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十年，我不能停止讲述她 | 三明治
文｜西答
那天，天地一片白。新雪落完，地上还没有被踩上几个脚印。我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蹒跚地走向每日必去的小公园。我想提醒她慢点走，但是她已经离我很远。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会是她生命的倒数第二天。
打我记事起，她似乎一直备受煎熬。“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乖，不要惹妈妈生气。” 亲人们常常这样叮嘱我，但是我顽劣的个性显然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我只记得妈妈的身体一天天被削薄，眼眶越来越深，皮肤越来越干瘪暗沉，话越来越少。长大了才知道这些疾病是有名字的——糖尿病，肾衰竭，尿毒症，脑干出血，死亡。
我问自己，我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该如何纪念我的妈妈？她对我生命轨迹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她生命的结束而终结。回顾过去的十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每一步的人生选择，都有来自妈妈的指引和烙印。
01
记忆中有十几年，妈妈每年都要去医院调理一段时间，或者是因为手术，或者是因为感染。最奇诡的一次，妈妈因为某种感染住院治疗，抗生素打了太多导致短暂失忆。我去看她，她从病床上坐起，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我。我过去抓她的手，“妈妈。”她没有说别的，只是礼貌性地微笑，好像不忍拒绝一个陌生孩子的呼喊。
那天的医院走廊消毒水味道特别大，大到可以洗刷掉一些记忆的残片。从那天起，我对于妈妈在我生命里的位置感到困惑，如果妈妈不记得我是谁，那么我是谁？看到过人生这般苦，家人都已经释然，没人要我作出什么惊天事业，只要我健康快乐。那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那之后的很多很多个夜晚，我会毫无征兆地哭醒，醒了也记不得因为什么，只记得拳头贴着身子，攥得紧紧的。真的睡不着了，我就平躺着，想象和妈妈开展一场平行时空的对话——
“我并不害怕踩雷的危险，”我在脑中跟妈妈说，“困惑我的是该踩哪条路上的雷。”
我脑子里的她没有回答我，而是像那天在病床上一样，她礼貌性地笑了笑，不忍拒绝一个陌生孩子的呼喊。
“她早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多年后，我的小姨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不经意地跟我说，小姨说妈妈很早就察觉到我的“野性”，所以她从不曾试图拴住我，相反，她很早就开始给我某一天的独立做准备。
上初中时痴迷天文，经常在市里的天文台待到很晚，每次从家里出发，妈妈总会这样叮嘱我，“无论多晚，你给你爸爸打电话，他去车站接你。”
高中，我忍不住告诉妈妈，有个男生喜欢我，她温柔地笑着问我：“那你喜欢他吗？”她没有按照“扼杀早恋在摇篮里”的套路骂我或者警告我，反而真诚地关心我的想法，当时觉得我的妈妈真酷。
“这就是男女为什么会怀孕。”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她会在睡前给我“上生理课”。我从她那里听到了可能书本上都不好意思写的东西，她觉得真诚的教育最重要。
对于未知，她总让我去自己尝试。她不愿我因为任何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而限制了自己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妈妈在四年级时，就被重男轻女的姥姥强迫辍学。她不愿让我作为一个女孩，只因这个性别，得到有任何弱于男孩的机会。她从小贫苦，不愿因为金钱，让我不敢选择。
我想，我不能辜负妈妈对我的那股信念啊，我要做点什么，我要让她为我感到骄傲。
大学毕业间隔了近两年，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需要作出一个选择。出国对我原本只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我所就读的大学是一个二本农科大学，实在讲，出国不是一个流行的事情，身边可参考的出国案例很少。大二的时候，我曾经从网上查阅出国相关资源。阅读着各种牛人的经验分享，考试攻略，以及巨额的资产要求，我把这个想法默默地搁置了下来。
大学毕业后漂泊的日子里，我感到了身体里的一阵不安分的鼓动，出国这个想法又冒了出来。疯狂，什么是疯狂，就是那些想到了但是还不敢做的事情。未来几十年，我不甘只能眼睁睁地盯着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然后摇头叹息。这样畏缩不前，不符合我的脾性，更是对我心性的折磨。
我的眼睛盯上了太平洋的另一端，一片承诺自由和梦想的新土地，一个更远的地方，一个更危险的地方，一个更能挑战我的地方。我打算顽固到底。我不想用中介，我要自己来。我用大半年的时间考了托福，GRE，申请了很多学校。终于，我等来了几封录取通知书。我拖上早已准备好的行囊，在2013年9月18日，独自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
02
我来到了一个西海岸小城波特兰，一个嬉皮不死，年轻人提前退休的地方。
我选择了健康管理这个专业，子方向偏社区健康和政策。原因虽然很理想化，但是很直截了当，我不想别的家庭重蹈覆辙，因为无法获得好的健康指导，原本是一个可控的小病却发展成恶性病，病人丧失了生存质量，家人目睹一切却无力回天。没人应该那么匆匆而无尊严地度过人生的后半程。我想到美国学习更先进的健康体系。
我完全沉浸到新的文化和学习生活里。两年半地时间里，我不停地和不同的人和组织社交，不停地找老师教授聊天和做项目，不停地申请奖学金和助教机会。我感觉到身体里有种什么东西在慢慢扩张，我尝到了独立和自由的甜香，一种喜悦的颤抖。
Josee是我研究生同学，比我大几岁，从乌干达来。我们从认识的第一天就很投缘，经常一起上课，吃饭，走街。我毫无芥蒂地捏她乌黑的皮肤，十分柔软，她也喜欢捋我顺直的黑发，她说黑人的小卷发打理起来非常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留紧贴头皮的短寸。Josee的眼神里总是迷蒙着一丝笑意，她经常大笑，拍着手马上就要跳起来的那种大笑。
其实，Josee是乌干达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爸爸和兄弟在家门口被杀害，她妈妈带她逃进丛林里，生存了几年，眼看大屠杀的腥风血雨就要褪去，妈妈却没坚持到最后，不幸染病去世。后来她寄住在舅舅家，“我很确定我舅妈多次想弄死我，有时候是毒药，有时候是把我放在野地里，不给吃喝，不让回家。”寄人篱下的生活对她像一场噩梦。
我经常是安静地听她讲故事，唯独聊到妈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对话。我想了解她的妈妈，她也想认识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很温柔，但是很坚强。”Josee说。
“我的妈妈一点也不温柔，但是也很坚强。”我说。
“你还会想你的妈妈吗？”她问我。
“我会想，但是尽量不跟别人提起她的离世，这件事很私人，而且每次说我都会情绪化，我不想用泪水把别人吓跑，我觉得我应该翻篇了，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人生。”我回答她。
“不不不，你永远也不能忘了她，也永远不能停止讲她的故事。”Josee继续说，“我的意思是，她不在你的过去，也不在你的未来，她就在现在，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永远。”我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记住，而记忆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
但她的话改变了我很多想法。我不再纠结是否是私人的表达，我尝试了公开袒露思念母亲之情，我希望用我个人的故事，与他人以及这个世界有更真诚的互动。
有一次，在一个本地医疗机构组织的年会上，我们小组要做一个开场演讲。我们列了很多数据，来讲述美国所面临的疾病负担。轮到我，我讲了妈妈的患病故事。当年妈妈刚刚患上糖尿病，因为无知和缺乏医疗资源，没有得到确诊，靠止渴丸和不停地喝茶来应付口干舌燥，到最后越来越严重，一直到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手足麻木，浑身瘙痒，眼底出血，直至肾功能遭到破坏，最终不得不用透析维系生命。
“你可能会想，我讲的这个遥远的故事，发生在20年前中国三线城市的一个小家庭，和现代的美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问观众。
“你可能不知道，每1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而1/5的糖尿病患者没有得到确诊。没有确诊，缺乏正确的治疗资源，他们接下来的所要面临的，很可能与20年前，我们这个遥远的中国家庭所经历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
讲完之后，我内心一阵澄明的通畅。
Josee说得对，我不能停止讲述我的妈妈，坦诚自己真实的经历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人孤独地在痛苦里受苦，只能生出梦魇；用自己的痛苦与别人的经历共情，却可以生出凤凰。
03
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失去的东西感到“感恩”，因为虽然我妈妈的一生匆匆而逝，但是她至少给了我二十年的陪伴。
时间倒退到2011年夏天，空气里的热量好像马上要燃烧殆尽，火热的毕业季像那一顶顶被扔起的学术帽，马上要落回地面。最后一次用脚步丈量校园，不经意走过我的“秘密台阶”，一个隐蔽在某教学楼前的楼梯。
大二的寒假，在我和妈妈永远失散的那个冬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秘密台阶上发呆或者流泪。我迫不及待，我想离开生活了20几年的家乡，离开这些回忆，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没人会在意我期期艾艾的悲诉，我也可以假想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联系到一家慈善小学，那里提供食宿。去支教是我的一个梦，现在我心无牵挂的状态，很适合去履行这个梦。我和学校校长打了几通电话，上网查了资料，确定不是骗局后，毕业后的第二周我就动身前往云南香格里拉。
那家慈善小学建在一个山谷里。背对着金沙江，面朝着山。进入学校生活，我负责一年级的班级事务，以及轮流给别的班级上课。其实整个学校也只有三个班级：小小班，5岁以下的孩子，一年级是给5到7岁左右的孩子，剩下的都被放到二年级，包括三个15-16岁的大孩子。
到了藏地，我才知道藏区其实很大的，除了西藏，四川、云南、青海都有藏民生活。而藏民也分很多种，过得最苦的就是草原上的藏民，整日风餐露宿，家要跟着草地的进退而移动。特别是四川的藏区，很多孩子飘在草甸子上，他们或者没了父母，或者没有资源和亲人照顾。他们被草原上的这些“联系人”收来学校，得到一次免费食宿和教育的机会。
众多可怜的孩子里，我始终忘不了四郎拉姆。那时她已经四五岁，但是身高像两三岁，西瓜头短发。一口乳牙已经完全烂掉，抿嘴腼腆笑的样子就像是个没牙的“小老太太”。她仅剩的黑黑的牙根，在她少有开怀大笑的时候露出来一些。你向她伸手，她的身体会小心地往后缩，但是胳膊会很诚实地向你的手靠近。看得出，她渴望亲近。没人知道她的身世，只知道她家在不远处的梅里。
“那就是四郎拉姆的妈妈。”一个普通的下午，另一个支教老师手指指向一个陌生女人，那女人正往小小班的教室走去。
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并不知道四郎拉姆有妈妈。我往操场走去，想靠近一些看，但是又不想太近。
我坐在操场的台阶上，离人群十几米，看清楚很多了。那女人脸上抹了白白的粉，嘴上涂着口红。衣着不算光鲜，但是是打扮过的。四郎拉姆走出了教室，两个小手绞在一起，在肚子前揉搓，抿着嘴巴，眼睛盯着那女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女人朝着四郎拉姆伸胳膊，嘴上还说着什么，可能是 “宝贝，妈妈来看你了”。
“四郎拉姆有妈妈，为什么还要被送到这里来？” 我撇头问身边的同事，她在这里的时间比我更长。
她嘴唇无力地扭了几下，耸耸肩，却没有说一句话。
一年后，我的支教结束。我继续在各地辗转，零零碎碎地做一些公益相关的事情。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能够再次回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在孩子们的簇拥里，我没有找到四郎拉姆小小的身影。我在学生宿舍二楼的小房间里，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四郎。
一年的时间里，她似乎没有长高一点，反而因为生病缩得更小了。她的床边放了一个盆，她侧卧在床上，眼神呆滞地盯着不知哪里。四郎生病了，拉肚子拉到脱水，身边却没有一个人给她倒一杯水。
我的眼泪一下子奔涌而出，一个小小的生命就这样在床上孤独瑟缩着，像一根无人问津的草。那一刻，除了悲伤，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愤怒，我想起了四郎那脸摸得白白的妈妈，我愤怒于她的无情和抛弃。
我给四郎喂了些水，带她去洗了洗脸，去厨房给她端来饭吃了几口。我抱着她，等她睡着了再放她到床上。那一刻，我只想做她的妈妈。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支教的日子里，这句儿歌经常跳进我的脑子，拼命地搅动。不仅仅是小小的四郎拉姆，学校里很多孩子活得也是一种草命。
除了藏族的苦命娃，学校也接收当地傈僳族的孩子。曲氏两姐弟是一年级里学习成绩的佼佼者，特别是姐姐，专注、认真。他们住在学校旁边傈僳族聚集的一个村子，叫巴龙村。
“这两姐弟是可以被送到县里的小学上课的。”一个老师评价道，“他们的成绩没问题， 身份也没问题，只是他们爸妈都不在身边，姥姥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没人能送他们去，他们也太小，不能住校。”
他们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两个，爸爸妈妈到县里或者更远的地方打工去了。姐姐爱笑，弟弟爱跟着姐姐，他们的衣服经常脏到无法辨认原本的颜色。
一次家访，我来到他们的家。房子是土胚房，四面是房间，中间一个正方形的院子。房间的窗户非常小，即便是大白天，如果直接进到房间，还要多眨几次眼，让瞳孔快速扩张，适应那份昏暗。姐姐刚刚得到一只小狗，这成了她的陪伴。
我对这对姐弟的记忆，好像就定格在了家访的那一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和孩子放学回家的那个下午，我们踢着路上的石子，听他们小大人一样地介绍着经过的树林和小溪。
我感到命运的不公，这些娃娃的父母都在，却不在他们的身边。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失去的东西感到“感恩”，因为虽然我妈妈的一生匆匆而逝，但是她至少给了我二十年的陪伴。
04
她把生我的过程轻描淡写得像一个段子，在我自己经历了怀孕生产之后，我只感到心疼。
2018年5月27日早上，我从美梦中醒来。芝加哥的夏天清爽怡人，穿堂风把家里一晚的床气扫得干干净净。早饭吃到一半，我开始感觉到小腹胀痛，越来越规律，越来越疼。我拉住老公的手，激动又害怕地说，“准备好当爸爸了吗，孩子要来了！”
那天傍晚，我生下了一个皱皱巴巴的孩子，啼声嘹亮。
妈妈生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她身边。她提着一小兜子的鸡蛋，边生边给自己塞鸡蛋吃，她说因为孩子会往上顶，要用硬的食物往下压。我出生时八斤半，妈妈说她第一眼就看到我的后背，像面板一样厚实，她十分开心。她说，生完我之后，大夫要抱我去检查，她赶忙提上裤子，一瘸一拐地就去追大夫，“生怕大夫搞错孩子”。她曾经像讲笑话一样回忆着那些细节，我百听不厌，喜欢听她讲这个胖胖的婴孩和她慌慌张张的妈妈的故事。
而当我躺在产床上的时候，我才知道，生之前其实是不能吃东西的，以防顺产不顺利，转剖腹产胃肠里是不能有食物的；生完也不应该马上下地，需要继续按压，排除子宫残余；孩子太大其实是不好的，不好生，而且也可能是因为孕期糖尿病才会有大婴儿。
她把生我的过程轻描淡写得像一个段子，在我自己经历了怀孕生产之后，我只感到心疼。
30年后，我抱着我的女儿在怀里，慢慢习惯着半夜喂奶、换尿布，每次一两个小时的短睡眠。因为堵奶，我得了乳腺炎，这是母乳常见炎症。到晚上我发烧了，恍恍惚惚中去小床里捞孩子出来，打算继续喂奶，却发现脚下都有些不稳，眼前星星点点的，似要晕倒。我深呼吸了几次，仍然没能忍住泪水。我突然想到了妈妈，我抓紧双手，开始向着空气里的她诉说。
奇怪的是，我没有向她“诉苦”，反而是有些赎罪般的，我在不停地道歉。
小时候因为我夜啼严重，怕影响其他家人休息，妈妈不得不抱着我到街上哄睡。在蝉鸣和蚊子的嗡嗡声里，上夜班的邻居经常可以看到，她脖颈低垂，在夏夜的灯影里，抱着我晃来晃去。妈妈自己带我要洗衣服时，她会把我抱到院子的对角，在我咿咿呀呀爬到她面前的几十秒到一两分钟，抓紧时间搓洗几下衣服。小学时的某天，妈妈在院子里铺开一展白布，一层一层地往上添着新棉花，缝新被。我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带着几个小伙伴，疯了一样地踩踏她的劳动成果，棉花散了一地，在妈妈反应过来生气之前，我又呼啸着跑出了家门。
初为人母的崩溃，让我为自己曾经给妈妈带来的辛苦和烦恼感到无比愧疚。如果时光可以倒退，我希望她能原谅我这些可恶的时刻。
05
在某些危急时刻，我仍会想念她，于是我开始祈祷，不是向上帝，而是向妈妈。神奇的是，她每次都能帮我度过难关。
十年前，我跟自己说我要坚强。我看着妈妈被推进火化炉，我没有哭。火化完毕，我和姐姐进入到火花大厅，一个身体强壮的工作人员，熟练地用铁锨拍碎最难烧碎的盆骨和大腿骨，他接着拖出一根长长的管道，咻咻几声，白白的骨灰就飞到了管道的另一端，落进了骨灰盒里。我们慎重地盖上一块布子，抱上妈妈，回家。
妈妈被安葬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去摘野菜的山上。大人们把她的坟茔堆得圆圆的，高高的，我们跪着，用手再给她的新家填一把新土。前几日的新雪慢慢化了，抓着还有些湿的泥土，我还是哭了。这是我和妈妈最后的道别，我不想再忍，不想再装成熟懂事，我只想再最后做一次妈妈的孩子，疯狂地发泄泪水。
十年后，我和我的小家搬到了一个从不落雪的城市。旧金山复杂又舒适，安静又躁动。在这样一座有情绪的城市里穿行，回想我这十年来一路的冒险，似乎可以用几句话总结，又似乎很难确凿地知道，是什么把我带到了这里。
可是人生，是回头时才看到来路的轨迹的。当我们忙着赶路时，眼前的路线图是分散而不确定的。对于我来说，在疯狂大冒险后，能够重归规矩平淡，是一种恩赐。我一直渴望一个安全安静的家庭生活，一片我可以营造和保护的领地。看着少不经事的女儿，虽然说苦难让人成熟，但是我依然希望能够让孩子的无辜和童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我祈祷我的孩子不需要再过早地忍受失去母亲的痛苦，我希望在他们心智更成熟的时候再去经历死亡的分别。我希望生命能给我和孩子更多的时间，让我们去踏青、去奔跑、去玩雪。
十年后，我似乎习惯了在没有妈妈的世界里继续生活。只是在某些危急时刻，我仍会想念她，于是我开始祈祷，不是向上帝，而是向妈妈。神奇的是，她每次都能帮我度过难关。
作者后记：
美西时间5月9日下午5：49，二宝降生，母子平安。这是这个母亲节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神奇的世界，一切都有终点，一切又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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