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冰箱就好了｜三明治

Original 胖粒三明治

文｜胖粒

一

家里没有冰箱，只有一个石头做的大水缸。以前夏天在家，西瓜被吃的前一天一定要放进大水缸里，水从山上来，还有点冰，瓜沉入缸底，一夜之后，瓜摸起来冰冰凉凉。

但水缸不再让我满足。我现在有能力买很多水果了。芒果，木瓜，番石榴，红心火龙果，山竹。我在网上把那些热带的水果一箱一箱地买回来，向家人展示他们从未吃过的食物。我把那个已经软了的牛油果给我妈吃了一口，给我奶奶给我爷爷也吃了一口，他们的表情难看。

像烂苕，我奶奶说。

我需要买冰箱保存好那些从外地寄过来的水果，我要泡柠檬水喝，我要冲冰拿铁喝。

原本我妈不同意。没有修新房子，这样破的房子，如果放一台冰箱在这里，会不会不配？我说人生短暂啊，要趁早享乐。别担心价格，我来出钱。她拖长了调子说，那可以。我工作近两年了，开始有了一些不多的积蓄。其实她并不会主动让我给她一些钱，她只会说，你一定要省。

我妈的工作是摘茶叶，到了夏天，茶叶价格回落，村里的人6点多去茶园，晚上7点左右回来，劳作十几个小时，只能挣到六七十元。有时候太阳太大了，照得人的头皮痛，我喊她不要顶着那个大大的太阳去山上，她说有帽子还有伞，没事。

有钱了真好，这时我会用钱来说服她。比如，我们一起来打扫家里，我付你35元一小时，按照上海阿姨的价格。我的书架到了，需要安装，我和你一起做，支付你100元。她刚开始会不好意思。会说一家人，谈钱伤感情。想了一会她说，那可以，免得你乱用钱，我来存起。存到500元后就转到银行卡。

二

我们在河边的省道上等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县城看冰箱。站着，有时候也蹲下来，一种细小的蚊子钻进头发并不断在耳边和眼前来回盘旋。她尝试过拦下过路的私家车，但那些车从这头到身旁再到那头，没有人停下。

县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一些还停留在记忆里的店铺已经换了，我两年没有来这个县城了。

那个超市，我想起周日去学校时会在那里买各种味道的方便面。那个理发店也还在，初一时，那个从重庆来的理发青年给我剪了一个那时称之为“非主流”现在称之为“杀马特”的发型：寸头，但是在后脑勺留着两截辫子。

年轻人开始出现在街上，在以往，街上走动的人，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是一些人的爸爸妈妈一些人的爷爷奶奶。肯定是因为疫情，学生们上完课在街上走，本应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没复工也在街上走。他们无所事事，有时候弯下腰去买桥边摊子上的枇杷和葡萄。

我们只找到了两个卖家电的铺子，我妈看到冰箱上贴的价格直摇头，太贵了，太贵了。3000多，4000多，5000多。转角处一台近一万的冰箱让我妈诧异，她打开那台昂贵的冰箱门，门把在中间，往两边拉开，像在开大院的门。她认定只买1000元以内的冰箱，店员表示这里没有。

我说买吧，3000多都可以，我买得起。我们的房子不配。她又说了这句话。

有时候我会看到爷爷独自坐在堂屋边叹气。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心生怜悯，而应该选择沉默走开。很多次我走到他身边关切地问爷爷你在干嘛，他只会不断地给你讲述村里的谁谁又修了新房子。你会觉得自己没用，你会觉得你的父母没用，你会愤懑他的几个儿子竟能忍受下去。

房子，农村人最关心的就是房子，我妈说那是门面。我家从村里最富有的家庭变成村里几乎唯一没有盖新楼的家庭，这让家人认为是耻辱。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挣钱。去北海做“资本运作”，去苏州做“绿叶产品”，去山东做“无限极”，去义乌做“原始点”。每次开始前，他们都信誓旦旦地向爷爷奶奶表示，等年底就回来修新屋。爷爷高兴，会在和别人闲聊时有意无意炫耀起这件事情。但每年都是爷爷看着村里的其他人修房子。叔叔说，找了八字先生算了一卦，这段时间不适宜修屋，你满80岁后就可以了。爷爷又很高兴，因为他明年就是这个岁数了。

但我知道他的愿望不会实现了。叔叔从一个千万富翁变为网友喊的“倒爷”，他卖口罩，卖中药包，有段时间他也开始卖头盔，都没赚到钱。小叔叔在离家几公里远的深山里修了一个“农场”，一共养了两只鸡（其中一只被山猫叼走了）和两只鹅。我爸贷了5万在县城里开了一个按摩店，开业一个星期后，疫情来临，4月复工时，他已经没钱交房租了。

三

我很害怕那些邻居。他们会评论我的穿着，会问我谈没谈朋友，有时候他们会问我工资多高，奶奶嘱咐我，不能说高了，也不能说低了，只说，工资再高有何用？大城市消费高，存不了什么钱。

我会去躲那些邻居。

田翠英在今年头一次看见我时我在摘枇杷。我假装没有认出她。我知道她眼睛由于老化不能辨认出我是谁。她胖，得了糖尿病之后已经无法快步走路，有时，她坐在田埂上，一声一声叹着气。

我并不喜欢她。儿媳，她是另一个快90岁的老人的儿媳。在我帮老人把柴抱回他的屋子时，她趴在窗户边对老人吼到“为什么你要别人搬？”

她对老人不好，把他存的一部分钱哄走，让他吃几顿饭后又把他赶回原来那个破屋。

当然是难受的，10年前，我在村上的医院碰到老人，一块肉悬挂在他额头上，血从他脸上流下来。摔的，他说。没钱，哪有什么退休工资。他在山上四处寻找鱼腥草时，不慎摔下坎，磕破额头。

如果你不幸是一个农村人，如果你不幸在老了还是一个农村人，那你会没有收入，你会早早打好棺材，你会祈祷自己不要生病，你会恐惧自己摔跤——老人摔跤就会死。他们这样说。

他儿，一个瘦弱的捡瓦工，他瘦。人们都说田翠英欺负他。我会相信这一说法，在老人担忧在医院看病要被田翠英骂时。他说他头晕。小店的八宝粥，我买给他，3.5元。后来我在上海生活时，我看到公园里的老人拿着摄像机，长长的，对准一朵花，瞄准一只鸟，拍拍拍。我会想他们的退休工资里有多少3.5元。

你别凶他。我对田翠英说。我把柴放到屋边。她走了出来，仔细辨认我。然后她儿子出来了。她说，啊，你。大学生，刘胜，你看，她妈妈虽然辛苦，但是养出了两个大学生。

我露出了那种面对家乡的人特有的笑。谦卑，懂事，文静，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我说，大学生没有什么的，你去街上看，一抓一大把，工资也不高。

一个政治的人物说，中国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有6亿人。我想起小时候，常常站在那些吃西瓜的人旁边，看着他们把西瓜吃完，等他们把瓜皮扔到地上后，快速地捡起，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把它们藏在一个方便袋里，装回家，然后砍碎这些瓜皮。然后猪会吃了它们。

四

“蜘蛛猴面包”来恩施拍视频，快到晚上十点了，他收工回到县城，一个同乡和他一起。我坐上了他们的车，在宾馆里，他们问我为何要做这个采访。

同乡问我，你高中是在哪里读的？我说一所职校，他说我也是。那你是我学长。我说。我是艺术生。“我也是艺术生。”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些相同点。你在县城的街上走是什么感觉。他问。

我和你还是不一样，蜘蛛猴面包是省城的人，你是县城的人，而我是村里的人。这里如果存在一个等级的话。那我来到这个大街上还是会不那么愉悦，行人的速度和街上的声音都让我想起了在这里备受欺负的初中年代。那你还有阴影。他说。

有阴影吗？我很厌烦网上流行的“原生家庭”一说，似乎任何一种裂缝都要去寻找一个人的少年一个人的童年。但我没有反驳依据。我想我只是在憎恨人的软弱，就像我的家人在他们的事业上失败时，永远都是怪罪运气。我也会去咒骂那些等级，藐视它们，然后甘愿成为草。没什么的。只是有时候我不明白，草，已经心甘情愿待在自己的位置，待在别人给定的位置上了，为何还要被铲除呢。

他们回放了白天拍摄的一些镜头。骑着电动车在公路上行驶，去一户人家里拍摄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有时候镜头摇晃，出现一个中年男人，他高声讲话，要指点一切。我太熟悉这种姿态的人了。在我的村子里，在我的家庭里，男人们都是这样的表现，他们会抽一支烟，在吃饭的时候。同时旁边会放着一杯白酒，咂咂嘴，然后讨论自己的辉煌经历和国际形势。

外来者会来着理解来看待这一切，如果没有“理解”的目光，在道德上就会被质疑。但我是这里的人，不畏惧也不害怕去表达自己的态度，我憎恨一部分人，同情一部分人，可怜一部分人。

我要展现的农村太残酷了还是太苦涩了，还是我展示这个动作一出现就意味着背离了某一部分真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没有办法去反对或背离我的经验。

一些时刻仍然让我怀念。在蜘蛛猴面包树的宾馆房间对面，一个房子里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灯光，这家人在蹦迪吗？一个寂寥的晚上，一栋在县城的楼房，有一家人在蹦迪。

已经快到12点了。同乡骑着电动车载着我，夜晚凉爽，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我坐在后座上问他现在的状态，在修车。他回答。夜晚覆盖那些我讨厌的街道和店铺，我只听着车的突突声，只看着后视镜上闪现的一些光。

你还打算回大城市吗？我问他。

暂时不回去了。

五

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干农活了。我说我有工作要忙。奶奶和我妈会把我的工作看得很重要，高于他们的农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让我去帮忙。我很久没有挑过粪了，奶奶的腰不行了，让我帮忙挑到园子里，我尝试了一下发现我的肩膀不行了。我和我妈去摘枇杷，树很高，她让我站在树下，自己爬上去。我确实也爬不上去，我只站在树荫里，挑拣一些，然后让她小心点。

我在身体上背叛了他们。从一个体力劳动者成为一个脑力劳动者，但当我这样想时，我就发现了自己的虚伪。我从来没有成为什么体力劳动者过，我这种人，通过受了高等教育去了城市打工，从来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对有利的，从来都知道通过什么路径可以实现自己的欲望。

我像是一个农村身份的利用者，打捞一些可以书写的片段，假装自我怀疑和自我贬低。

主编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写一下你的回乡经历。我回想了这一切，往事、现在正在经历的事带给我的感受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复杂，很复杂，我说。就像我在县城里的宾馆的那天一样，我感到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困惑。你问我喜欢北京和上海吗？它们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可以用很简短的话表明我的态度。但这个村子，这个县，不是“白天”和“夜晚”，而是“薄雾时分”和“黄昏”。有时候我会被它迷惑。这两个时候人的判断力最低。爷爷说，黄昏时“阴气”最浓，所以我时不时会和朋友谈论一些关于树关于山关于云和要进圈的母鸡。

”牛蛙”是我的朋友，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隔壁县的同乡。我见到她的第一面时很害怕她，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当我和她说话时我会紧张和胆怯。有时候我们在大学城的夜市买东西吃，我会假装说一些搞笑的话来掩饰我的尴尬。

是语言的问题。我想了很久找到答案。我对“牛蛙”说，你跟我说方言让我想起了初中被霸凌，我好不容易来到了大学，你一跟我说方言，那一刻我又是被欺负的农村蛙。我无法再在课堂上像一个合格而又骄傲的文科生那样去谈论福柯，去谈论哈贝马斯，去谈论乔姆斯基。我看到你就想起那个叫“精剪”的理发店。

现在想起来会适度更正当时的结论，应该是我自卑，我不认可自己的身份。哪怕我自己去消解掉身份的社会意义，去藐视它。

2018年我离开学校去工作，时间让人变化，我在匍匐前进，有时候夸夸其谈，有时候自我厌恶。有一次和“牛蛙”视频，我正吃一盒外卖，是大鸡腿，一把撕开外包装，对着她，大口吃了起来。后来朋友跟我复述了这个场景，她说这是一个让她觉得很舒服的场景，不再“不自然”。

六

恩施，我的家乡，很早开始关切我。电话在白天响起4次，或者5次。他们来自县城的疾控中心，镇上的某个组织，村委会。在我3月中旬从境外回到上海后开始不停地询问我。

近期打算回来吗？

没有。

嗯，家乡还是欢迎你的，但是一定要做好报备。

两个月后，我从上海回到了恩施。这个决定一点也不难，我的工作继续，有台电脑就行。我把一部分行李放在上海的同事家。非常轻松地离开了上海。

上海很好，但我一个人在房子里昼夜颠倒。因为疫情，我买了大量的食物。一部分被我放在冷藏柜，有一天我能用上它，如果全上海的食物供给突然断掉。这不是没有可能，全世界消失都有可能，我想。然后我把另一部分放在我的沙发前，我坐在地上，看着它们，想吃多少是多少。我开始暴食。没有一样食物是好吃的。我只是完成咀嚼的动作而已。

我妈肯定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她想不明白我为何会暴食，弄不懂我为何会不快乐。要像我这样神气像我这样有干劲！她说。

她会给自己一个小时拍摄抖音的时间。晚上9点左右，她开着音乐，对着镜头独自唱跳。每增加一个播放量她都会很高兴。她还热衷使用那些夸张的虚拟妆容，一个古代的仙子，或者是有穿金戴银的皇后。她看着手机里的自己，会跟我说，有200多人看我了。

冬天，茶园长不出茶叶了，她只好去县城里给一个馆子当服务员。因此她的微信步数频频升至第一，24768步，32746步。她会为自己得了微信运动的冠军而高兴。而现在顶多1000来步，因为她站在茶园里，不需要动来动去。我在上海时每天都会给她的步数点赞，知道舍不得打电话，这样做就表示我的问候了。我让她尝试每天写日记，然后给我看，说不定也是个天生的小说家或者诗人什么的。后来我和她都放弃了，那个日记本变成了记账本。每天我妈都在上面写摘了几斤茶叶换了多少钱。

她平等，我和我弟弟会直呼她的名字“秀秀”。

“秀秀，我就在网上买一台冰箱吧！”

不到1000元的或者1000出头的有很多。我唯一担心的是货物不送上门，从上海寄回的一些物品只能送到县城，我喊了一个司机帮我拖到家里。如果冰箱坏了会不会不保修呢？但也就1000元，坏了就坏了。

家里的很多电器都是二手的，那台老式电视，我妈在废品店发现了它，80元。洗衣机是姑姑家淘汰下来的，800元。烤箱，是我朋友搬家后送给我的。对了，电饭煲是自己买的新的。我想给家里买很多很多东西，空气炸锅，微波炉，不粘锅，空气循环扇。这些现代化的物品如果能多少缓解一下他们修不起房子的悲伤，我想这就很好了。

有台冰箱了会很好。我妈不会在赶集的时候只买几两肉了，也能在摘完茶后回到家喝一口凉水。

我正写这些的时候，屋后传来我家公鸡的挣扎声，我以为是我妈在把它捉进圈，但那声音太痛苦了，我不得不跑出去一看究竟。打开门，外面没有人，一只黄鼠狼看到我后立即跑走，那只鸡，奄奄一息躺在水沟里。它要死了。

还是要被吃的，当它被放在开水里烫时，被放在火上烤时，我想起它每天的打鸣声，充满生命力，但可以在转眼间，那些看起来强壮有力的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会把它的死认为是我的错，如果我早点把它捉进圈，如果我听到那叫声能立即去查看，它就有可能活下来。

没有冰箱，我妈说，它会坏掉。

我现在就去下单。

回到农村是什么感觉呢？我终于有点明晰的感受了，你会感知到一种原始的欲望。你会想出人头地，你会想改变那悲哀的现状，你会想做点什么去挽救那只公鸡，你会希望一个人的生活能拥有电饭煲。你会想要一个人不用等到80岁就住上新的房子。你会期盼一个人不去大太阳下摘茶叶能安心地放松一会。你会想要，一个夏天的大西瓜，不用进水缸里而去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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