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每天跑步的公园里，有一个移民的秘密 | 三明治

文 |  云泥

这个高个子男人像往常一样，一身黑色的西装，斜斜的靠着车门，左臂搭在打开的车窗上。

即使黑色皮鞋的尖头沾了再多的灰尘，他的装束仍然非常不适合这个地方。几颗长歪的柳树吹落金黄色柳绵落在地上，每隔一会儿就有一身运动装的人喘着气跑步经过，儿童从长满青草的小坡上轱辘轱辘滚下去，脸儿红通通地爬上来，头上沾了蒲公英的白色种子，再滚下去。遛狗的人一边打电话一边视线飘向空中的风筝。

没有人注意他。来这里跑步的人们都争分夺秒，只有他看起来总是这么闲。

现在，世界给自己画了个休止符。没有了伴奏，人们不知怎么调整自己生活的鼓点。学校停课，公司职员回家上班，旅行全部取消，网购代替了逛街，休闲场所统统关闭。时间突然变得很多。

我今天又来到这个公园，看见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呆在布告栏里上。他曾经每天在这里晒太阳，但看上去皮肤很白。布告栏的厚玻璃拦住了紫外线，公园草坪的倒影交叠在他身上。

刚刚下了点小雨。我想象橱窗里的世界会不会下雨，他会不会抬起白皙的手指抚了一下额前微湿的黑头发，露出湛蓝的眼睛，笑嘻嘻地对我说，“老朋友你好哇，今天又有什么新问题？”

我住在钱德勒市快十年了。它是凤凰城大区东部最年轻的卫星城之一。像很多美国西部的新兴小镇一样，道路宽阔平整，居民很多是外州和外国的移民，遍布全美的那些连锁商店沃尔玛麦当劳梅西百货一个也不少。我总觉得这样千篇一律的现状没有意思，在这个历史很短的地方，我反而迷上了它的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每周来跑步的这个公园，开始让我像猎狗一样东闻西嗅。它几乎算不上一个公园。穿过市中心最繁忙地段的101高速路在它的西侧，占地只有十八英亩，简单可以描述为一个长草的大坑周围一圈土路。没有任何公园设施。我有次跑步跑累了坐在树下读书，觉得这个场景过分诗意得令人难堪——要是能有个长椅谁会坐在有蚂蚁爬来爬去的草地上。

我算了一下，自从在这个公园跑步，我度过了五个圣诞节，穿坏六双跑鞋，变过三个发型，体重升降反复N次。它每年十月草黄，二月飘柳絮，九月雨季的积水两到三个星期才能全部蒸发，十二月有一个航模俱乐部的小型比赛兼野炊聚会。除了这些循环往复，它表面上一成不变。直到有一天，公园东北角的那三个石头边上，新竖起来一个浅蓝色金属框的布告栏。我赶紧跑过去看，原来是钱德勒市政府给这个公园起了名字，叫“萨德公园”。

也许以前就叫这个名字，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注意到布告栏里放了张黑白老照片，一个穿黑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脸很英俊，斜靠着一辆车。乍一见，我觉得和他似曾相识。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甘那﹒萨德，二十世纪初的丹麦移民，这个公园的前身是他的羊圈。

这么短短一行字，使我十分好奇。听父母说，我的曾祖父那一辈有一个分支，在黄土高坡上放羊。每年山丹丹花开时，羊群在湿漉漉红艳艳的云中漫步——云中漫步只是我的想象。我从没去过真正的黄土高原，离那个假想中牧羊人最近的经历是十岁时跟父母回过太原一周，在迎泽大街看见一个耍猴儿的。小时候，我没有机会学会那里的方言。长大后，将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地名填在“籍贯”那一栏，常使我心中浮起飘零之感。现在，我到了对家族历史感兴趣的年纪，这个曾经是羊圈的公园，似乎盛放了祖先从远方投来的殷殷目光。

每次从这个布告栏边上跑过去时，心里都溅起浅浅的灰尘。这个叫甘那﹒萨德的丹麦人，他似乎不断在召唤我，“小朋友，我有很多秘密，你要不要找找看？说不定，我的秘密里也藏着你自己。”

公园里有一对常年跑步的中年夫妇，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女的经常跑在前面，男的腿又细又长，像一头谦逊的公鹿，有意用慢动作，跟着前面有些吃力的母鹿。他们总是逆时针沿着公园跑，我习惯顺时针跑。迎面碰上时，我们互相点头致意。直到下一圈再度擦肩而过。也有过几次短暂交谈。我得知他们叫彼得森夫妇，住在紧邻公园的小区。

去年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来跑步，秋天刚刚降临时，男的一个人出现在公园里。

“你好啊，比以前快多了。” 迎面相遇时，我慢下来脚步，赞美他的新速度。

他马上腼腆地笑了，“我们前几个月去了丹麦，在山地上练习了一阵。我太太下山时不小心扭了脚。”

哦，原来是这样。“希望她赶快好起来啊。”我指了指那个写着“萨德公园”的布告栏，“在公园主人的故乡跑步，感觉一定不错吧？”

他眯起眼睛，露出一个罕见的顽皮表情，“那也是我的故乡。”他说，“甘那﹒萨德和我曾祖父是同一个丹麦村庄来这儿的移民。他在我祖父的羊场工作过几年。”

我有些吃惊，坚硬的沙土此刻像掺和了羊毛一样变得软绵绵的。我的双脚仿佛生出根系，蔓延扎入埋在地下的一扇暗门。

 萨德公园 | 云泥绘

紧挨着公园边上的居民区，房子大约都是五六十年代建的，在不到一百年历史的钱德勒市，它们堪称古建筑。大门紧掩，墙里爬出几只粉白夹竹桃对着路人欲言又止。再往前走几步，就像小说中过渡太快的前后两章，二十一纪新建的公寓楼窜了出来，每一层不同颜色，从灰褐到金黄，越高越灿烂，把人的视线和思路引向天空。

但是最近这些日子，我没心思朝上看，得先把地上的事搞清楚再说。我等不及要挖出这个公园地底下藏匿着的故事。

从那天起，我每星期到亚利桑那州历史协会、图书馆，和网上翻找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故纸堆。从前订阅的亚利桑那历史丛刊，现在也统统搬出来，看见有关“钱德勒”、 “移民”、“畜牧农场” 的片语只字，就仔细再读一遍。牧羊犬身负使命，忠实地寻找每一头走失的羔羊。

去公园时跑步时，地上的纹路渐渐变得清晰。受我的影响，彼得森最近也开始主动研究起自己的曾祖父来。跑过几圈之后，我们经常停在布告栏前，分享最新发掘出来的故事，主人公则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倾听，微笑不语。

一九二零年，甘那﹒萨德从丹麦西南部的村庄来到新大陆。他站在刚刚诞生不久的钱德勒市中心，茫然地望着那座建筑上方的几个霓虹灯大字——圣马可旅馆。他手里握着父亲手画的一张地图。四周的标志物没有一样能和地图对上。

除了这张地图，甘那毫无头绪。二十多年前，受益于 “沙漠法案”，父亲曾经在这附近买了一块地。一八七七年美国国会颁布的“沙漠法案”，旨在吸引更多人前往西部垦荒。国会许诺以每英亩一点二五美元的低价出售那里的土地。

父亲买好了地，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张单程的船票，回丹麦娶了新娘。从新娘直到六个孩子的妈妈，她始终不愿离开那个村庄到美国来。大儿子甘那二十岁时，父亲交给他这张地图，告诉他，在海那边的南方，我们家有块地。但是地契已经遗失。

甘那想，如果能找得到这片土地的卖主，也许可以找到那张地契。他和父亲长得很像。凭着几乎一模一样的黑头发，蓝眼睛，浓重的丹麦口音，卖主一定能想起来父亲。

几个月过去后，既没有找到卖主，也没有别的方法证明哪一块土地是萨德家的。《走出非洲》的最后，丹麦男爵夫人伊萨克在肯尼亚辛勤耕耘的咖啡园被大火吞噬，恓惶的结尾，正像穷小子甘那在新大陆生活的开头。

甘那确定，他只能先去当地丹麦老乡家里的羊圈打工赚钱。

“这个丹麦老乡，就是……”

“就是我的曾祖父，对吧？” 彼得森叫了起来。他飞快地打开手机地图，手指点在丹麦西南部，德国上方，继续放大，出现了一个小字， “就是这儿，Vilslev。他们都是这个地方的人。不过现在我家在丹麦的亲戚没有人住在这个村庄了。”他手滑向地图右边，“我去年拜访的堂哥家，住在哥本哈根。”

“你知道吗？我曾祖父家里的保姆， 是甘那﹒萨德的第一任妻子。”彼得森有时会主动告诉我一些冷僻的旧闻。见我很惊喜，他面有得色，“上周末和爸妈吃饭时，我爸说的。后来他们夫妇凑钱买了一块地，就离开我曾祖父家自己去养牛了。地是从钱德勒那里买的。”

无需特别指明，我也知道他说的是亚历山大·钱德勒，这个曾经在亚利桑那州拥有一万八千英亩土地的拓荒者。他的一生象越冬的候鸟一路向南。先是供职于加拿大政府，不久到美国底特律开办了自己的私人兽医诊所。一八八七年，亚利桑那行政区需要一名畜牧官员，二十八岁的钱德勒医生来了。

“加拿大人和丹麦人一样，都喜欢南方。”彼得森说。钱德勒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和甘那﹒萨德的故乡纬度相近。

钱德勒如约来亚利桑那上任时，这里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干旱，地里的蔬菜叶子焦黄打卷，家畜连续脱水。八月骄阳灼灼，钱德勒被心里的干火也煎熬了三十天。他决定辞去这项工作，准备继续向西投奔气候更为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州。临行之前，区董事会的一名成员邀请他去参观自己在亚利桑那南部的农场。同一天，雨季降临了凤凰城。仅仅三星期之后，钱德勒惊奇地发现，绿色植被覆盖了沙土地，玉米稞直起腰杆，牛栏的木头光亮油润。他回到了一个由报复性雨季速成的绿洲。

钱德勒决定留下来。他先后购进大量土地，开发灌溉渠道和水电站。

“他雇印第安人种植橘子、椰枣、桃、西瓜、棉花，牧草，饲养牛、羊、鸵鸟，还有猪。” 彼得森数完了十个指头，似乎意犹未尽。“我曾祖父的农场也养猪。我爸说他记得小时候，他爷爷奶奶去附近的圣马可旅馆收集剩饭给猪吃。”

“钱德勒修建的那个圣马可吗？据说当年是热门的豪华度假旅馆，每年冬天有很多东北部的人来住上一段时间。”

“没错就是那个。”彼得森说，“对了，我太太的腿好了。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去吃Brunch庆祝她康复，顺便看看曾经的圣马可旅馆，好吗？”

我们坐在钱德勒城中心闹市区的一个咖啡馆里，窗外的棕榈树干密密匝匝缠绕着圣诞灯饰。夜晚的流光溢彩刚刚退场不久，清晨的太阳葵花般绽放，璀璨花瓣洒在行人肩头。

“这原来是圣马可旅馆的前厅。”彼得森指了指吧台边一根黑褐色的圆柱，和墙角古旧的黄铜壁灯，“旅馆早已不复存在，建筑骨架被保留下来分割改建成很多商铺。”

“看看你背后。”彼得森说。我转过头去，墙上挂着一份放大的旧报纸剪报——一九一三年圣马可旅馆开业庆典当天，钱德勒身边站着时任美国副总统托马斯﹒马绍尔。

当这个城市正式以他的名字冠名时，亚历山大·钱德勒想起二十五年前那一场豪雨，庆幸自己留了下来。但加利福尼亚州仍然占据他心中家园的一角，他想着曾在那里住过的旅馆，每个房间都有电话，体格健康声音洪亮的服务员，修建齐整的草坪，洛可可纹饰的墙面，窗户中透出的白炽灯光绸缎般飘入夜色，仿佛牛奶缓缓融入黑巧克力中的温柔奢华。他想，钱德勒市正中心，将要建造毫不逊色的一座旅馆。

侍者端上咖啡。白色的杯盘微微碰撞发出声响。我身后的旧报纸上说，在圣马可旅馆初建时，钱德勒曾亲自指定购买蓝色梅森瓷盘给客人盛放咖啡和早餐。

“给你看个传家宝，”彼得森太太冲我眨眨眼，抬起左手放在桌上。小拇指上戴着颗鹰嘴豆大的碧绿宝石戒指。“我们结婚时他奶奶送给我这个礼物，是彼得森祖上从丹麦带过来的。”窗子渗进的阳光穿透戒指，在白色咖啡盘上投下淡淡的黄绿色影子。

这时侍者送来黄油土司培根煎鸡蛋，最普通的美式Brunch主餐。

“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在丹麦吃的，用培根和苹果炸，跟这个很像，但是甜丝丝的？”彼得森太太想起了什么。“你说的是——艾伯夫拉斯克？” 彼得森不确定地问。

这个名字十分耳熟。我从包里抽出一本正在看的钱德勒居民回忆录，翻到中间的一页——“……最热的几个月，我们睡在屋外的小棚屋里，床单浸湿，身体裹在里面，会凉快一些……一九四零年才装了水蒸发空调。” 再下面几段后，“……左边住着一家丹麦人……天气不热的周末，他们开Party……在他家，我吃过有种叫艾伯夫拉斯克的丹麦食物——由咸培根和青苹果炸制为主料，加入白糖和百里香……”

“是这个吗？”我把书递给彼得森。

“就是它。我们这次在堂哥家住，在家里和饭店，吃过好几次。”

我盯着面前的盘子里撒了胡椒和盐的煎鸡蛋，琢磨将它们换成混合百里香味道甜炸苹果和培根一起吃的效果，“好吃吗？”

彼得森太太做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这个开Party的丹麦人有可能是甘那﹒萨德吗？也许还有可能是我曾祖父？”

“你往后看，这本书里说的这家丹麦人，就是甘那﹒萨德。甘那家附近的几个丹麦移民家庭，经常聚会，跳丹麦舞，打一种丹麦扑克。其中很可能有你曾祖父。”

“我今晚打电话给爸爸问一下看他记不记得。” 彼得森掏出手机发了个短信。

根据同一本书的叙述，圣马可旅馆建成之后的第七年，甘那﹒萨德刚从丹麦来钱德勒市。炎热的夏夜，手心湿乎乎地攥着地图。地图上没有这个旅馆，他的父亲也从没提过。

没有人知道，旅馆下方这片地也许曾经属于他们家。地契始终没有找到，秘密沉入永恒的暗河。

后来，亚历山大·钱德勒拥有的土地不断升值，他开始分批卖出这些土地。甘那﹒萨德看中了其中一块。在彼得森农场，他已经攒了一些钱和经验。这块地平整一下可以马上搭建牛羊圈，还有个低洼的土坑，正好用来积蓄宝贵的雨水，名字他已想好——“天堂羊场”。

吃完Brunch我们一同去公园。岁末的萨德公园，刚刚结束了一年一度的飞行俱乐部航模比赛，大大小小的白色飞行器停歇在草坪上。我跑过公园的一角，看见有只红嘴的鸟站在一堆木柴上。当我靠近，这只鸟似乎终于等到了自己表演的时刻，振翅飞向晴空。

彼得森第一天告诉我他曾祖父的故事时，他是公园的故交，而我只算新朋。后来，我和彼得森的角色慢慢调换，开始由我给他讲的更多他前辈开办羊场时候的细节。

 “101高速公路正好穿过甘那家的原址。”

“甘那雇佣过一个西班牙来的挤奶工。”

“还有，天堂羊场高峰时有八百亩地，四万头羊。”

每年春天时，钱德勒以及附近乡镇的羊群陆续被带到北面的Baldy山上避暑。羊群来时，Baldy山顶峰的积雪正缓缓退到山顶。这段路单程就要走八个星期。

彼得森听了我的描述，半开玩笑地说，“八星期？我能跑长跑，原来是因为牧羊人家族基因。”他又有些面露憧憬，“可惜我没有放羊的借口到山上去，只能在这儿绕着公园跑圈。”

我们朝Baldy山的方向望去。公园西头，水泥墙掩住高速路上的昼夜川流；这一边，时光逆行八十年。

两个男人，一头牧羊犬，一只驮着物资的驴，和一群羊。绵羊有个神奇的本领，它们能嗅到水源的味道，毫不犹豫地朝那里走。等羊群喝饱了水，牧羊人就开始考虑当晚在哪里安营扎寨。但是这通常也是由羊群决定的。不管有多开阔多适宜，如果羊群不喜欢，它们就会乱跑一气，牧羊人就没法做饭，更别提看星星了。

在Baldy山，他们从四月底到待到十月初，母羊即将生小羊的前夕。

这些关于羊的典故，我那曾祖一定也能滔滔不绝。在另一个世界，他头裹白羊肚手巾，邀请穿黑西装的甘那，还有彼得森的曾祖父，走进他的黄土窑洞，握手，畅谈......我一边跑步一边傻笑，想象那个牧羊人峰会的盛况。

彼得森也被这个假想的峰会逗乐了，“我现在跑步都能闻到羊味儿。” 他说。后来，”天堂羊场“ 把这处地点卖给了亚利桑那交通局。当时边上修高速公路，需要一个暴雨时的应急蓄水池。原来的池塘被扩大了，挖出的土方去填充了高速路的一截。

它仍然保持着池塘的边界线。圆形的水面越来越低，映在水中央的云，缩小成地上一朵白色的蒲公英。池底渐渐铺满青草，爬上堤岸。风换了乐章。岸上有几棵年长的柳树，看样子是见过世面的，当你一圈一圈围着这个绿油油的池塘跑步时，它们捋着胡须——

这是你的易北河。

这是你的中央公园。

这是你的安徒生童话。

这是你的地坛。

“甘那一九八零年去世。他的遗体运回丹麦葬在他的故乡。”我对彼得森说。甘那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与他命运甘苦交织的异乡公园，保留了他的名字。

“我的曾祖父也回去了，葬在Vilslev。”

“再次飘洋过海，他们又能见面了。”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不了解他们。我是说，我既不了解我在丹麦的祖先，也不了解移民到美国的祖先。”他叹了口气，伸长腿踩住一片飘落的叶子。

 彼得森夫妇和我是同代人，他们生于后现代的美国，我生在一路向前的新中国。我们对曾祖父那一辈的生活都同样陌生。尽管我们东搜西罗，像拼图游戏一样企图完成甘那的人生轮廓，但故事始终是二手的，难以像祖传的绿宝石戒指那样紧贴肌肤。

我去公园溜达，思考一个城市和人的关系。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脚下的土地，只是占有它们。

公园里人很少。因为病毒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州政府加强管制，建议人们尽量不要出门。

二战结束时，Baldy山脚下的小镇举行了庆祝游行。那时候，甘那带着羊群也在附近。小镇上常驻人口很少，镇长希望他费力张罗来的焰火能有更多人来分享。如果那天没有焰火，没有举着彩色羊旙的甘那，和他那一群热烘烘，闹哄哄的羊，跑下山赶来加入庆祝的队伍，人们一定难以体会到那种母羊怀孕般激越而温暖的幸福。

世界像一位历劫难产的母亲，终于胜利分娩，产下了一个和平的孩子。

公园里有人放风筝，桃红柳绿托着蓝天上的云朵，好像是羊旙在羊群中到处游走。

我停在布告栏前再度端详他。照片中他正值盛年。

“我在钱德勒博物馆找到一份口述记录，来自你的侄女。”我心中默默对他说。“我打算找到她，问问她更多关于 ‘天堂羊场‘ 的事。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个流行病。” 我低头把脚边一颗小石子踢给他，仿佛希冀他能踢回给我一个答案。小石子撞到大石块，发出清脆的声响。

“快了，准备好放焰火了吗？”

透过橱窗玻璃，我注意到他的西装扣子上挂了几根白色的羊毛。

“不管打败的是什么，都应该放焰火，庆祝胜利。” 我仿佛听见甘那叔叔的声音从橱窗里传来，带着浓浓的丹麦口音。

甘那﹒萨德（一八九五——一九八零）在天堂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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