跑到一个胡同，露天吃北京的早餐。坦白说，北京酷一些，有创造力的年轻人要远多于上海。

“《人物》写的庞麦郎不错，我很少在网上看些文章。”面试官有些失望，称这是半年前的报道。之后，我们又聊了半个小时，他问我问题，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我暗想他对我印象可能变好了一点。最后，他亲自送我到了门口，说有消息电话联系我。

最终，面试官可能觉得我不适合参与这个“改变世界”的创业，我没有等到进一步电话。当时，为了节约钱，我住在雍和宫的青年旅舍。心里想着，找到了工作，可以继续在这里住一个月。虽然有两万多块钱存款，但不要马上花光。

只有在早上，

这里的人群才会密集和具体

我陆续面试了好几家公司，基本都集中在中关村，大多数招人的媒体都集中在创业与投资领域。这些让我厌烦，我一点也不关注这些，但为了能留在北京决心去尝试。

这些公司办公地点一般在“创意园”和“孵化大楼”里，办公室很局促，人的脸要躲进一个个格子间里。里面工作的人，看起来有些疲惫和笨拙，他们不会对突然进来的访客保持关注，好像少了好奇心。

从雍和宫五号线转乘地铁十号线时，我也觉得北京生动有趣。车厢里，有人在看《三体》小说，更多疲惫的人也显示出另一种活力。有一天面试完，我跑去了人民大学上青年作家张悦然的课，那学期是西方短篇小说鉴赏课，她讲作家麦卡勒斯和她丈夫在现实里的古怪行径，也讲小说里复杂的三角恋爱。课后她还告诉我欢迎我下次再来旁听。

在北京三联书店昏睡的读者。这是一家24小时书店，在美术馆后街。

尽管住在市中心，夜晚的北京还是显得很冷清，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影。一直走到鼓楼也只能陆续看到几个酒吧聚集着一些外国人。这种小热闹更显得晚上的冷清，他们的聚会就像“小型戒酒精俱乐部”一样。只有到早上，人群才会非常密集和具体，他们飞快地在地铁换乘通道里奔跑，匆匆忙忙。

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个面试开始了，同样分两道面试。这是一家报道融资的媒体，HR 是个小姑娘，“大家都是 90 后，”她说公司包括老板都是年轻人。很快，主编进入了会议室，她戴着个 beats 蓝牙耳机，衣着休闲。在来前，我就搜了很多信息，这家已拿到投资的公司和 ZEALER（测评类媒体）一样，经常标榜自己的观点和信息独立与客观。

因此，我也进入了表演，“其他公司都是拿钱写黑稿，我看重这里的独立性，所以想加入。”主编满意地点了点头，补充了几句我的判断，最后她告诉我，“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还需要老板找你聊聊，他今天不在办公室。”

“可以讲一个你的故事吗？”

几天后，我又一次在清晨从雍和宫到中关村。创办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小伙子，有种世故的朝气，他看了看我的简历，上面有一张留着长头发的生活照。他看着我，“我以前也留长头发，后来创业了，总是要和投资人见面就剪掉了。”网络上，能找到他过去的照片，韩寒式的发型。

北京找工作时制作的简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头像，用了妹妹赵景宇 15 年 7 月在清迈帮我拍的照片。那趟旅行后，我正式来到 better 工作。所以，我修改了入职时间，希望看起来“工作了久一点”。

“可以讲一个你的故事吗？” 他问了我第一个问题。

我没有很意外，参加了几次面试后，我对现在的一些创业公司有了些许了解。他们需要“正能量、逗逼、与人为善”的年轻人，这也意味着这些人愿意为了“理想”暂时拿不高的薪水，也因为“渴望成功”对加班没太多怨言。我只好回复，自己没有什么故事，但喜欢观察其他人，顺带说了几个其他人的故事。

北京雍和宫地铁站，和朋友去看朴树演唱会。

没过一会儿，他对我说可以了，然后要 HR 来告知我具体的工作制度和薪资，并告诉我下周一就能来上班了。离开这栋有些老旧的写字楼后，我心想虽然这个工作我不太喜欢，但总要待在北京。这让我雀跃。

这个好兴致保持了几天，我用新的视角打量北京的街道，我要生活在这里了。周一早上，我再次来到办公室，HR 带我办入职。她告诉我本月需要提交一些材料，其中包括毕业证和学位证。当场，我表示自己的最高学历只是大专。

她沉默了片刻，脸上变得有点困惑，最终告知我：“公司必须需要本科文凭，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再通知你。”

北京后海公园

最终，我和这份工作失之交臂，那几天陷入一种焦灼状态。在我好几次去中关村面试时，经过微软大楼，它有一个蓝色的漂亮外玻璃墙，阳光打在上面会反射出耀眼的光。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穿着职业正装在里面办公的年轻人，显然拥有一个我从没有体验过的人生。

很巧合的是，我在朋友圈刷到了一个“中国三明治”的招聘。当时我不太了解这个平台，你要填一个问卷。上面没问你上一份工作，也没有问你从什么学校毕业，问题主要是你对什么感兴趣，写过什么东西，最近看了什么书。

提交了反馈，很快，有可能在当天，三明治创办人李梓新就加了我的微信。我们决定第二天视频面试，我已经忘记了具体聊了些什么，只是最后他告诉我可以五月来上海了。那几天，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除了对想留在北京抱有侥幸，期待拉钩上突然弹出一个消息外，当时我也担心这个遥远的新工作只是口头承诺。

“不好意思，我们又招到了一个人。”从小到大，我对他人都难产生完全的信任，这源于自己（自认为）时刻都有种被替补掉的可能。

你和一个人告别，

总会觉得很快你们会偶遇

“你会像水一样，充满了流动性。”来到三明治，第一次公司聚会，我们在潮汕火锅店里玩起解字游戏。李梓新相信超验的事情，他是潮汕人，一直在拥抱变化。他有一双小眼睛，眯起来时，远处看像成了一条线。这总会感觉他在思考问题，或者陷入了沉默状态。

我很喜欢上海，喜欢三明治所在的五原路。地铁口，是宽敞又干净的常熟路，布置了一个又一个精心的花坛。一栋又一栋，或高或低，不同外立面的殖民地时期的公寓和房子。这太漂亮了吧，我心里想着。走来走去的路人，一副努力每天要变得更漂亮的感觉。

一天，我又一次从地铁站出来，看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和二十多岁的男人在街边接吻，阳光很好，他们看起来很甜蜜，很优雅。这是上海给我最初的感觉。在北京，你和一个人告别，看着外面的街道，你会感觉永远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但在上海，你和一个人告别，总会觉得很快你们会偶遇。

很长一段时间，上午在五原路办公室待着，下午就去了乌鲁木齐北路的AND咖啡。总会看到几个眼熟，但没有交谈的熟客，会觉得他们也算是我的同事。中午时，常骑电动车到处乱晃。我还学会了滑板，没什么车的小马路很适合刷街。

公司在弄堂里，一个带小院子的房子。这里是原来的法租界，你可以好好散步，能看到邬达克、英国乡村别墅等风格建筑。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也走在路上，他们看起来很悠闲，有的牵着小狗，有人慢跑，有人买煎饼果子（后来elon musk也光顾这家）。他们就在这些街区居住，“十里洋场”的黄浦公共租界只有外地观光客才去。

我推开门，害羞地和同事们打招呼。她们都是女孩，有些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因为三明治来到上海工作，有的从海外留学回来。我发现新同事们普遍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复旦大学......后来，我发现上海大多数公司都这样，好的学历与海外经历也显得优势不那么大了，它一点也不稀缺。

刚来上海时，体验了一下 rooftopping。不过，我对现代城市景观并不太热情，更喜欢日常的街道。

除了写报道，我觉得三明治最棒的地方就是鼓励普通人写作。有一个叫“每日书”的服务，每月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在上面写自己的故事：台北的酒店小姐、有人为了观察当下社会搬去了北京皮村、东北的法院生活......这些故事不同于传统媒体一口气写好，而是每天几百字，在不同的人陪伴下完成。

第一次到上海，顺道去巨鹿路想去参观《萌芽》杂志，结果被保安拦住，理论了一番未果。今年，因为采访一个出了自己小说集的编辑，去了《收获》办公室。让人想不到，隔了一年多，这个保安还认识我。可能我是一个爱碰瓷的人，让他印象很深。

通过他们，我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不是媒体或者书本告诉我的，是我通过同他们交谈，有时是见面，有时是浏览他们朋友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让我印象很深，她移居了日本，写怎么一点点学日语，在家附近配餐中心找兼职工作，看起来她对日常生活保持着好奇和努力。这让我觉得人就算到了老年，也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以点击阅读这个故事《在日本打工，72岁的老人是我的顶头上司》。）

同李茜、三木森，在去年的混凝草音乐节。

比起武汉，

我们在上海都没什么钱用，

但我们都不后悔离开武汉。

在上海，我学会了自己做饭，用本地方式做红烧肉、梭子蟹。周末时在市中心街区乱晃，尝本帮菜、去没喝过的咖啡店，在 PSA、M50、余德耀美术馆看展览，有几次带来上海的朋友去 DADA。我一点异乡人的感觉也没有，只是，有次去寿宁街吃小龙虾，黄浦的街巷让我想起了汉口。

和朋友在天山公园野餐

空闲时，我偶尔会和李茜吃午饭，她之前也在武汉的另一家自媒体工作。那个时候她在“企鹅吃喝指南”工作（现在搬去了北京）。我们在上海时见面比在武汉还要多。

有一次，叁三来上海找我们玩。她曾经和我是同事，但那几天，我们都有些闷闷不乐的，叁三来上海面试，李茜在找新工作，我当时在赶一个选题。坦白说，比起武汉，我们在上海都没什么钱用，但我们都不后悔离开武汉。因为离开，往往是新的开始。

常德路静安寺

这一两年，我的好奇心也变得更强。我去了上海周边许多小地方，比如海盐、安吉、江阴，这些地方给了我许多新的地理认知与生活想象，比如，苏州有一个叫做金庭镇的地方，它是太湖深处的一个岛，当地人不讲吴语。我很好奇小镇上年轻人在做些什么。我再度去了香港、台湾、重庆，第一次去了京都、泉州、恩施、广东陆丰、云南建水等地，我并不是去旅游，我只是去散步。这些不断叠加的经历，让我感觉自己的观察力慢慢变得更好。

今年五月，和李茜、李天天在台湾呆了十天。我们来看张悬的演唱会。再次去台湾，我觉得这里的乡下要比城市更有意思。

春天去了海盐（余华的故乡）和湖州安吉。

假如我没有从武汉暂时搬到上海，我未必有这样的想法和行动力。现在很流行说逃离北上广，我觉得这有一种误导性，我见过很多有些天赋和想法的人，因为长期待在一个局限的地方，最终消沉了。

除了工作，大都市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些不是盖一个世界高楼能决定的，它关乎人群、历史、贸易、地缘、消费方式、经济结构。我觉得这会对年轻时的见识与今后选择，有很多影响。

上海隆昌公寓，过去这里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可以点击阅读赵景宜的文章《上海的“猪笼城寨”，有 250 个“白板”》）

日本设计师高田唯在m50展览。

比如，我现在住在娄山关路。在街上常见到互相鞠躬告别的职员，他们是日本人。时不时，能在居酒屋、超市、咖啡店碰到讲日语的人，深夜也能看到一脸醉意的中年人，从日式风情酒吧出来，被同伴扶着上出租车。这一带很多日企，他们聘请了许多台湾人做职员，因此经常能听到讲“国语”、拿竖体书的面孔，“这个软体怎么下载”、“松山机场”、“你太太在台北还好吧？”，上海有很丰富的多元文化场景。

我再次辞掉了工作，

有时觉得自己离武汉越来越远

前几个月，我辞掉了工作，尝试个人相对独立的写作。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奢侈的尝试，很难挣到什么钱，也不太稳定。过去，在北京面试时，很多人都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没有回答对方。其实我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现在越来越清晰：要一直拥抱与接近“智识”生活。

在初中时，看了余华的短篇小说、王小波写的《白银时代》《2015》等作品后，我就觉得写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不渴望用写作谋生，只是目前选了它当成职业，便很自然地关注写作的题材，工作方式也会有尝试变化。我现在喜欢阅读福柯、布朗肖、彼得·汉德克、詹姆斯·伍德、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他们也在影响我看问题、以及说话的方式。写作像任何兴趣一样，可以是终生且业余完成的活动。

我还会完成一些零碎的工作，比如参加市集卖旧书。最近，还和朋友杨倆只创立了一个小的文创品牌“chaosyoung"，试图以东亚都市年轻人的视角，对文化、艺术进行重新思考和解构。年底，我们计划推出几本出版物。

至于自由职业，才刚刚开始，进展马马虎虎，现在很难得出一个结论。不过在上海，更适合我现在的工作方式：能同一些编辑保持联系，发现更多适合写的选题。在我住的附近，有好几家咖啡店，还有免费的长宁区图书馆自习室。上海能买到飞往各地的廉价机票，与华东地区密集的高铁班次，让我能非常方便去其他地方看看。这好像是住在大城市但同时过一种“现代游牧生活”。

我常有一种想法，现在整体经济不行、就业收紧，是不是更应该启发年轻人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在今天，我觉得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它有一点不好，充满了许多限制和骗局。新闻不断传播有些人的“叫嚣”，很多事情变了，增长和崛起看起来是海市蜃楼。但任何局面都是有缝隙的，这是个人要考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