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同志大游行：阳光派和酷儿派之争 | 吴楠专栏

Original: 吴楠三明治

文章 | 吴楠

编辑 | 龚晗倩

这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参加同志大游行（同志：本文指男同性恋，下同），智翔记不清了。

他参加了去年的同志大游行，2017年5月，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宣布民法“禁止同性婚姻”违宪。那时他还对同性婚姻合法抱有希冀。今年10月26日的大游行临近，他已决定不再参加。

自2003年起，每年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台湾都会举办同志大游行。说是游行，更像嘉年华。这一天，不单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园都会举办同志游行，整个岛似乎都被彩虹旗覆盖了。每一次大游行，小摊小贩也好，大大小小的公司也好，都来凑热闹。对民众来讲，既好玩，又可以趁机赚一小笔。

捷运上进来一位清朝格格装扮的男同志。平日里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象。智翔知道对方是去参加同志大游行的。好玩的是，对方在造型上刻意强调了胸部，不知道在衣服里塞了什么，又大又高耸，加上这个男生块头很大，和电视剧里的格格完全不一样，倒像电动游戏里的某位人物。

有乘客看到“清朝格格”，小心地从他身边绕开，到别的车厢，似乎格格弄脏了捷运。其中一位走开的人穿着修身的白衬衫、西装裤，发型经过精心的打理，散发出香水味道。“这个人多半也是同志。”智翔心想，不禁皱起了眉，他曾经也是这样的打扮。

衬衫西裤的“香水男”和“清朝格格”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在智翔看来，是同志亚文化与时俱进衍生的“帮派”的交错：“阳光派”与“酷儿派”。

“阳光派”和“酷儿派”

说到阳光派和酷儿派的差别，智翔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迥异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

作为华裔地区，台湾、香港、大陆三者的男同志形象相互影响。最先在欧美流行起来的衬衫西裤形象，很快波及台湾和香港，大陆地区的男同志相对滞后。

在习惯于衬衫西裤的男同性恋群体眼中，穿紧身gay牌、穿五颜六色的，都过于女性化了。衬衫西裤看起来更加体面，代表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中产阶级阳光GAY”，这是男同志群体内部半开玩笑，对阳光派男同志的称呼。暗讽他们把异性恋男人的着装风格当作榜样。大众文化悄然规定了男人应该怎样打扮，这或许成了同志的形象模板。

很大一部分男同志则排斥向因性取向而处于社会上主导地位的异性恋男性看齐，凭什么由他们主导男同志的穿衣打扮和生活方式呢？

阳光派也排斥言谈举止女性化的男同志。很多人嘴上说不会对性别生出刻板印象，但见到男生留长发、戴耳钉还是会侧目。至于妖娆的动作，娘一些的声音和腔调，甚至嘻嘻哈哈互称姐妹的做派，阳光派更无法接受。

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人。同志的着装风格被悄然划分为两个“帮派”：一类是以异性恋男人为范本，喜欢衬衫西裤，举止阳刚的“阳光派”；一类是坚持同志就该与众不同，不介意女性化，坚持做自己的“酷儿派”。

最初“酷儿”在美国文化里属于脏话，专门用来侮辱同志群体。同志反其道行之，大方勇敢地拿来自称，既是嘲笑，也是反抗。五六十年来，当今台湾依旧有很大一批人固守着所谓的“正面形象”。

作为酷儿派的一员，智翔不懂，身为同性恋，已经和异性恋不同了，为什么还要按照异性恋的标准来掩饰内心需求？二者比较的话，恐怕阳光派更自我压抑一些，他们或多或少会担心穿女性化的衣着或奇装异服会被视为变态。

日常生活里，与阳光派不同，酷儿派喜欢打扮。A&F、Hollister、superdry等男装品牌都不是专为同志做设计的，但台湾同志穿起来，跟制服一样，平时上班通勤的撞衫概率很大，大家似乎不怎么介意。在同志潜规则里，穿这些牌子的人很大可能性会被认为是基佬。智翔喜欢一个大陆设计和生产的小众品牌HANSBENNY，字母大、鲜艳、紧身，还邀请了一些颇有名气的台湾同志做模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男装越来越“不经意”地被同志群体消化吸收，再“入侵”直男群体。智翔想到很多直男排斥同志，却要穿着经由同志穿着才火起来的品牌，有些好笑。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GAY”

摇晃中，智翔看到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手握多个巴掌大小的彩虹旗上了捷运。他忍不住微笑起来。

他在桃园的乡下长大，读高中时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男生，心里激荡了一阵子。2013年来台北读大学。大二时，智翔被学长叫去参加一个会议。

初识这位学长，智翔就判定他是同志。兰花指、捏细了嗓子讲话、脖子上系一条小丝巾、穿得有点像女生、喜欢拉着男生的手走路、称呼其他女性化的同志为姐妹……学长在学校里很吸引眼球，智翔却抗拒和他在一起。他当时信奉的是“就算喜欢男生，也不能把自己当做女生”。学长叫他去开会，智翔怕如果说不去，学长极有可能拧着身子扑上来，这样一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第一次会议，心不甘情不愿的智翔故意迟到。敲门进去，叠声道歉，引起满屋子的大笑，“这个小嫩熊真可爱啊！”教室里不到十个人，除了智翔，似乎都是彼此熟悉的“老”志愿者，共同点是或多或少都有些“娘”。先东拉西扯了一番，学长才开始安排筹备工作，智翔一直傻愣愣地呆在原地，大家口中的“快宣”、“外展”，都是什么鬼？

参加了八九次之后，才知晓会议的目的是商讨筹备同志大游行。看起来热闹得乱哄哄的大游行，每年三月就开始准备，写文案、做宣传、去同志酒吧和三温暖发安全套、和厂商拉赞助、协调暖场表演……几乎全由志愿者承担，智翔心里慢慢佩服起这位看起来娘娘的学长。

和女性化的同志接触久了，智翔逐渐发现，很多看起来我行我素的酷儿，工作起来满勤奋。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男生，平时说话细声细气，人也瘦，但每一次会议都参加。智翔一开始认为他真的很空闲，直到听说他下课以后熬夜写文宣，好多次累得流鼻血，智翔才重新修正自己对外形女性化同志的固化思维和偏见。

一天夜里，一群人会议结束后聚餐。喝到半酣，嘻嘻哈哈，尖声细气，你推我搡。隔壁桌几个三十多岁的职场上班族跨过椅子，挑了最瘦小的“姐妹”，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你以为你是美女吗，还戴丝巾！”众人拉扯撕打，店家出面才制止了这场混乱。

上班族骂骂咧咧地走了，留给智翔一个衬衫西裤的背影。

智翔和朋友们正安慰几位“姐妹”，有一位上班族折返回来，好脾气地道歉。

到了第二年的同志大游行筹备前，学长羞答答地带来他的男朋友，居然就是那位回来道歉的上班族。看到智翔目瞪口呆的样子，学长害羞地说，“我一直以为阳光派都是假的异性恋，自己是同性恋，还要歧视同性恋的那种。没想到也有这样真心的。”这是智翔第一次听说“阳光派”这个词。

2015年大学毕业，智翔整理物品，准备从台北回桃园的父母家。他发现，自己的衣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曾经的POLO衫、牛仔裤，变成了紧身T恤和短裤。

衬衫，是半透明的；牛仔裤，是带流苏的；短裤的颜色，是果绿和粉红。年近七十的父母和他吵了起来。“他们接受不了我穿得这么GAY。”智翔很无奈，“有些人就是天生的GAY，骨子里就带着酷儿的特质。就算逼着他穿上衬衫西裤，他也是娘娘的。”

被称为“渔场”的二二八公园某处

智翔买的捷运票是到二二八公园。来台北前，他通过网络了解到，“二二八公园”不仅是个历史事件，还是同志心中的“圣殿”。他从借来的一本书《去公司上班——新公园男同志的情欲空间》里，了解到男同志在二二八公园的经历。在网络还不普及、智能手机尚未出现的年代，夜幕降临后，很多同志来“新公园”寻觅心仪的对象。鼎盛时期，每晚像一个小型PARTY，同志的“GAY达”噼啪作响。

智翔还记得第一次踏进面积不大的二二八公园。二十几年变化不大，似乎还能嗅得出白先勇先生以此地为原型写的《孽子》。这个承载着几代同志情结的公园，是每个大城市都会有的男同性恋聚集地的缩影。

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孽子”一代年纪在五六十岁，甚至更大些，基本上都结婚生子。智翔

接触的男同志不过45岁。四十多岁台湾同志的境况要好很多，至少不用被逼着结婚，或者假结婚化解世俗压力。

去年，智翔在广州做交换生，了解到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同志被迫选择婚姻的比例很高。“现在大陆有些二十多岁的男同性恋也想结婚。”朋友告诉智翔，“应该是同志恋情与异性恋情相比，缺乏法律的保护，太不稳定也太辛苦的缘故。”朋友的语气里透漏出羡慕：台湾要通过同性婚姻了。男同志在性少数群体之间算是相对高调的，台北同志的状态越来越舒服了，其中被世俗评价的种种，只有台湾同志自己才知晓。

一走出捷运站，智翔就感受到台北正午的热气。他不担心几个小时后的游行——通常游行公告时间是下午一点，正式开始是两点多——他即将换上的服装不会闷热。

他听说服饰夸张、穿戴耗时的同志都会在二二八公园这个约定俗成的地方换衣服，戴假发，相互帮着遮挡穿上十六七世纪法国贵妇的超大裙子，或是美国黑人女郎的紧身闪亮连衣裙。

二二八公园某处被称为“渔场”。所谓渔场，不是台湾独有。一般在公园里某一个特定的位置，是男同志群体心知肚明的“觅食地”，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APP应用的普及与丰富，同志酒吧等更加安全或私密的同志约会场合在台北也越来越常见，来“渔场”的同志几乎绝迹。

智翔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来得晚了，他没有看到变装皇后们。阳光下的“渔场”失去了神秘的面纱，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公园一角。

反倒是走出二二八公园，五六位变装皇后盛装出现在日光下的街头。连普通路人也意识到，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开始了。

从二二八公园走到总统府，大概十分钟路程。每年的游行路线是由组织者提前半年向政府申请获批的。但总统府、二二八公园、林森北路，这几个是同志文化的地标，同志游行的线路一定要走到。林森北路很久以前是红灯区，现在虽被取缔，但性的意味依然残存，特别是略微年长的民众，心知肚明“林森北路”这四个字的隐含意思。总统府前面有比较大的广场，可以搭建舞台，作为游行前暖场的表演场地。作为台湾的长官办公地，这里也是台北最醒目的地点，多年来同志游行都选择总统府作为集合地和出发地。

丁字裤和乌龟甲

来台北参加大游行前，智翔试着和父母解释同性婚姻。2017年台湾地区通过“释宪”的方式保障台湾“婚姻自由平等权”并给予两年时限。父亲刚干完农活，一身的汗，不耐烦地说，“两个男的结婚？现在的人都疯掉。”

为了这件事，智翔还跑去找昔日的学长，想听听他怎么说。没想到，学长感染了HIV病毒，连申请的国外留学也被拒绝。无所畏惧的学长，一夜之后，干脆利落地消失了。

智翔一边唏嘘一边往公共储物柜的方向走。

他开始脱裤子。他设计的着装很清凉：丁字裤和乌龟甲。丁字裤出门前就穿好了。但乌龟甲一个人弄不出来。暖场节目开始时，朋友才跑过来帮忙。

朋友从智翔手里接过一把粗粗的、白色的麻花绳，在智翔赤裸的上身绑出龟壳一样的纹路。

智翔有自己的小心思。他身材不算健壮。台湾同志多喜欢健身。身材好加上脸蛋好，才是圈内“天菜”。如果不绑乌龟甲，赘肉多。参加同志游行却不吸引人，就不好玩了。用绳子又勒又捆又绑后，胸肌、腹肌统统鼓出来，看起来有点模样，再加上太阳晒得汗水淋淋、光灿灿的，“卖相”不错。

对同志群体来说，在游行中振臂高呼的平权口号只是一小方面，服装打扮更受重视。为什么变装皇后那样吸引人？不仅因为打扮大胆，还因为刻意强调了女性的性意味，浓重的眼影和红唇，夸张的胸部和胯部，色彩斑斓的裙子，无不彰显了隐藏的性。智翔选择的丁字裤和乌龟甲，意味着性虐待中的捆绑。路人看的是同志大游行的热闹，同志群体却品味出意“性”盎然。

然而智翔这一身，也会被一部分同志排斥。他们认为这样的装扮是在丑化同志。前一年游行，智翔将男士西装袜用袜带袜夹系到小腿，搭配皮短裤，黑领结，上身和大腿赤裸。无论丁字裤乌龟甲，还是黑袜皮裤，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源起的同志形象，将欲说还羞、充满想象的性通过SM的形象无声地展示出某一个侧面。

为了亮相，智翔提前四个月留胡子。那正是台湾最热的三个月，他每天仔细地洗胡子，不然会长很多痘痘。虽然麻烦，他自得其乐。

留胡子对男生、特别是同志来说，夸大了性的特征，和“同志制服品牌”一样，是一种身份标志。

智翔个子不高，肉肉壮壮，属于“熊”一类。按照体态，男同志把男生分为熊（身材壮壮的）、狒狒（身材适中偏壮）、猴子（很瘦的）、猪（很胖的）。熊不但要有肉，还要有眯眯眼、圆脸、肉肉的嘴巴，以及络腮胡。同志亚文化中，交往或约会对象的外形方面，条件是相对明晰和公开的。不要说同志是视觉动物，这个世界上有不是视觉动物的人类吗？

大游行

智翔开始找“熊队”。

朋友不打算下场游行。他和很多同志一样，站在路人中看热闹。智翔很奇怪，“你们几年前不是还蛮热衷这些的吗？”

2015年，智翔去GAY吧认识了这群朋友。当时的GAY吧里，以衬衫西装为代表的阳光派和穿着更大胆的酷儿派已经泾渭分明。或许大陆还没有这样明显的划分，同志文化在男同性恋群体的着装上的差别也没有如此楚江汉界。在台北，如果酷儿派的男生去找阳光派的男生，会被自己那一群朋友取笑。反之也是如此。这两派好像是同志文化圈中的两个“宗教”。

智翔终于挤进了熊队。熊队里的男人们虽然穿的不一样，外形还算整齐划一：长短不一的胡须、肉肉的身材。

开路车缓慢地移动，暖场演出喧嚣热闹。街道两边的路人和游客停下脚步，看着庞大的宛如彩色毛毛虫的游行队伍。

智翔最开心的是路人给他拍照，这是对他的一种肯定。他几乎不喊口号或举标语。难道还要给丁字裤和乌龟甲做一个说明，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性爱方式的一种？平权更是要社会接受才行，台北同志大游行不再单纯地对欧美同志骄傲活动模仿。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各个社团组织的工作人员。有看点的队伍都在后面，变装皇后啊，熊队啊，彩虹旗啊，越敢穿越有看点。大家嘻嘻哈哈，不会把游行当政治任务。甚至很多同志把游行当相亲大会，来找天菜。

异性恋也能融入游行队伍中。有一家四口，爸爸抱着小孩子，妈妈推着婴儿车，有说有笑地走在队伍中。

最前面又高又壮、假发和服饰极为夸张的变装皇后开始旋转，举高双手，跳起舞来，身后的十几个皇后跟随着翩翩起舞。围观的路人大声叫好。几位阳光男回过头来，鄙视地看着这些像牡丹花一样盛开的变装皇后们。一个西裤衬衫男似乎也想扭动几下，却被同行的几个人用凶巴巴的目光硬生生制止了。

有人挥手招呼智翔合影，他小跑着过去。对方开玩笑地说，“你好大哦！”智翔也笑着回一句玩笑。穿成这样，当然不怕看。

最近五六年的游行，像台湾政坛的蓝绿两派一样，对同志群体来说，也蕴含着两派的斗争，就算是花车、标语、旗帜，这些看起来不同队伍都有的“标配”，并不能掩盖同志群体内部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是外形上的差别，更是对同志平权理念的区分：阳光派更希望通过异性恋认可的外形打扮来温和平权，酷儿派多少带着一些横空出世的莽撞气息。

这两派的出现是不是同志亚文化内部的竞争结果或者进化结果？两派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人人都想自由。智翔边走边想。

“愿上帝宽恕你们！”路边三四位基督教人士叫喊道。不仅游行的同志们，连路人也好奇地打量他们，没有人禁止他们的行为。同志大游行的日子，就是展示不同理念的日子，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力。阳光派面对这样的话语，选择了沉默，板着脸，表情或凝重或低落地走了过去。基督教人士见状，从背包里掏出准备好的教义手册，散发给路人。两位变装皇后走过去，双方隔着一段距离，大声地据理力争。智翔没有停下脚步。

智翔打量路人，大部分人是兴奋的，偶尔有人指着队伍中某位同志的装扮评头论足。智翔看着身边的熊队伙伴，以及前面的变装皇后，大家都完全不在意。很多时候，游行的同志也在欣赏路人，他们会猜测某位路人是不是同志，遇到喜欢的类型也会盯着多看几眼，甚至笑着挥手。

下午五点多，大部分队伍回到总统府前面的广场。朋友穿过人群，挤到智翔身旁，两人打算找地方换衣服。

“你觉得今年的游行怎么样？”智翔虽然疲倦，但还是很兴奋。

没想到，朋友有些兴味寡然地说，“现在的同志大游行里面两个‘帮派’的争议太多，还不如安心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知道自己是哪一派就好了。”

智翔听完，心里有点难过。朋友说的并没有错。作为普通的男同志，穿着只是一种喜好。但随着平权运动的进程深化，从大众接纳同志的存在，到同志娱乐场所喷薄而出，再到同志书籍专门的出版社产生，以及同志婚姻提到法律修改日程，同志亚文化的显性化态势，衣着已是最浅显也最直白的态度表达方式。

同志群体内部的平权理念有着巨大的差距，阳光派希望以接近异性恋的形象逐步换取异性恋者的接纳，酷儿派则希望让异性恋更加明了同性恋是一种与己不同的客观存在。阳光派与酷儿派都是为了同志平权运动，只是选择的道路不同。倘若要先判断出孰优孰劣，似乎不如合力平权的效果更好。身处其中，有一部分同志无法接受群体内部的互相歧视、互不接纳，纷纷保持中立。

如果说同志是一种由性取向划分出来的文化国度，阳光派和酷儿派的相互排斥，造成了群体内部不和谐的氛围。就连看起来热闹如同往年的台湾同志大游行，也逐渐受到一部分在两派中间保持中立态度的同志的漠视。

2018年初，由“下一代幸福联盟”等团体提出的公投案，旨在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公投，通过了台湾“中选会”的审查，即推翻了之前的大法官释宪的“成果”，极有可能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打为乌有。

智翔更想做的，不是参与今年的游行，而是为即将到来的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公投做些什么。毕竟，这是具有标志性的的同志平权。面对这样的大考，他想，阳光派和酷儿派该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