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美莲：一个被历史洪流推着老去的女人 | 三明治

Original 袁洁三明治

我们如何对待曾经被历史碾碎了身心的亲爱的上一代？

——龙应台

美莲的脾气很坏。她布满老人斑的双颊垂下来，眼睛瞪得大大的，盘腿坐在床上，佝着背，用肿得变形的右手托住下巴，气呼呼地拒绝上医院，眼白甩向床边的儿子女儿：“我知道，你们就盼着我早死。”

她全身都痛，已经几宿没合眼。因肾积水，脸上、手、脚、身体起了大大小小的肿块，躺疼了坐起来，坐疼了躺下去。她的双脚都植入钢板，多年未独立行走的腿已萎缩。

2019年春节，美莲的第8个本命年刚刚到来。我们希望美莲能活到100岁，一百就圆满了。

至于美莲的痛，没有人能帮她分担。

零

烧了50分钟，那得多痛啊。

我盯着电子显示屏，看8号炉的美莲“状态”从“正在火化”跳转为“火化完成”。

棺材里那个恬静的遗体变成工作台上的一堆白骨。假牙和两块夹在腿部的钢板被夹出来丢到一边，其余的骨头分拣后依次放进铺着红绸布的厚重的白瓷骨灰盒中。

不痛了吧，美莲？

2019年清明，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暖洋洋，殡仪馆的草木苍翠欲滴，红嘴蓝雀叽喳鸣叫。美莲是再也看不到了，不对，也许更早一些，十几年前，从美莲卧床，除了去医院再也无法出门开始，亮堂堂闹哄哄的外部世界就与她无关了。

一个披麻戴孝的男孩在哭泣，嘴里喊着“妈妈”，那是另一场死亡。撕裂的惨痛。这边，美莲的孩子们，我父亲、大伯、叔叔、姑姑皆已两鬓斑白，乘公交用上了“老人卡”。他们和来人寒暄着，泡茶，请吃糖。除了告别仪式和转移遗体那一会儿，没有哭声。吊唁的人说，是喜丧。

美莲只剩一个数字：享年95岁。

诚然，从这个数字看，命运待她不薄，颐享天年，寿终正寝。在当天殡仪馆的逝者中也算是高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抱怨病痛的美莲，那个对嘈杂声皱起眉头的美莲终究是再也没有了。我所遗憾的，还是这十多年来，我自己经历了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美莲始终是那道背景墙，隔两三个月去看一次，有时间就多聊几句，没时间就当例行公事。成年以后，我与美莲之间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的生命意义上的交流。属于美莲的那块背景墙的主题是“老人”和“奶奶”，内容是“卧床”“病”和“痛”，它空落落地张着嘴，隔开了我和美莲。

壹

我想从找回美莲姑娘开始。生命的黄金年月，那个几乎被人遗忘、活泼泼爱美爱自由的美莲姑娘。

1932年夏天，9岁的美莲来到了那所建在松涛山上的学校。她留着短发，外表腼腆，内心却是活泼泼的，对什么都充满好奇，也容易被逗笑。这所学校始建于嘉庆年间，前身是松涛学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校舍略陈旧，屋顶檐廊均为旧时式样。她也许会喜欢教室靠窗的位置，院子里巨大的松树临窗而立，早晚松涛如歌。美莲开了蒙昧，与同学老师齐念：“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她也喜欢课本里那个开窗远眺的孩子：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

三十多年后，美莲在据此不过五十公里的山头村劳动改造，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帮助村民排演革命歌曲。村里没有风琴，只能用手打着节拍，她喜欢音乐，即使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的歌曲也唱得人胸腔快快乐乐的。她在自述材料里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对田间劳动的畏难情绪，却不能抑制内心里对音符更天然的亲近。山头村山高路远，仰望过去，除了山还是山。夜深人静侧耳倾听，把耳朵听疼了也只有呼呼的风声，美莲有些泄气，童年时如歌的松涛是再也听不见啦。

美莲刚毕业（前排右一）

松涛小学是美莲求学的起点，也是她编年史的起点。1945年2月，22岁的美莲姑娘从省立龙岩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真正走上讲台的地方就是母校松涛小学，往后的几十年，她辗转龙岩、德化、厦门，先后在九所小学任教。

1941年，山间小学里生涩的孩童美莲已经长成大姑娘，这一年，已失学三年的她作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要重新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父亲染重疾，家中贫困，免费的师范生无疑是求学的最好选择。9月，她顺利考入福建省立龙岩师范学校本科第八届（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学校，省立的可设完全科和简易科，完全科为本科）。读师范的四年间，她经历了父亲的病和死亡，以及母亲因生活所迫的改嫁，但心高气傲的美莲姑娘已经把视野和抱负放到了这个家庭以外。

在1946年元旦编制的毕业同学录上，美莲的留言是：“我们不但要能做事、能吃苦，还要能找事做、找苦吃，一切都抱着牺牲，以教育为前提，才能应付时代的潮流。”我初翻看到这里，有点不以为然。美莲姑娘意气风发，对人生之艰难命运之无常显然缺乏准备。我更喜欢同学陈振业的那句：“我极高兴做一个矛盾的人，爱冷静，也爱热闹，爱闲逸，也爱刺激，我以为人生需要快乐，也需要苦痛，需要和平，也需要斗争。”这个陈振业，想来是班级的活跃分子，近半个世纪后，他是老同学聚会热心的联络人。

贰

1946年开春的时候，美莲姑娘入职曹莲乡西南中心小学，成为正式教员，不再是代课或实习老师。学校当时有八名教员，新上任的校长很年轻，梳着大背头，眼窝深陷，表情总是严肃，目光炯炯，能看得人无处遁形。

国英比美莲早来了大概一个月，却是“空降”的校长。他不到30岁，履历表上当“校长”的时间比当教员还长。国英的口才极好，是典型的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青年，头发一向梳得整整齐齐，长袍马褂是不穿的，无论白衬衫、西服还是中山装总要扣齐扣子。国英喜欢找美莲说话，看她笑起来像清甜的柑橘。他谈文学也谈政治，对国共两党的对峙有自己的见解，美莲姑娘听到政治话题，常常暗自哈欠连天。但国英的话对她又有独特的吸引力，仿佛开拓了内心里一些新的疆域。

冬天，美莲姑娘与国英成婚（此时国英已平调至另一所学校）。美莲穿上白色的婚纱和浅色皮鞋，她没有为婚礼蓄起长发，而是精心烫了个时髦的卷发，长长的头纱披将下来，怀里抱着一束玫瑰花。国英一身合体的西服，衬得比以往更神气。西式婚礼在当时自由恋爱的青年中十分流行，婚礼虽然简单，但证婚人、花童、各项流程一个不少。他们的同事朋友参加了婚礼，双方的父母皆未到场。

美莲和国英结婚

父母的缺席，大概意味着两个年轻人的自由结合当时并未受到两个家庭的接纳。许多年以后，美莲会说，他们结婚是登报的。在没有完备婚姻登记制度的民国，登报声明是新派人的做法，既是通告也是宣誓。我仿佛听见美莲轻描淡写的陈述里有当年那个美莲姑娘掷地有声的倔强和勇气。

那么美莲这一生，共有两次登报。一次是和国英结婚，一次是自己的讣告。

她的婚讯我没见过，讣告却是看了好久：由黑色边框框起，近三分之二的部分挤满“子、媳、女、婿”等字样，许多名字整齐地排列起来，仿佛列队簇拥起一个慈祥的长者。只是沉重的黑体字间丝毫找不到美莲姑娘的影子。我有两个孩子，有时也带去看美莲阿祖。每次去，平日里卧床的美莲，总是费力地坐起来，佝着背，看着孩子笑，逗他们，夸他们聪明，给他们盒装牛奶和山楂片。那时候，我从未想过找一找美莲姑娘，和她拉拉手，分享初为人母的喜悦。

美莲和国英的第一个孩子——我大伯在婚后第二年5月出生了。美莲姑娘初当母亲，连走路都哼起歌。孩子刚刚满月，就拉上国英去相馆拍照留念。她穿碎花改良旗袍，齐肩发向后拢起，抱孩子的姿势很标准，也有些生硬，国英反手站在母子身后，神情和蔼又严肃。4月间，国民政府的法币连着几轮大幅贬值，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眼下坊间传言又日渐多起来。再过不到半年，共产党的“三大战役”就将打响。

叁

那一学期结束，国英就辞了职，带母子俩往东南去。美莲是山区长大的孩子，没有见过大海，以前看过在国外拿了大奖的电影《渔光曲》，会哼唱那首主题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国英带她往沿海地带去，她也高兴，即使离开了故乡安定熟悉的环境，但开拓新生活，见识新的风景何尝不是更好的人生呢？更重要的是，有国英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8月，他们到了德化县浔中镇，在镇中心国小重新谋得教职。国英先入职，孩子还不到百天，美莲也上班去了。浔中镇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有宋代的寺庙，元代的桥，清代的石塔，国英和美莲大概会利用休息日逐个探访。这对新来的夫妻和同事相处融洽，学期结束时专门拍了一张合影留念，美莲把孩子抱得高高的，在所有人里笑容最灿烂，那时候她已经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1949年1月美莲（后排右二）和国英与浔中国小同仁合影

新学期，美莲转入距浔中国小不远的私立育英小学，这是一所清代由牧师办起的女校，校园整齐爽朗。三年后，美莲先后任职的这两所学校被新政府合并为县实验小学。

1949年夏天，解放军进入省城福州的消息传来，隔几天，又是泉州解放……国英一边照顾刚刚产下我大姑姑的美莲，一边密切关注前方的消息。战乱中许多学校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迫停课，美莲和国英也失了工作。为躲避战火，他狠了狠心，带着刚出月子的美莲和年幼的子女继续南下。进入9月，夜晚渐渐起了凉意，一家人经济拮据，连个像样的住所都没有，一路颠沛流离，不知未来在哪里、家在哪里。个人命运于历史的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

10月，从北京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此时大半个福建已解放，美莲一家进入南端的厦门。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见证了17日厦门解放那一天，是否听见了从海边传来的“轰轰”炮火声，看见那天中午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中山路。总之，他们抵达一个陌生的城市，看到了一种亢奋之后百废待兴的景象。为了生计，夫妻俩沿路摆摊做起了小买卖——这无疑是一场失败的商业实验，半个多世纪以后美莲回想起来还净是冷眼和局促。

国家改头换面了，政局暂时稳定下来，很快他们通过考试顺利成为私立粤侨小学教员，国英还兼任总务主任。生活，总算该换一种面貌了。

然而也不全是。共产党打了胜仗，国民党去了台湾，厦门作为对台作战的前线一直处于战备状态，特别是1954年秋国共两军轰隆隆地在厦门上空炸开了无数枚炸弹，各式战机哒哒哒地在头顶盘旋。只要防空警报一响起，美莲就条件反射地拉起孩子（自己的或不是自己的）随人潮涌进防空洞。

防空洞美莲是熟悉的。我想想历史教科书现代史里的那些重要节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美莲8岁，1937年“七七事变”美莲14岁，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莲17岁，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美莲22岁，以上贯穿她的求学生涯；1946年-1950年解放战争，她从23到27岁，参加工作，结婚生子。

因此美莲和国英，依然认为建国后的那几年是人生中的幸福时光，因为他们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家。从27岁到32岁间，美莲又生了四个孩子。国英从1951年起被另一所私立小学聘请为校长，美莲也转入公办的渔民小学。国英给当地的《江声报》、广播电台写稿，也在一些期刊发表诸如《信陵君“仁而下士”的商榷》之类小论文，时不时有稿费单寄过来补贴家用。在他的带动下，美莲也尝试往报社投稿，1953年11月，她在报上发表了“豆腐块”《找改正帮助方法》。

肆

假如美莲知道，和国英举案齐眉的日子到1957年底就戛然而止，还会愿意接连地生儿育女吗？不，再往前推，她会选择这样一个喜爱辩理甚至不计后果的国英来作为终生伴侣吗？如果个人能够预测历史，当初的选择是否一定会有所不同？

国英被捕，我猜想和1957年春夏的“大鸣大放”有关。他曾写信给市政府要求治理黄色书摊，给《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部写信较真“新说”一词的用法。这样一个国英，在被要求“鸣放”的时候不可能一言不发，也许还洋洋洒洒有条有理地写成了意见书。

1957年冬天，照例是晴朗的一天。国英在讲台上上课。他当校长，也坚持亲自授课，只有直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面庞，方觉得无愧当初入师范时的誓词：献身教育事业。教室里突然冒出来的警察也许让他猝不及防，也可能是早有预感。从8月“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储安平被抓到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标准的文件出台，国英心里的忧虑与日俱增。在孩子们疑惑的目光中，他被粗暴地带走了。国英大概想不到，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在十年后当了红卫兵，成为另一批从讲台上拉走老师的人。

在美莲的遗物中，国英的逮捕令、摘帽证明、选民证、病危电报、死亡通知统统被夹在一本1972年出版的16开大小的《手风琴演奏法》中。美莲把一生中最大的痛苦藏进一本书里，也许直至去世都不再翻起。如今我翻开这本《演奏法》，内心都是颤抖的，更无从想象美莲姑娘一个人如何承受这一切。

她真的只有一个人。娘家远在龙岩，且只有老母和少不更事的弟弟，妹妹已出嫁，何况自从美莲离家求学，彼此并不交心；至于夫家，结婚以来几无往来，更是不亲近。孩子们，最大的不到10岁，最小的刚刚2岁。同事们，反右整风运动让人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

美莲的母亲和妹妹、弟弟

1957年平安夜那一天，美莲收到了公安局和法院发给家属的被捕通知：“案犯袁国英犯有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叁年。”国英先是羁押在厦门市公安局看守所，后押往闽西监狱的前身龙岩青草盂农场，归属“第五劳动管教队”。

国英入狱不到一年，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劳改犯的粮食配给一减再减，完全不足以支撑沉重的体力活。国英眼看着一起干活的劳改犯一个个饿病了、累倒了，甚至投向死亡。他不为所动，也绝不做偷、抢、磨洋工之类的事，美莲和孩子们是他心底的信念，他必须争取表现，当积极分子，以期重获自由。1961年，国英如期“摘帽”，重获选民资格。

我一度想不通刑满后国英为什么没有回到美莲和孩子们身边。追问美莲，却得不到答案。她不愿提国英，我也不忍再问，便妄自推测国英是出于政治局势的判断求自保而留队就业。直到读到《夹边沟记事》才被“打通经脉”：劳改期满后，从城市来的劳改分子不能返城必须留队就业。要自由，倒也有捷径：娶当地姑娘，落个农村户口。书中说到某农场，竟有50多名就业大学生光棍，为一个当地公社的瘸子姑娘争风吃醋。

国英显然不能“再婚”，因此他的帽子即使摘掉了，恢复自由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离开警戒线必须请假，否则以逃跑论处。1965年，已从农场调到煤矿的国英请了一个十四天的“长假”回厦门探亲。长年的强制劳动已严重拖垮身体，他苍老、瘦削，也许这就是他和美莲、孩子们在家中共享天伦的最后时光。

倘若国英能熬到1978年落实政策，那么美莲就能苦尽甘来。但二十年太漫长，他只坚持了一半就走了。

伍

1991年美莲带我参加同学聚会。那是一场时隔半个世纪的聚会，宴席正酣之际，我看到身边一个台湾返乡的老绅士口吐白沫悄然无息地倒在地毯上。记忆的最后是老绅士被直挺挺地抬到隔壁房间的一块木板上。年幼的我一直深信那是一场死亡，又疑惑于死亡之不隆重。回家的路上美莲没有提过，照例问我吃饱了没有，玩得好不好等等，我等她开口，直到爬上床呼呼大睡也没等到。

那么美莲究竟是如何看待死亡的？那时候我以为，人活到那么老的时候大概就什么都不害怕了。“什么”里面，当然包括死亡。

1967年2月龙岩拍来电报：国英病危速来。7月10日，又发一封：国英于凌晨病亡拟于十一日上午敛葬速来。两个“速来”，美莲都没有去。如果人生中有所谓“至暗时刻”，这一定就是美莲的至暗时刻。刚出校门与好友留影时扬起脸庞的美莲姑娘、嫁作新妇与丈夫合影时溢满笑意的美莲姑娘在这一刻一起死掉了，此生再没机会复活。

电报信封照例整齐印刷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文化大革命已在上一年度爆发，并异常迅猛地在全国掀起暴乱。美莲所在的学校，校长被揪出来批斗，工宣队进驻接管，老同事往往今天还在讲台上讲课，第二天就被戴了高帽游街驱去扫厕所。红卫兵抄家、打人、砸物。美莲没有去，想必是为了膝下的六个子女，是出于政治局势的理性考量，而不去比去，更难捱过痛苦。她嘱咐在龙岩的弟弟去煤矿料理国英的后事，于是国英被埋进了老家后山的一个土坡里，从此天人两隔，直至美莲去世，依然彼此分离。

杨葵写父亲时说：“这代人从年轻时开始，命运中变数太多，来者全都猝不及防……很多时候来不及考虑，更不容选择，可如此一来就是一辈子。”比“五四”小两岁、深受新文化影响的国英就这样走完他的一生，走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浩劫在这片土地上拉开序幕，这些，都只能留给美莲一个人面对了。

美莲80岁后就几乎足不出户，2013、2014年两次在家摔倒左右脚先后骨折，做了手术置入钢板后更是常年卧床。近来我时常想，美莲卧床的十多年，都想些什么呢？她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有一扇大窗户的卧室床上，床的四周堆满大包小包大盒小盒，取什么东西唾手可得。空落落的时间里，虽有儿女孙辈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更多的时间，还是美莲与自己的独处。

她想过死亡吗？

一定想过吧。我35岁的这一年，慌慌张张地拔掉了三根白发，才知道“老”和“死”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可以自然接受的事实。在某些时候，譬如课间看一群少年人穿着合体的校服嬉笑，酒吧里听一个青年人拨弄琴弦唱宋冬野的“董小姐”，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了歌唱爱情的年纪，再也无法靠上“年轻人”的身份，中年人的感伤便不可遏制地蔓延上来。

人老了就能什么都不怕吗？当然不是，接受“生老病死”和“成长的烦恼”一样必有一个乱糟糟的过程。美莲姑娘的35岁，正是国英入狱的第一年，往后的十年，在她无暇顾及的时候，“老”和“病”潜进了她的身体和灵魂。照片里的美莲，往昔的灵气和傲气悄然隐匿，齐肩的波浪卷儿没有了，规规矩矩的齐耳短发下一张迟滞的脸。下课了她和其他人闲聊，常会不自觉把话题导向身体的病痛、生活的艰难，人们觉得无趣，便岔开话题跑掉啦。

陆

软管和电线从美莲身体里牵出来，床头上方挂着生命体征监测仪，不时发出“嘀嘀嘟嘟”的声音，我假装看得懂小屏幕上那些起起伏伏的线和不断变化的数字，就如同我假装很了解挂吊瓶的架子上那张白底黑字的牌子：鲍曼不动杆菌。

在我的记忆里，美莲的病和痛几乎成了她本身的组成部分，这让我形成一种错觉，以为这次能像以往大大小小的病危一样安然度过，好好地回家去。

美莲的身体在国英走后一落千丈，她在1971年的自述材料中提到患有严重的肝病。上一年三月，美莲作为下放干部换乘火车、汽车、农用车辗转来到山沟里的江山公社山头大队。早在1969年春天，她的二儿子——我父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龙岩永定农村下乡。很快，我那曾经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大伯以及大姑姑也到龙岩武平插队，再加上更早一些被美莲的母亲带回老家抚养的我二姑、小姑和叔叔，美莲和孩子们竟神奇地共同回到血脉的起点龙岩，只是天各一方。1972年春节，一家人在龙岩拍了第一张没有国英的全家福。

1972年春节全家福

被施以镇静剂的美莲躺在ICU病床上那么安静、乖巧，她不再发脾气，也无法张嘴喊痛。我拿不准她那望向我的眼睛里是否真的看见了我，尴尬地扭头盯住监测仪的小屏幕。记得爱丽丝·门罗在小说里对这块小屏幕评论道：“如此密切地关注心脏——实际上是把本来非常隐秘的活动夸张地显示出来——无异于自找麻烦。凡事一旦如此暴露，就会愈演愈烈，以至于最终失控。”

文革时，本不应该共有的思想受到密切关注。美莲历来对政治无感，也看不懂眼下的局势，只知道以自己的身份，除了卑微行事，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别无他选。下放大队后，美莲一介党外人士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成立新党支部大会跑前跑后。有几次我大姑姑请假从武平来，也帮着美莲一起研究歌曲和节目，组织村民排演革命文艺节目。一年后美莲调到村小教书，晚上上政治夜校，“农忙假”下地劳动，参与“双抢”（抢收抢种）宣传。而我父亲，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在七八十公里外另一个山坳里，孤独的身影埋没在山区夜晚零星的灯火中，有时候是累得直挺挺睡着了，有时候则起身面朝屋外抽起烟。大约还要过上几年，他自己经历申请加入共青团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受挫的事，才能渐渐明白美莲所不愿意对孩子们说明的：有一个前“反革命分子”父亲意味着什么。

1972年底，来自龙岩县西陂公社革委会政治处的一纸通知送到张白土小学村小办公桌上，告知速办理邱美莲老师“一切离职手续”，组织另有安排——美莲可以返城了。

1973年春节，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告，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祖国同胞和国民党官兵与全国人民欢度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于2月3日、5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这个特别的春节刚过，美莲兴高采烈地到新学校七二七小学报道。这所学校非常独特，它设在南普陀寺内西侧的养正院里，文革期间严禁烧香礼佛，寺庙冷清下来，僧人也走了不少，校舍便直接利用起闲置古庙，例如在大雄宝殿外的石板埕上做广播体操，在天王殿内听忆苦思甜小型报告。

回到厦门，美莲已没有住处，借宿在学校简陋的会议室旁一间更简陋的小屋：地板是疙疙瘩瘩的土坯，外面下雨，屋里便摆上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接水。后来几个子女先后返厦，也挤进这间小屋，不够睡了，便将教师办公室的几块办公桌拼接起来当床，白天再恢复原状。美莲退休后，因长期借宿学校便当起传达室收发员。直到1979年分配公房，才得到一套两居室。隔壁会议室有一架脚踏风琴，那几年里，伴着不远处寺庙的暮鼓晨钟，美莲兴起时会奏上一曲。

柒

经过抽水和透析，美莲脸上、身上的肿块消失了，整个人变得格外干瘪，双颊凹下去，眼睛大大地睁着。护士热心地说，你可以跟她说话呀，她听得到的。我只好局促地探身道，阿嬷，你还好吗？听见医生说的了吗？你自己要坚持啊，不要丧失信心。完了便缄默起来。和美莲说什么好呢？我竟不知道单独、单向地对美莲说话该说些什么。

美莲去世后，我从她的遗物里翻出一封1962年的公安局来信，内容是表扬父亲拾到一支钢笔即送派出所，是“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好学生”。这封信拿给我父亲看，他端详了许久说：“我都忘了这件事，想不到她还收着。”末了又叹道：“想来以前与你奶奶沟通还是太少。”那年他11岁，这年他已68岁。六个子女每周按日轮班照顾美莲的模式已开启近十年，父亲每周至少有两个白天单独陪在美莲身边，即便如此，他们的沟通还是太少。人往往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之间最不善于表达感情，正如龙应台在写给美君的书里说：“邻人送来一篮黄瓜，我们都还坚持要以萝卜装篮回报，这些送给我们‘人生’的女人，我们拿什么装进篮子呢？”

美莲自己回城后，也把龙岩寄养的儿子女儿带回来，一个母亲所剩的心病是下乡当知青的三个子女迟迟无法返城。1975年5月、6月她两次写信给武平县革委会，争取子女招工返城，得到一封毫无价值的官腔回信。1976年我大伯得益于兄妹俩在同一大队享特殊照顾的政策回厦门当搬运工人，1978年春美莲临近退休，又申请将二儿子调回“补员”（顶职返城）。同年12月，在知青返城大潮开启之时，唯一还留在农村的大女儿终于也落户回城。

一晃十年，美莲和子女们终于熬到了回家团聚的时刻。他们努力适应新时代新环境，无暇仔细琢磨一场庞大运动对个人命运的彻底改变。

我出生后一直和美莲住在一起，可以说由美莲一手带大，记得她拿手的蛋羹和炒肉松。仔细回想起来，美莲与我也并非完全没有如“闺蜜”般亲密的时刻。1999年厦门足球队获得甲B联赛冠军，那个赛季里，76岁的美莲成为忠实拥趸，对球队的教练、队员、外援等如数家珍。美莲成为足球迷大概是受了我的影响，1998年世界杯我开始看球，一度霸占了家里的电视。那几年，美莲十分热衷与我讨论厦门队的情况——即使我已渐渐不关注国内联赛——直到2008年厦门队解散她还感叹了好久。

美莲也是全家唯一一个和我一样会熬夜起来看比赛的人。她历来喜欢体育，排球和乒乓球是她最爱的项目。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81岁的美莲坚持起来看直播。医生说，看比赛容易激动，年纪大心脏不好的最好不看。美莲任性，还是看。直到两三年前视力和精神彻底不行了才渐渐放弃。

美莲还爱吃甜。我们送过去的纯牛奶，她嫌淡不爱，指明要可乐。无论医学上多大忌讳，美莲最爱的还是可乐，床头桌经常摆上几罐。想来我终究也没机会跟美莲说一声：可乐也是我的最爱，因为，再多不开心的事，干一罐可乐就能过去呀。

终

今年春节，我带孩子们去看美莲，提议大家合个影。已经水肿疼痛几天无法入眠的美莲气乎乎地抱怨完，还是乖乖地端坐在床上让大姑姑给她梳头，披上一件崭新的外披。美莲还是爱美的，拍照对她来说始终具有仪式感，决不肯随随便便，要么一条大围巾，要么一件新外套。浮肿的脸让美莲无法对着镜头笑起来，她还是努力抬起眼皮望向镜头。那是美莲意识清醒时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几天后，她被送进医院，插上管子，就无法说话，间歇性中断意识。在ICU的那段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为什么美莲明明那么痛还坚持不肯去医院，她比谁都清楚，一进入医院躺倒，她就暴露在公共空间中，不再有“自我”，不再有“隐私”，无法按自己的意愿从容进行“临终”这件事，事实上，是提前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我的外公外婆已辞世多年，国英我没见过，那么美莲是最后一个离我而去的祖辈。高亚麟说，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如果算上祖辈，那是两道墙。有两道墙的岁月无尽奢侈，不仅距死亡很远，连衰老的样貌都还看不见，即使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还时常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长大。美莲火化的那天我突然发现了佝偻着背头发花白的父辈们，他们坐在火化室外和“丧葬一条龙”的人员喝茶算账，似乎对直面死亡已做好充足的准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不像一个送别的日子，倒像一个应该伸出双臂来拥抱的日子。我伸了伸手，想去拥抱倒掉的那道墙，更想拥抱剩下的那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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