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非，见证了“锁国”前夜的欢庆 | 三明治

Original Rong 三明治

文 | Rong

编辑 | 依蔓

📌 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

3月17日，COVID-19入境南非第13天。

电视里，总统发表了戒严演讲：不慌不乱，鼓励隔离。随着第一声号角的吹响——中小学停课，南非正式进入抗疫战。几小时后，关停边境口岸、限制大型聚会、限制国内旅行等政策相继发布。

除了似曾相识的集体防疫决策，个体层面的自救行为也大同小异。早在3月6日，华人超市的大米就涨到了400RMB一袋，却依然供不应求。本地超市的消毒液、洗手液、卫生纸也毫不意外地疯狂畅销。我似乎避开了旧时代的贫瘠，却撞入了新世界迷境：下班高峰时，曾经车流如织的主干道如今畅行无阻，沿路步道上，更多的白人牵着爱狗在奋力疾跑；电台广播里，卫生部长疾呼国民保持冷静并作出必要的个人牺牲以同心抗疫，但社交网络上却疯传着白人抢购食物的照片，包括保存期很短的面包。当恐怖先于病毒来袭时，人类的避险情绪与物理反应都是相仿的。

起身，洗脸，刷牙，打开手机，父亲的微信头像上亮起一个正红色的实心圆，耀眼得很，隔着屏幕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深呼吸后我打开信息，不意外，父亲希望我考虑回国避难，口气是温柔的，也是坚决的，是理性的，也是独断的。但我多么希望父亲能了解，在不知前程的动乱之中，“私奔”的儿女即使有话，也不知如何与双亲说。

短信那头、千里之外的男人，是前半生我崇拜又畏惧的人。而几尺之内，在炉灶旁忙活的另一个男人，是后半生我想要与之同行的人。此刻，他正在给一片吐司抹上一层红莓果酱，又把米黄色的三明治香肠一股脑倒进了冒泡的煮锅，然后从冰箱里抓出吃剩的一包绿沙拉，准备做一份昨晚就想好了的三明治。等三明治出炉的间隙，他往咖啡杯里掺了两勺全脂牛奶，白色的奶晕瞬间翻涌上来，托起一抹奶香钻进了他鼻尖，然后钻出，最后萦回在他的嘴角，幻成他抿嘴的一笑。他对生活的热爱，在那一抹得意的抿嘴一笑里肆意展开。

旁人有千百种理由拉开我们，我却偏偏抗拒不了这抹笑，并最终决定，与其日夜不安在他人的意见里辗转反侧，不如笃信自己的智慧。于是几个月前，挨过了家人的百般阻挠，我毅然和他一起离开祖国来到这没落的“欧洲后花园”；在那日之前，他和他的家人们经历了严酷的“中国式家长见面”会，“枪林弹雨”后他还是希望带我回南非；在几个月前，他一趟又一趟地两地来回，轮流照顾他的爱情和他的工作。

一个月前，非洲大陆还日明风轻，如今，每个角落都草木皆兵。我避开了新冠肺炎袭击中国，但终究还是在另一片陌生土地上和它正面相逢。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双彩虹，像个乡巴佬一样大叫大跳

破百日，谁的生活起了波澜？

“你们好吗？”刚进门的清洁黑工和往常一样打了招呼，但声音里却透着不常有的疲惫。看来，病毒悄无声息地敲开了每个人的心门。今天过后，我们决定暂停清洁服务，但照常付薪。听到这个消息，她的眼底浮上一丝亮色。

黑工名叫Comfort，35岁，轮廓分明，身体精壮，来自南非邻国津巴布韦。和很多同胞一样，她和丈夫一年一次往返于津巴布韦和南非，在摇摇晃晃的巴士里，穿过一重又一重关卡，往每个关卡塞几十块钱，如此，不用护照即可通关。年复一年，她每周给5家主人打扫卫生，丈夫则在附近的公司做保安，夫妻俩挤在约堡郊区的一间小房里安生。如此，寄回津巴布韦的钱，才够9岁的女儿留在学校。

第一次和她聊天后，我就发现她的英文比很多本地黑人漂亮得多。她干活也利索，周到又细致，且毫不偷懒。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她进了洗手间，但再出来时，简直判若两人。摩登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准备去参加派对的名媛：不知名的香水味随着她探出卫生间时一齐漫散开来，一条精致的粉裙恰如其分地包住了臀部，和她肩上的紫红荔枝纹托特包搭配的刚刚好；一支银面白腕的手表秀雅清丽，巧妙地呼应着耳垂上的银钻耳钉；她的小腿有些粗壮，但双脚却被细心地包进一双平底银色蛇纹单鞋。看到我惊讶的脸，她报以浅笑，不羞涩也不轻佻。

吃过早饭，和Comfort交待了如何锁门离开后，我和开心果一起出门了。扭开车里的广播，恰好赶上整点新闻：南非COVID-19确诊案例破百。我皱了皱眉，开了窗，想把这条新闻赶出窗外。

街上的车流变得更稀了，唯一没变，是红绿灯前玩丢球魔术的流浪汉还在。红灯亮起，他一如往常准时入场，两个、三个、四个、六个，越抛越高，越高越抛，整条街道似乎都在看他，却没人在他结束表演后走近时摇下车窗给点什么。绿灯亮起，车子动了，什么力量把他推回马路边，推回他一人独享的秃草坪，推回无人给与拥抱的后台，日复一日。即使COVID-19来了，似乎也没让他的生活激起半点波澜。

我扭头看向他，他坐下来了，小小的人坐在那片大草坪上，不丧气也不喜悦。此刻，他思量的，是晚餐还是病毒呢？哪个会先来？车轮擦过秃草坪的一角，呼啸向前，我无从知晓了。

人们都躲进了
自认为最安全的“堡垒”

3月21日，COVID-19入境南非的第17天。周六是我们例行的健身时间。

车驶上主干道后，就驶入了这个城市的心脏。红路灯前的四个路口，半静半动。如今，道旁的行人大都是黑人，或蓝色制服或时尚便装，或独行或结对，但都步履匆匆。间或，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小心地横穿马路，她裹在着荧绿色背心和灰色半裙里，粉红的单肩皮包随着腰臀的摆动而一上一下。除了行人，路肩不到半米的距离内，还会有自行车一闪而过。同一片苍穹下，如今最无拘无束的只剩太阳，它总能躲开遮阳板，一会儿横在头顶，一会儿躺在侧耳，找机会和你热络。

健身房到了，一下车，熟悉的招呼声扑面而来，“Morning! How is it gang？”，那是健身房的大胡子老板Micheal。说来讽刺，他和开心果是大学同学，当年开心果因肤色不同而备受歧视的时候，Micheal是围观嘲笑里最大声的那个人。但成年后经历了相似风雨，让他俩如今惺惺相惜。

Micheal是葡萄牙和南非混血，但肤色灰黑，且体型壮硕，身高2米有余，四肢刻满纹身，任一把大胡子长到颈口，活像只放荡不羁的猩猩。但骨子里，他和善爱人。某一日，他左腿上紧裹着保鲜膜，保鲜膜下有看不清的东西在发红，那是刚纹身或修补后的样子。这种心甘情愿地受伤在别处我也见过：红肿的眼皮、可辨针孔的脸颊、僵硬的下巴等等。但面前这个如猩猩一般的壮汉，为何还借靠纹身这般凶悍的艺术来武装自己呢？Micheal笑笑，从上臂到下肢，从内大腿到外膀子，仔仔细细为我介绍每一处纹身的象征意。妈妈喜欢的花、爸爸祖国的国旗、姐姐的星座、妻子的生肖，都印在他的身上，都是他的宝贝，都是他抵抗现实的力量。

历经失败，Micheal在几年前二度创业，抵押了父亲留给自己的房产，创立了这家健身房，名叫FORT，意为堡垒。几年来，他每日早上3点起床，4点半开门营业。无论何时在健身房，都能听到他如雷的加油声，穿插在哐哐铛铛的健身器材起落声里，令人振奋。经年累月，FORT的口碑和业绩蒸蒸日上。而于我而言，FORT是一块自由地。初到南非之时，不安、紧张、压抑、思乡等各种恶念轮番袭来，而在健身房里，我发泄，也成长。

但就在这个年初，COVID-19来了，我眼见FORT和网络上的世界一样，变得越来越让人沮丧。起初大家还谈笑风生，相互揶揄，走的时候互道“Happy Corona day!”。随着病例确诊数节节攀升，FORT里只剩教练仍在强颜欢笑。最后，还坚持来FORT健身的，只剩几个华人。本来就不爱说话的Micheal变得沉默寡言，大胡须里，隐藏着无尽忧思。

我想，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此刻，人们都躲进了自认为最安全的堡垒——家中，教堂，网络，或者是梦里，希望这场灾难快些过去。

新上任的总统
宣布国家即将Lockdown

3月23日，这是南非向公众开放接种流感疫苗的第一天。开心果的爸妈一大早就去了药局，回来后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十日里，疫苗接种只对65岁以上的老人开放。类似的人文关怀，他们在台湾也时常享受。即使黑人重新掌权南非，他们也保留了白人遗风里体贴入微的细节。

数月里，这个国家看着世界风云突变，正看的目不暇接之时，自家的清风明月也变了脸。好在新上任的南非总统及其内阁的应对举措利落而周到。但此刻，“人定胜天”这句话充其量只是安慰剂。南非今日的确诊数飙升到400。相比欧洲各国，我们是幸运的。但清醒者知道，这只是暗夜的开始。除了病毒本身不可预知的杀伤力，南非本身已经如薄纸一张脆弱不堪。经历了隔离、反隔离、祖马政府、电力危机等重重劫难，曼德拉为南非创造的经济遗产被他的继任者挥霍散尽。后曼德拉时代里，南非国民遭受着严重的失业和财富分配不均、政府公信力不足、种族歧视依然严重等多项问题的困扰。昔日的“金砖五国”，在2019年被下调标普评级指数；曾排名全球前十的南非电力公司（Eskom），如今变成电力危机的始作俑者和黑人游行的借口；曾经被誉为“欧洲后花园”的南非，如今只落得风景好治安差的尴尬之名。

如此千疮百孔的南非，在很多白人眼中已经没有留恋的理由。我们住处附近的山头，是曾经的富人区，90%的住户为白人。而如今，一块又一块“For Sale"的招牌插在一家又一户的大门外，煞是凄凉，院门口的玫瑰依然灿烂，却不知为谁开放。

白人外流黑人作乱不是整体行为，也不是当下最令人忧心的问题之源，关乎民生忧福的医疗才是。南非的公立医疗系统被人诟病，但一些私立医疗资源也堪比欧美。公立医院对全民开放，花费不多，但牺牲的是等待时间。等待的终点，可能是问诊室，也可能是坟墓；病因可能是普通外科疾病，更可能是HIV和TB（肺结核）；死去的人可能刚刚蹒跚学步或者行将就木，也可能正值壮年，但无一例外，他们因免疫力低下而丧命。而黑人的总人数在南非总人口的占比直逼80%，换言之，黑人民族的脊梁本是撑起这个国家的顶梁，但他们没挺直。

病毒入境南非时，我曾向一个黑人朋友吐露对疫情大面积爆发的恐慌和对黑人命运的担忧，他笑笑说，检测费是普通黑人月薪的四分之一——太贵了。付不起测试，就不会被确诊，不被确诊，他们就不会成为那些数字中的一个。我的心底被什么搅和了一番，说不出滋味。他继续说，“与其担心黑人会大片死掉，更应该担心的是疫情引发的暴乱。

暴乱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曾在午夜的街头和朋友们放肆大笑，那是畅意；我曾在明媚的午后抱着电脑在樱花树下写作业，那是静谧；我还曾和一堆陌生人乘车去西藏，那是安好。我最近从枝头亲手摘下佛手果，和横跨在窗前的双彩虹对视，在绿的耀眼的草坪上翻滚爬跑。这些也都不是暴乱的样子。我是一个成长在盛世年代的黄毛丫头，我怎么会担心暴乱。

lockdown前的市区，已经有了寂静之意

刷着手机，一条又一条封锁的信息涌上屏幕。因为中国的封城政策成为疫情反转的关键，世界各国开始纷纷效仿，尽管争议不断，封城的确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抗疫举措。

但对于百万平方的国家而言，封城就等于封国。对于白人而言，确诊后的隔离治疗已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更别提在健康状态下被剥脱自由。每个人都赶在风暴来临之前建筑自己的堡垒：一周前，一个白人在妻女被确诊并隔离后自己逃出医院，一天后被警察遣返医院并收入隔离。不过有人嫌这还不够热闹。当封城的消息越演越烈时，一条长达3分钟的语音信息被疯狂转发，这条短信用激昂的声调和不置可否的语气，强调封城势在必行，劝诫人们积极囤货。病毒临城，人人都浮浮沉沉。

晚上7点40分，南非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即将封国。我忘了他是如何感谢国民在过去一月内的共同努力，也忘了他细数的几项政府救助措施，但他清晰有力气定神闲的样子，让我稍感心安，未来21天的Lockdown，并非末日。

超市囤货，
豪气买家搬走了3000元的肉

我一向不太凑热闹，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参与了制造热闹。自南非总统宣布Lockdown消息后，网络万象，各色人种以各色姿态应对。而素日淡定的开心果居然坐不住了。

“宝贝，我们去西罗町囤货吧？”他一脸认真。

“嗯……哈？”我的嘴角挤出一个问号。两个月前，我往家里搬口罩、消毒水、肥皂的时候，他一脸的不解，还断言“肯定用不着”。男人的自信，有时候会摧毁地球。而男人一旦不自信起来，就会盲目从众。

“走吧。”

“哦……好。”

西罗町是约翰内斯堡唐人街所在地，最大的华商超市——万福来超市离西罗町的牌坊就50米。往日，我不太爱来这，烟火气太重：烂菜叶、空宝特瓶、纸箱壳被随意堆在路肩下，不到10米宽的车道上，来往的一些车却开到100码。唐人街最大的肉铺，出售新鲜的各式肉，服务范围辐射到隔壁省，但却为了逃税，铤而走险以现金交易，成为抢劫团伙的头号目标。最严重的一次，黑人劫匪绑走了铺主的儿子，交了赎金后，铺主关门转店远走他乡。

除了为采购而来的寻常人家，西罗町更是吃货们的必访之地。在我眼中，吃货就是一群被美食蒙蔽双眼并以身试险的老饕。而西罗町的几家中餐馆，听说任何时候都人来人往。食客们往往携家带眷，或衣着光鲜，或素面朝天，在灰头土脸的方桌或圆桌坐下，“虾饺、凤爪、粉果，还要金钱肚、奶黄包、萝卜糕，再加一壶香片！”，“一碗牛肉面，多点榨菜！”，“一斤卤猪脚打包！”这样的场景，直到自己亲历时我才不得不承认，点菜的那一两刻，回家的错觉会不请自来。菜端上桌的瞬间，五颜六色活色生香的过往纷至沓来。

驱车来到西罗町，路旁停靠的车已经挤到大牌坊外。下车前，我仔仔细细给自己和开心果戴上口罩、把手机和银行卡塞进裤袋、挎上购物袋后，我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他去肉铺，我去万福来超市。听他说，肉铺里人头济济，最豪气的买家搬走了3000块钱猪肉（约合1500块人民币）。等他终于挤到队伍最前面时，大手一挥：“老板，给我来五公斤排骨、五公斤五花肉、五公斤牛腱！”几分钟后，肉铺伙计抱出半人高的排骨，他傻眼了，赶忙改口, “不不不，我就要两斤吧。”老板的白眼珠子还只在眼眶了转了一圈，旁边就有人接话了：“剩下三斤给我，给我！”

他在肉铺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已经像一条鱼一样穿梭在万福来超市里了。没有摩肩接踵的景象，但每片口罩后都鼓鼓的，装满了紧张。每个人都在货架间游走，快速寻觅，包装袋扔进购物篮的啪啪声此起彼伏。我们像在玩一场夺宝奇兵的挑战，没有对战，没有赢家，每个人在和自己对战，为赶走焦虑和恐慌而战。

唐人街的每个超市门口都是这番景象。万福来的广播开着，嘶哑的男中音一遍又一遍喊着“我们的货源充足，并且会继续营业，请大家不要抢

离开唐人街前，开心果带我去他最喜欢的一家豆浆店。热乎乎的豆浆人民币5块一碗，硬邦邦的油条4块一根，下肚后居然让我觉得十分妥帖。对面的开心果把头埋在牛肉面里半晌也没出来，嘶嘶嗦嗦。旁人都在建筑自己的生存堡垒之时，我只是担心，末日来临之时，没有美食做伴，没有良人在岸。

当锁国遇上这个地球上
最热爱自由的灵魂

“5——4——3——2——1，haaaaaaaaaappy lockdown!”

YouTube推送的头条视频里，时间是3月26日晚11点59分——锁国前的5分钟，地点是约翰内斯堡的Tembisa穷人区，黑人们在街角聚集，夜色里，他们多大年纪长相如何都辨不清，但清楚的是，每个人都在欢呼雀跃，倒数声、笑闹声随着钟声一起摆动，倒数完毕，他们一跃而起，像欢庆新年一般欢庆这个非同寻常的12点。但迎接他们的，不是闪耀的烟火，而是闪耀的警车。

来南非前，我对这个国家占比最大的人种——黑人的了解仅限于他们对于音乐、金属耳环、性的无限热爱和为了获得这些而穷尽所有的民族个性。而到了约堡——南非乃至非洲的金融中心，我才意识到，骨子里，黑人爱的是自由。

南非有令人惊叹的生存环境。核桃大的葡萄、芒果大的牛油果、没有腥味的猪肉、手掌大的蜘蛛、肉眼可见的星空、还有霸占马路的野鸡、横穿公路的狒狒和随意拜访的鸽子。这样的生存环境养育了一群粗犷飒爽的人，他们随时起歌，随地起舞，歌声嘹亮明澈，舞步闪亮动人，歌舞中有风，风里是他们扑腾的灵魂。我也亲眼看见，一个停车场里的黑人usher, 用曼妙的舞步为我们指引出车的方向，我被他逗得噗嗤一笑，心底却暗生羡慕，羡慕他们的指尖脚下，流淌着我不曾见过的自由。

南非也有令人惊叹的生活方式。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中心，南非是周边贫穷国家难民的淘金地或者避难所。他们拿到难民纸后入境南非，手脚勤快些的，会去找工作，但通常只能做家政清洁、花园服务、看店、卡车运货、送外卖之类的活，僧多粥少，一周里有一天能捞着活干成了他们的常态。“日收入”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乐观。清晨，走在街头的黑人青年，或捂在厚重的立体声耳机下，或挂着垂到肩胛骨的金色大耳环，来对抗行走的单调或期待美丽的邂逅。一天结束后，他们换上一套漂亮的裙子走出主人家，走过几条街，然后挤黑人巴士回家；亦或者，踩上涂鸦的滑板在暮色的掩盖下放飞自我。我也目睹黑人女孩们头顶日日变换的的春色：无论是公司高管、办公室助理，还是门市店收银员，他们对于假发，都有着近乎虔诚的执着，而相比之下，我倒像个深山中不问红尘的光头尼姑。

笃信自由导致的影响，同样令人惊叹。

持枪合法、抽大麻合法、同性恋合法，在南非，很多其他文化里无法认同的事和物在这都获得了自由身。但伴随着过度追求个人自由而来的，却是对集体责任、群体义务、社会规矩的忽视或者误解。

如果与黑人为邻，听到山响般的饶舌音乐是大概率事件，而如果他们请了三五好友做客家中，邻居自然能享受到disco舞池才有的震地三尺之感和草莓音乐节般的盛世狂欢。

除了在空间感上的差异外，黑人的时间概念也生长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半小时后的会面，意味着一小时甚至两小时都见不到；通知停电两小时，但你得准备能照明6小时的电筒；在国内，半天能修好的电灯管，黑人技工说要三天，但最后可能花费三个月。

然而，在时间概念上存在异见，是不是黑人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渴求？

我羡慕他们，也同情他们，但也不得不叹惋。因为寻求时间的自由，所以他们不在意契约的意义；因为渴求空间的广柔，所以他们随地起舞放声歌唱；因为贪念眼耳口鼻舌身意通体自由，所以他们疯狂地追求音乐、衣着、抽烟喝酒、自由的性与爱。热爱自由，让他们像脱缰狂奔的野马，也像肆意行走的流浪歌手。但野马和歌手总迷失方向，大喜之后大悲，迷失后继续肆意。

这也就不难解释，在lockdown的前夜，穷人区的黑人们会扭腰摆臀倒数欢庆了。

封锁仍在持续。每个人都关进了自己的堡垒，倍感无聊却也不敢轻举妄动。有人的生活，后一日是前一日的复制粘贴；有人的生活，翻到后一日的时候，就没了。所以，我感恩得很。今早我和开心果说，如果真有一天，我们开始要讨论“活着”、“末日”、“暴乱”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勇气去聊它们，聊一聊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容貌去面对它们。当下，我们还能依靠写作来消解内心的焦灼，饿了还能做饭，乏了还能跳舞，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