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潮汕乡村推广性教育 | 三明治

Original Stephanie 三明治

我曾在性与性别领域工作将近十年，现在的正职是性别研究系博士生和助教。在中国，“性”向来都是比较禁忌和让人脸红心跳的字眼。靠着电视剧电影中一闪而过的亲密画面、随处可见的“无痛”人流广告、还有互联网上弹出的性感美女黄色网站窗口，大多数的中国孩子们磕磕绊绊摸索着关于性的那些事情。

今年夏天，我跟随一家公益机构在潮汕的一个村子里做了性教育科普。虽然我们是来做儿童性教育的，但是性从来都不是生活中独立的一部分。

进村推广性教育

走出高铁站，一片巨大空旷的站台，人影稀稀。天是那种惨白的亮，亮到刺痛我的眼。许是少了城市里面高楼的阻挡，天空更接近它本身的色彩。

穿过一行拦在出口处的载客司机们，他们朝我们讲着听不懂的潮汕话，可能是问我们要去哪里，多少钱，有时候还伸手想拉我们过去。我很熟悉这个场景，以往坐长途大巴回到家乡的客运站，到处都是“热情”的司机们。坐上预约好的车，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公里车程，终于到达这个小镇上，只不过我们不是去缉毒的，我们是去做儿童性教育的。

一路上的风景，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而是一片比一片高的野草，还有更醒目的，就是几十公里不停出现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大型宣传牌。“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陆丰”，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童年常听说的谚语，看来确实并非空穴来风！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从来没来过潮汕。在众多的方言语系里面，潮汕话是我常能听到，却完全不懂的语言。从小到大的朋友和同学里面有潮汕人，也知道他们向来就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我的朋友家兄弟姐妹5个到11个不等，以女孩居多，通常最小的孩子是儿子。但是作为一个出生在客家家庭的女人，我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吧。

车子带我们进入一个村子。我随同前往的这个机构已经在这个村子开展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和妇女赋能赋权项目，给乡村妇女提供经济能力、组织能力等的培训。村子里有一个闻名远近的女强人竹姐，她初中毕业就北上打工，在外地打工了十年，后来觉得想要回乡为村里的女孩们做点事情。她说，女孩子们读书不多，家里很早就让她们去打工养家，她们对未来没有想象。她在村子里找地方，开了两个图书馆、绘本馆，让妇女和小孩都能在里面看书和活动。

我们的性教育是通过上课、看动画等形式开展。最重要的一个反馈环节，我们给每个孩子一部照相机，让孩子们拍摄自己的日常和性教育之后感受。我们两次回到村子里，跟孩子们沟通照片，却发现拍日常风景的很多，性教育的内容却少之又少。“没照片也是一种反馈”，研究员说。无论对于乡村还是城市的孩子，“性”事都是难以启齿的、缺少良好的支持环境去了解和思考的事情。

小清的顾虑

“我不想放这张照片，村子里的人会讲闲话。”小清低着头，跟我们说。

我们跟孩子们约定在图书馆见面，看看她们拍的照片。小清拍了一张小伙伴玩耍的照片，她笑的好开心，我们看着照片都不由地笑了。我们问小清，这张照片放进我们的摄影展好吗？没想到，平日里总喜欢跟其他女孩斗嘴的、有些“嘴欠”的小清，这样说道。

“这个村子里的人舌头很长，等一下又可能有人要吃药死掉了。”小清又补了一句，“我拿这个相机在村子里面拍，她们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拿个相机。”

虽然小清担心别人议论自己的家事，但她也曾在小一点的时候，因为跟小伙伴闹脾气，在村头废弃的公告栏上面，赌气地写下：“xx爱劈叉，长大没人要！”

村子里的孩子过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出去打工赚钱帮补家用。孤身一人在外闯荡，对性懵懵懂懂，更容易陷入欲望的不安全的陷阱，女工们则更容易受到工厂男工们或上司的性骚扰。村头卖肠粉的小哥今年二十六岁，有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现在都十岁了。我们在他店里吃肠粉，跟他闲聊。他十四岁就在外打工，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十六岁的时候，就与当时十五岁的老婆生了第一个孩子。说起他的婚姻，他一脸不好意思又有些自豪地摸摸头，“你们怎么不夸夸我的忠心耿耿啊！”

另一个刚回到家乡的十几岁少女说，她对家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在外打工的时候，她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没有人可以管束她。但让她不自在的，是外人给她投射的目光。她不喜欢旁人对她过多的注视，也许过小离家，这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消失在人海中，以至于没有人会注意她，所以是安全的。后来回到家乡，她仍然需要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一个人到镇上的奶茶店，坐着，发发呆，喝喝奶茶，这对她来说有极大的满足感。在家乡，没有人会向她投射奇异的目光，但她却透过独处消遣的方式，确立她内心的独特之处。

我们玩了一个性教育的小游戏，叫做“身体触摸”游戏。从较轻的程度出发，摸头，拥抱，到碰额头，碰屁股。一旦孩子们感觉到不舒服，就可以双手交叉，说，“不”。有一个小朋友悄悄说，其实她被碰屁股的时候，她觉得不舒服。但她觉得应该要同意，所以没说什么，做完了那个游戏。

小清不想放小伙伴的照片，我一开始觉得不理解，因为那么可爱的照片，为什么不放呢？但在村子里的时间久了，跟孩子们、村里姐妹们聊得多了，意识到这里有自成一派的宗族秩序。这种秩序由长辈们，特别是男性长辈们掌握。长辈们可以在饭桌上开黄色玩笑，媳妇们只能面有难色地走开。长辈们可以随意地玩弄男孩们的小鸡鸡，或者稍微不满意就用方言骂男孩是“没有小鸡鸡的！”（大意）。

“有没有小鸡鸡”，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准：出生的女童生理上是没有小鸡鸡的，因此她们一开始就被看作是较男孩次等的人；而无法达到长辈们期待的勇敢、好斗等特质的男孩们，也有可能会被讥讽为“没有小鸡鸡”的，在这里，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因为潮汕男性气质的剧本是狭窄的、一成不变的。对于很多中国的地方文化来说，如此对男性的生殖崇拜，确实是几千年来源远流长的历史了。伴随而来的，是男女有别的劳动、社会分工，和被赋予的不同价值，以至于影响着无数个体看似随机却又极其相似的选择。

阿英的故事

孩子们平常活动的图书馆，再往前走十步，就到了竹姐的小屋子。一个简单的小院子，架子上晾着孩子的衣服。小屋子大概十五平米，里面有所有的东西：电脑桌子，一张沙发，一张床，床的旁边是衣柜。地板是水泥地板，竹姐和两个妹妹都光着脚在屋子里踩来踩去。

在村子里的女人们里，竹姐绝对算是最特立独行的那个，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人物”。由于她建立图书馆，将好几个村中姐妹收归“麾下”，形成了一个一直在行动着的妇女团体。我们真正“感受”到竹姐的影响力，是我们到临近的一个镇子上去打印材料。我们闲聊间提到竹姐的名字，一个打印小哥突然抬起头来，“竹姐？我认识啊，你们就可以叫她联系我啊，不用那么麻烦自己过来的！”我们傻眼，相视一笑，牛！

竹姐的这间小屋，体积虽小，却是我们的大本营。和村里的姐妹们开会，在这个屋子里。也是在这个屋子里，竹姐和姐妹们给我们做了好多次饭：炒粿条、炸鱼饼，还有给三十多个人吃的饭茶！饭茶是这边的传统菜，在白饭上加上各种佐料，有炸鱿鱼、豆子、青菜等等，先吃饭和菜，然后加上煮好的茶汤，让汤浸过米饭，茶中和了菜的咸味，入口非常清爽满足。竹姐从早跟姐妹们买菜做饭忙到中午，然后坐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一起大口吃饭茶，连连拍腿说，“还是多人一起吃饭好吃！”在村子里的日子，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胃上，竹姐都喂饱了我们。

也是在这个屋子里，竹姐给我讲了她遇到阿英的故事。阿英是她的同乡，也是一个性工作者。

那天我和竹姐席地坐着，喝着冬瓜茶，她一手抱着女儿，跟我聊怎么样给这边的少男少女们培训反性骚扰的知识。自从回乡后，竹姐常常去学校里面讲课，分享自己打工的故事，也解答青少年们一些关于性方面的懵懂疑惑。

“好多女孩子，有人对她们好一点，她们就跟那些男的走了。”竹姐讲起这个事情，眉头一紧，“她们就不读书了，有些成绩很好的也放弃了。”

竹姐十几岁的时候在珠三角某城市打工，在一个小卖店卖东西。阿英是她的常客。阿英看上去跟她的年纪相仿，不过更多一些风尘气。虽然阿英看上去很成熟，可是却经常赊账。

“那时候，我经常要去她的‘鸡窝’那里收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做什么，有男男女女，蛮复杂的地方。”

有一天假日，她在超市碰见了阿英。阿英看到她，没有躲避，而是一起去公园里面聊天。阿英说，当时为了这个男的，跟他来这里打工。没想到他让她去做这个工作，做了钱就给他，自己也没有留下多少。

“哇，我当时听了好气啊！她还跟我说，他要跟她结婚的。我靠，结什么婚？摆明就是骗她的啊！”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竹姐谈起这件事情仍然很激动。

“她也跟我说，其实她的姐妹都劝她离开这个男的，说他是一个骗子。可是她就是做不到。”竹姐叹了口气，“所以每次我给这些小妹妹讲课的时候，我都会说阿英的故事。不过，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对竹姐来说，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女孩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她心里，十几岁的阿英，意义重大。

“同人不同命”

在村子里做性教育，比在城市里做说难是难，说容易也容易。性常常与疾病、人流等电线杆张贴的小广告联系在一起，被提及的时候更多的是“谈性色变”的羞耻。要打开这个口子，剔除那些扭曲误解的信息，使得性成为一个健康普通的话题，着实不易。在另一个方面，说容易是带有私心，因为村里的父母会更信任我们这些广州来的所谓有高学历的人。对于大部分的留守儿童来说，家里的长辈如爷爷奶奶，也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这些志愿者们。这里的孩子家长们，并不是很关心孩子学习的具体内容。

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但她们却特别不愿意去拍家长的照片，担心打扰了爸妈。父母们每日忙于生计，要抚养这么多小孩还有家中的老人，生活的重担已经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就算是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留在土地不断被当地政府瓜分出售的乡村，靠天吃饭的那一套，越来越不好使了。这些浑身是胆的潮汕乡民们，除了到工厂做工、做点小生意，更多的涉足了制毒贩毒的生意。这些大部分的实用主义者们认为，孩子学习好，是天赐的福气，如果学习不好，去做工就行了，照样能够赚钱养家。

我们拿着孩子们拍摄的照片，坐着村子里最流行的交通工具“蹦蹦”，在乡间的路上一颠一颠地，到每一个孩子家里或爸妈工作的地方，和爸妈沟通这些照片的内容，让他们了解一下孩子这些天都在做些什么。

开茶叶店的童童爸爸，坚持要留我们坐下，给我们沏武夷山的茶。童童拍摄的照片，是这十个孩子里面，让人最惊艳的。无论是构图、审美，还是创新，都展现了极强的表达能力。我看着她利用一个水晶球折射盆景，从而拍出十几个盆景的照片，感觉傻眼，啧啧称奇。有大约两杯茶的功夫，我们拿出童童拍的照片，在我们的极力推荐下，童童爸却直摇手说，“不用看啦！”面对我们几个外地来的年轻人，爸爸显得有点害羞，眼睛专注着茶具，一边却说，童童的大姐姐刚高考结束，考取了省内的一个不错的大学。潮汕男人不苟言笑，但当我们称赞道恭喜时，我瞥到了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中午到了小群家里，却没有看到她的妈妈。小群跟她的几个兄弟姐妹和朋友们站在一起，大家怯生生地看着我们。刚才，我们经过了她家旁边的公园，这公园屡次在她的照片里面出现，是她最喜欢去玩耍的地方。没有树荫遮挡，广东的太阳格外的毒辣，也将小群晒得黝黑。小群的家非常简陋，一间小小的屋子，地板是水泥地，像是一个毛坯房刚建好来不及装修就入住了。在客厅的中央偏右，奶奶卧病在床，晒得黝黑的爷爷正在喂她喝水。完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望着窗外发呆。正跟小群聊着，妈妈满身水满身汗的从外面赶回来了。原来这是她的上工时间，她见女儿不断催她，只好回来。妈妈也是黝黑、脸又被晒得通红。她看到小群拍的照片，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这就是她这些天学的东西？我以为她去学习了。”在旁边的小群，听到这低下了头。我看到她很不好意思的表情，就望着她，想给她投以理解的微笑。一个同事连忙解释道，“我们给小群上了课还有教了摄影，这些照片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到不同的孩子家去家访，我看到这个小小村里巨大的贫富悬殊。广东人很喜欢说，“同人不同命”，来感叹人生的不公。更多的时候，这是我们对自己平凡命运的安慰和失败的开脱。

同样是参加这一次性教育课和摄影活动的童童和小群，她们的差距不止一次的在她们白皙和黝黑的皮肤上、拍摄作品的构图和审美上，还有她们家庭的富足程度上，显露出来。她们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又会有怎么样的相同和不同呢？

“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陆丰”，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潮汕女人们同样准确。她们的胆识，她们的脆弱，她们的顽强挣扎，都是这个土地上每日发生的故事。

也许对于十几岁的阿英来说，离开并不是一种悲伤，离开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她自己选择的。尽管她转身离开，走入的是另一种难以脱身的困局。对于竹姐来说，她希望的是，在选择之前，少男少女们有足够的信心，知道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小清、童童和小群来说，也许选择从来就不只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它关于来自父母的期待、来自宗族对女性的看法，也同样来自家庭对她们的限制或者支持。

孩子们的照片里，很多都与天台上的风景有关。看天，把握能够玩耍的一切。对未来的想象，仍在不断发生。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写作是一个仪式，让自己轻装上路。点击了解短故事学院，或直接联系三明治小治（little30s)。

给作者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