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流”的生活并不可怕 | 三明治 · 直播回顾

Original 胖粒、景宜三明治

7月12日的“即时爆破”直播活动海报

赵景宜是三明治的前同事，17年在北京找工作屡战屡败后，来到上海三明治工作了一年多，然后开始了一年多的自由职业生涯。在这段“废柴”的时光，他不必忍受通勤，不必朝九晚五，写些报道，每个月挣四五千，刚好维持房租和温饱。

——但也维持不了生活所需，一直处于负债状态。

但赵景宜说，他并不觉得自己废柴，只是在过一种合理的生活。无论是现在在《新周刊》写东西，在三明治的工作，还是曾经的自由职业，他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种有智识对生活，可以通过阅读写作不断学习，不断与人交流，而这种生活的前提是有自由意志，以及有闲。

有闲，这对于被裹挟在当下充斥着精英话语和成功学的大环境里的人们，是多么大的奢侈呢？在这个很难不为生活焦虑的社会中，又如何保持一种“散漫的轻松感”呢？

在这次的即时爆破里，胖粒和赵景宜聊了聊他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和职业经历、对城市以及农村对人的影响的思考，以及对现在新闻媒体行业从业门槛的看法。这种对谈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在于希望你也可以在日常里，和朋友进行这样自在的交流和相互之间彼此尊重地质询。对话的价值不仅是在于看着银幕中的人口若悬河，大谈道理，而是在于对话引发了自己的思考。

最后，被胖粒称为“曾经的三明治图书馆馆长”的赵景宜，给大家推荐了一系列书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希望大家能通过坚持阅读，不断靠近一种“有智识的生活”。

不入流的生活并不可怕

胖粒：我其实很好奇，这次直播的标题是你选的，“在次要的年代，过一种废物生活”，这个“废物”是什么意义上的废物？“次要”是什么意义上的次要？你的参照体系是什么？

赵景宜：“废物”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比如我写自我介绍，都会写一个假的，这一次写了“考古系肄业生”，以前写过“快手玩家”，别人会觉得很有意思，就记住我了。只是一种比较功利和讨巧的做法。

但我可以说一下“次要年代”。突然想到，以前有个同事发表了一个观点，当时她忽略了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优势，就做出了判断。这让我很不满意，当时发了朋友圈嘲笑她，“我宁愿一辈子去当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不愿意做一个拿着苹果电脑随便乱讲话的白领。”

次要的年代……非常明显。媒体在下滑，声音越来越单一，我们以前很多自由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可疑，人们越来越不敢发出声音了，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销声匿迹了。这个年代肯定是次要的。

普通人的生活也很惨的，但他们都没有去思考背后的原因，而是被其他的宣传给吸纳进去了。今天，我们都在谈论B站、乘风破浪的姐姐、乐队的夏天、奇葩说，各种综艺节目和犀利的话语……很多白领工作的人被这种聪明与较细的东西给吸纳去了，对真正的问题根本就不关心，或者选择性地逃避。但其实这些真正的问题一直都悬在我们头上，比如很多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多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很多媒体人都只是《奇葩说》的粉丝，追求一种聪明，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这个年代肯定是次要的，不是一种扩张性的年代，而是下滑的年代。下滑的年代可能更追求一种头部效应，拥抱流量，担心自己成为被抛弃的一群人。

胖粒：你说的这种“次要的年代”，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普遍的生活状态。你自己怎样面对这种状况？要用废物去面对吗？你觉得你在三明治工作或者做自由职业，是一种废物的态度吗？还是只是一种迎合大众的说法？

赵景宜：我不觉得自己是废物。我对自己的要求不要那么高，想要过一种合理的生活。不入流的生活并不可怕，也会是现代人的常态，不要担心变成人们眼中的废物。

那是一种很坚硬的豪华

赵景宜：我想问下你关于对北京的感觉？以及SKP不让外卖员进去的那个事件的看法？

胖粒：我在北京大概半年，实习的公司在华贸大望路那一块。当时看了SKP事件我觉得很愤怒，觉得它完全是通过一种职业分工的系统，树立自己SKP的象征身份。我当时就很像那个外卖员，每天去华贸上班，一楼大厅里的服务经理都是外国人。刚开始我没有出入卡，每天都要登记或者给里面的人打电话才能进去，上去之后也都是时尚杂志之类的公司。SKP就在公司的下面，午饭和晚饭在下面吃都是非常贵的，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根本吃不起。那是一种很坚硬的豪华。

赵景宜：我觉得SKP类似上海的环贸IPAM，作为一个高端市场，它不需要有很高的人流量，空调温度的要求是让人穿着衬衣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场主观意愿上不希望外卖员进去是合理的，可以理解。但它不应该限制外卖员进去，而是应该要求商户不让外卖员进去拿东西。因为外卖员作为一个自由人可以进入各种公共场合，但作为一个高级商场可以做一个调控，这种调控是合理的。如果我是一个月薪十万的人，我要去买一件三千元的T恤，我希望我的任何体验都是很舒服的。我看到外卖员在里面跑来跑去我心里肯定不开心。但它只能限制入驻的商户，而不应该限制外卖员进去。这就是它傲慢的地方。这种傲慢不仅在SKP，而是在很多商场、场合都是这样的。

胖粒：你从商业的角度去承认它的合理性，但从人文角度或者社会层面，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合理的。待会要聊布尔迪厄，他讲到区隔，身份作为某种区隔。你年薪多少万，有司机，去SKP，这就是你的身份象征。外卖员的衣服就成了他的象征，他是一个劳动阶级。商场就在强化这种区隔，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这种区隔，所以从更加革命性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我理解你的看法，我的意思是从一个更宏观更变革性的视角去看，而你是从一个非常现实的视角去看。

赵景宜：从SKP事件中，是们能看到的有形的区隔，但世界上还有许多无形的区隔，比如有些地方你完全可以进去，但你就是不会进去。你不能否认人和人的差异，阶层的差异，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差异，这个世界必然充满了更多拒绝。

胖粒：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事件有强烈的愤怒？是因为我的立场。因为从阶层的角度，我觉得我跟外卖员是一种人，他的遭遇让我自身感到了强烈的被侵犯。

当时我在北京时尚杂志实习的时候，有个同事在北京全款买了房。在上海，在三明治，大家不会把有钱没钱外显，但在那个时尚杂志，大家都把身份放在衣着上面，你可以通过他的衣着去判断他的身份，就好像你可以通过外卖员的衣服看出他的身份。

赵景宜：小时候到长大后我都会碰到一种人，他会打量你的鞋，打量你的衣服。

胖粒：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买奢侈品。其实我也会不自觉受到影响。像文艺青年，买三明治印了“自由”的这款帆布包，它好像成为一种自我认识的表示：我是一个文艺青年，我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就好像你平时用黑胶，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匹配你自身身份的。有时候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困境时，你既要对抗一些概念，也要承认这些概念的有效性。

北京把一些人变笨拙了

赵景宜：你为什么觉得北京对你有一种冒犯？

胖粒：你不能说这是一种冒犯，只能说我自己所产生的某种自卑感。这是一种差异，不是一种冒犯。我在北京的冬天，当时有出现一些关于驱逐的事情，我在那时感到了很强的冒犯。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居住在别人家里，住的房子也是个违章建筑，在望京28楼的地方。那是一个从行政定义上出发的事件，发生在我周围，让我强烈地感受到，我就是那个被驱逐的目标。这是我一次被冒犯的体验。

赵景宜：我最近认识一对情侣，一年多前在北京开民宿，发展得很好，从一家开到几家。他们发现开民宿很容易被居民举报，为什么呢？比如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会一直教育居民，称外地人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看到很多外来人进出门口，就会去举报。可能那里的基层的监督和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作为一个外来的居住者，尤其像你刚刚说的居无定所的人，是会感觉北京是很令人恐慌的。我之前接触到一些住在望京附近的家政工，其中一个社工去他们的公寓，那段时间北京想要赶人。突然，房间“哄”地没电了。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发现家政工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拿了个蜡烛把房间点亮了，又开始重新聊家常。她发现这些人，一直被驱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他们已经很习惯这些了，适应了被驱赶、被社会与官方的边缘化。

景宜在北京

胖粒：我觉得在北京这种恐慌成为一种日常，就像压力、雾霾成为一种日常。如果一个地方让我不太舒服，我就会走开，但你好像会靠近这种不太舒服的地方。你是如何解构北京这些让人不太喜欢的点？因为我看北京的视角是很二元对立的，但你还是能看到中间的很多缝隙、很多迷人的有张力的东西。

赵景宜：我的情况没有什么代表性。我已经工作了五年，但我一直是很自由宽松的状态，不需要挤地铁，也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我在北京体会到的乐趣，更多是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功能化很强的地方，比如说高碑店、四惠，附近有很多创意园区，所以人们可以住在通州，然后坐地铁到四惠，下了班再坐地铁回去。我告诉他们，你们要在北京找到快乐，发现这里很好玩，其实不太公平。他们每天来往于工作之间，都很有压力了。我的生活体验，没有代表性，我不好意思说北京很迷人。

但从中，必须要说人的一些行为，也是这座城市所训导的一种结果。在上海，打工的中年人、蓝领阶层会骑电动车，因为生活成本压力高，又在很远的地方租房子，所以必须要用更方便的方式赖在上海生活，比如很晚还可以骑电瓶车接老婆。这种策略来源于一种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让他采取这种灵活的方式。但住在通州、回龙观的年轻人却不会骑电瓶车，即使地铁要挤一个小时，电瓶车只用二三十分钟。我觉得是这种生活压力、一套固定的思维方式，让他慢慢成为一个在很多方面不会变通、没有灵活性的一个人。在北京确实有规训，让一些人在生活经验上变笨拙了。

我曾经对记者这个职业
很失望

胖粒：你为什么不愿意称呼自己为记者？

赵景宜：六七年前，当时我还是学生，学的专业叫新闻采编与制作。我发现只有进大学生通讯社的人，才有机会去当地报纸实习，但那时我根本就没有实习的机会。最后我通过私人的机会跟了一个记者去实习了一段时间，发现对《楚天都市报》非常失望。

我跟了三个新闻，一个是去退休军人事务组，他们就是帮助武汉偏远地区的小孩来武汉玩一玩，我们就负责报道这个事情，结束了别人还给了我一点车马费。后来我发现车马费占了这次活动金额的百分之二三十，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个社会真的很虚伪，“退伍军人帮助贫穷的人家孩子来武汉玩”，他们想要宣传这个事情，给宣传的钱占比还非常高。我就觉得这个太搞笑了。

第二个事情是，我跟记者老师一起去了一个类似直销组织，看到一个人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人生一定要赢”诸如此类的话语，下面的人就“老师好！”欢呼，在户外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里面，有几千人。中间有一个碳火，老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有信念，你走过这个碳火，你的脚就不会受伤”。其实那个碳火已经基本熄灭了，然后老师就跑过，大家就觉得老师厉害。然后我们去报道这个大会。虽然我也理解这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但这种完全是伪科学的骗人的东西，这种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最后跟的一个新闻。汉口有个社区，一个老人一直是黑户口，报道写“过了三十年，民警终于解决了老人的户口问题”，已经过了这么久，还把它当做一件正面宣传来写。这二三十年民警干什么去了？都不帮一个本来是有户口的人解决一个户口问题。所以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当一个《楚天都市报》的记者也太无聊了，对这个社会毫无价值，不过是拿着报社记者的职业，看起来挺光鲜的，开着大众汽车到外面吃吃喝喝，收收红包，拿点通稿，写写发发。这就算了，还要写些比较害人的东西。

这是几年前的往事，我不愿意称呼自己是记者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过去我没有机会去媒体实习，哪怕我在这个专业。第二个，我觉得记者是个门槛很高的职业，媒体行业对我来说，代表着一种拒绝。我不喜欢被拒绝的感觉，它确实拒绝了很多人。

胖粒：我大学学的播音主持，我为什么痛恨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个说话机器。不管在什么场合，它的主要职责就是维系一种所谓的体面和和平，讲一些套话和大话。我当时在某个媒体那边实习了一段时间，发现其实基层的宣传部门，不是一个媒体的角色而是一种宣传的角色。里面的那种无聊和迂腐，你就不会去信奉那种东西。

包括我在学校学到的播音主持，都是小班教学，还有师徒关系，就有个老师，你要称他为师傅，你还有师哥师姐，对他们要好。你要非常服从这种规则。在体制里面都有非常明显的规则的。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规则是以权力为主导的，所以我一直对权力很敏感，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在权力话语体系里成长的。

媒体在以前是一个社会化大学

赵景宜：你觉得像进入你们这种媒体行业是越来越难了，还是越来越容易了？

胖粒：我觉得门槛还是越来越低了。首先要区分媒体，进入一般的省报或者市级的报社，本科是一个门槛；但要进入一些更高的，就会蛮看重名校或者有没有一定的作品。今天好的媒体对作品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我不知道这个门槛是更低还是更高，因为对学历的门槛是更低的，但对个人作品能力这块更看重。

赵景宜：我对媒体行业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媒体行业的门槛是在变高的，因为现在媒体是一个略带紧缩的状态。如果是扩张的状态，最起码更可能给不同背景的人，一个机会。但现在不会，现在成熟的媒体都会要求有工作经验的人，比如三年的工作经验，一个应届生再有能力没有工作经验也进不来。

你真的认为作品代表门槛变低了吗？我认为如果一个媒体招聘的时候看重作品本身，那就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学生，他并没有很多的采访技巧，也没有人脉资源，没有选题意识，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完成作品。媒体应该把对新闻业有热情的人招进来，教他怎么做，做出更好的作品，而不是招那些积累了文化资本和写作伦理的精英。我个人认为媒体的门槛在越来越高。

胖粒：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门槛高低可能是没有变化的。它一直都是高的。在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很难的。我觉得现在比以前要容易一些是因为，作品有更多地方发表。

赵景宜：媒体在以前，也许一个社会化大学，可以教育暂时不懂的年轻人，教教你，然后成为员工，让认真的、努力的、有热情的人来试试，一起学习。现在媒体是一个企业，你成为了这样的人再招你进来，不是这样的人你就再摸爬滚打一下。

胖粒：那时很注重才华，不是看学历本身。现在大学扩招，名校的人很多，即使你是北京大学，写的不好一样不让你进去。比如那时很多的媒体人，他们的身份不完全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知识精英。现在没有这种地位了，只要是个名校都很容易进去。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生产的内容也没有以前那样的优美了，这也会涉及到媒体要提供什么内容的问题。从媒体精英到媒体民工，门槛是在变低。

而且媒体内部的阶级差异会越来越少。所以不如说是名校对于农村青年的门槛更高了，媒体的门槛变高是这个结果的一个表现。所以以前会有一些出身草根的媒体精英，现在内部很多人都是留过学的。

赵景宜：所以你是说媒体拒绝了更多中产阶层以下的人，我认同这种观点。我觉得媒体只是一个代表，很多白领阶层的职业都是有这种倾向的。

没有匮乏感，你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赵景宜：其实我很感兴趣，你读职业高中，考进大学，你是怎么去找县电视台的人来教你普通话的？当时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要考个大学呢？如果考不上大学会怎么样呢？

胖粒：没考上大学，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第一可能是去打工。当时还有大专的学校想来招我，让我去当女子保镖。因为我家从小在义乌做过小作坊，我从小就知道作为作为一个农村女孩，考不上大学，你会去打工，很小就会开始认识男人，之后就会怀孕，结婚，再回来农村。这是我不想要的一个命运，所以当时就觉得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是被一种阶级话语所影响着，但对于那时的自己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很难以拒绝的行为路径，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幸运而有才华的人，你能不依靠一种固有的路径去实现什么。

当时我去找县城电视台的播音员，在我们当地看来，都是一些明星一样的人。我就去电视台里面，看到墙上贴着这个副局长分管什么什么，什么时间上班，找到这个副局长套近乎，说了我的情况。这个副局长的老婆刚好是一个播音员。他们人也很好，就愿意教我。我就去了他们家，看到那个女播音员，电视上的人就成了真人。虽然我没有学到什么，但这个事情给了我很大勇气，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打破了别人以往的认知规则。这就一直鼓励我去打破规则。

赵景宜：对于一个农村或者小城镇出来的人，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紧迫性的，在大城市找工作或者阶层跃迁是有紧迫性的。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笨，五六年级特别想考到好的学校，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就凭自己的力量去了一个还不错的初中。我读的小学是武昌车辆厂的一个职工子弟小学，我的大部分同学都是工厂工人子女，唯一有钱的同学是家里开了个副食店。去了武汉大学附属中学以后，我发现原来有的人家里是公务员、银行会计、高中老师，这让我懵懂地感受到了社会上的职业分工。

我初中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连高中都没有考上，就只有花钱去借读武昌最差的一个高中，叫三角路高中。我还记得我妈妈拿了一沓钱，很厚，要交给学校。不知道你看过香港的麦兜没有，大家一听到春田花花幼儿园都要跑，因为觉得这个幼儿园太垃圾了，怎么你上这种幼儿园。我的三角路高中就类似于麦兜里春田花花幼儿园的感觉，一般都是来武汉打工的外地人来上。我又到了一个阶层很单一的环境。但高中又去了新东方补习班，就认识了一些来自重点学校的学生，有的家里是领导，有的家里是工程师。我就对这个社会有了不同的想象，这个想象来源于我住在武汉，可以了解这个社会更多的知识。但我在三角路高中念书，不管怎么考都考不到一个本科学校，当时没有好好学习，也不做作业，但成绩还是在班上挺好的。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很快乐的生活状态。我想保持一种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我不觉得自己非要高考，非要上一所大学。

胖粒：我跟我的朋友聊起你，最让我们羡慕和好奇的，就是你身上某种散漫的气质。我就是一个比较焦虑自己的人，焦虑自己下一秒没有钱，但是你好像似乎就是碗里什么都没有了也可以过得很开心的。你这种散漫的气质、能在压力环境下获得快乐的能力是哪里来的呢？

赵景宜：当时为什么没有一定要高考，因为我对职业的想象很单一，我认为进个报社都是不敢想象的。如果进了，都可以在报纸上打个广告“庆贺xxx的赵景宜进入xx报社工作”。我觉得做个普通的工作是OK的，所以随便什么样的学校都可以。

胖粒：你家人是不是从来没给你压力？

赵景宜：我妈妈还建议我去报铁路技术学院，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在如火如荼地修建地铁了，报了以后就可以武汉地铁的员工，比如当个安检员或者售票员，但肯定不能当开地铁的。我的父母觉得在武汉地铁当个售票员也是个蛮好的工作了。

胖粒：我们这边攀比蛮严重的。比如哪家的孩子考了什么大学，你只考了这样一个大学就会被笑话。我家人从小跟我讲要出人头地，要考一个好的大学。你的堂妹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的，你家会有学历上的比较吗？

赵景宜：我的一个堂妹和表姐都是重点高中毕业的。但我从初中开始成绩就这么差，高中都考不上，他们对我考大学有什么要求呢？觉得在地铁当个员工就很好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会认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阶层跃迁了，当个普通人家，在武汉有个房子住就OK了，觉得你毕业在武汉赚个3000块钱也OK了，养活自己就行了。他们认为他们是工人，不会认为自己的小孩就应该成为公务员。

胖粒：我自己有个不恰当的感受。中国人有非常强的中心情节，你是省城的，在中心的人，我是农村的，在边缘的人。国家角度来讲，北京上海是中心的，湖北是边缘的。越边缘的人，越想往中心走。你是省城的人，武汉已经在省的中心了，没有必要再往北京上海走。我就不一样，我这样一个非常边缘的农村人，父母没办法跟我说，没事，你就去种地吧，当个杀猪的也挺好的。在一个农村就是你要出人头地，你要往更中心的地方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里的叙事都是一个小人物往中心走，想着出人头地。

赵景宜：我们家里很早就买了房子，他们也不认为要两套房子，已经有经济基础了。他们认为他们的小孩跟上一代一样就好了。我虽然生活在武汉，父母收入还可以，我从小就没有匮乏感，我每作出一个选择都认为是合适的，合乎自己当下的情况的。我高中考不上大学不需要复读，在武汉当个文员，高中毕业就可以去了，干嘛要很辛苦地从早上八点学习到十一点再复读一年。不管怎么样，毕业以后养活自己就OK了。没有匮乏感，你就会发现，自己可以选择的余地会多一点，让你思考的时间会多一点。

胖粒：刚刚你讲到的，我有两个切身体会的例子。我刚到三明治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发现我是一个很用力的人，拼命想去展现自己，想牛逼，但发现周围的同事都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做得好，大家就说“可以，不错哦”，做得不好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一个环境。

另外一个例子，之前黄灯写过一个二本院校学生的一个状态，我发现很多考研的学生来自于二本或者小城市的人。考研的人和我有一点点类似，想通过学历去获得某种立足的资本，不管是文化资本还是经济资本，反而本身处在经济条件或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的人，就能够去做一些比较放松的决定。不过这里可能过分强调了经济资本在这里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也不认同文学创作的驱动力是被一个人的经济资本所决定。（有篇文章是一个大学里的老师讲自己在云南山区里读文学专业的学生，没有“条件”去谈论文学，这种视角也并不恰当。）

我想过一种有智识的生活

胖粒：这次我从上海回到农村，发现边缘和中心的话语的边界在被消除。我回到了乡下，我很开心，中心对我来说不再有吸引力，边缘内部因为它的丰富性也不再是边缘。我回到了一种熟悉的、和我经验相符的环境内，参与到实际的劳动中，让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完整。

我把恩施想象成一个不一样的边缘，它内部也有中心，它是重庆、贵州交界的地方，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征，在话语体系里也变得不一样，不再是一个老少边穷的形象。“小镇青年”不再是原本自卑对形象，而成为了一种话语资源的来源。比如一个乡土作家回到农村，这种身份就能给他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区别和辨识度。这是当今小镇话语的一个变化。

赵景宜：我觉得我们的起始点都是很一般的。你是从恩施出来，家庭状况不是很好，考上中山大学，去时尚杂志实习，到三明治；我在武汉的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没有一点中产阶级思考，高考后父母鼓励你以后去地铁公司上班。我们的起始点都很低，但我们有一定的策略，做到以写作为生，你可以分享一下。

胖粒：我的分享是提供另外一个路径，而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的策略是很直觉性的。我认识一个男孩，学历上看是很精英那种，他文学上很有天赋的，但没办法放弃主流的中产图景的想象，所以他必须去读法学，没法去读文学，他说我是一个很漫不经心的人。

但我发现我身上有很矛盾的地方。第一我是有强烈直觉性的，下一步要怎么样，无所谓就去搞，大不了就死呗，反正每个人都要死的，说得自恋一些，可能这是一种天然的勇气，也是一种底层人一无所有的无所顾忌，还有运气，这是最重要的。运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的某种勇敢，勇敢来源于无畏。当时我在新京报实习，我觉得不适合，他们说你不能跟老师讲，因为那个老师会把你拉黑删人，要碍于情面做下去。我不管。我觉得自己是不太会为了表面上的情面牺牲自己原则，不会为了情面让自己委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一种汲汲营营，你在最底层的话，是很能够敏感地知道什么对你是最有利的。就像在大户人家里面，你是很卑微的角色的话，对内部等级划分是很敏感的。第一，是运气带来的打破常规的“愣头愣脑”；第二，对周围的敏感，这两者结合起来。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当我回到小镇之后，如果很诚实去谈论的话，偶尔你会有不自觉地区隔，比如，你自认为自己是个搞创作的人，这是傲慢吗？外在身份上的不同和心理上身份的不同如何去平衡？

在农村，走入职场之后，大家会用你是不是公务员，是不是在附近当村主任来评判。如果你只是在远方当一个记者，没有人在乎。你在农村的附近当一个有权力的人，会更被大家所尊敬。

这所以我一直说自己也是长期被一种权力结构的话语所影响，处于底层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只有被欺负，但你又本能地去憎恨那种权力，它是扭曲的。

所以说中国人爱谈论出人头地，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感知是一种非常呆板的纵向的想象，这也是我在努力去自我纠正的，如果一个做创作的人，不能去反思自己依赖的生存路径，如果不在精神层面上去脱离或者是去“创造”一种固有的体系，那就会变得危险，因为你是在迎合别人的目光和期待，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要掌控你的“怪物”，当你知道它的影响了，就要小心点。

不过我很羡慕你，你似乎有一种对世界的横向想象。

赵景宜：我跟你不一样，我对社会的期许没有什么很大的想法。为什么我觉得分享从毕业到工作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都是很具体的人，有自己的困惑也好，优势也好，这都是很具体的。我们没有分享出我们经历了什么，只是让大家看到了某种状态，这是不公平的。

你会觉得我在北京上海都比较放松，其实有一定原因。17年我在北京找工作失败，面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当时别人问我未来有什么目标，我说我想过一种有智识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生活充满智慧和知识，不断学习。当然有人说你这好不具体，但这真的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要过有智识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更有自由意志，同时要比较闲。所以我觉得我未来要比较闲，不断阅读和学习，和人交流。

我在武汉临近毕业时，在无印良品打工，因为我觉得太赚钱了，一小时16块钱，一个月有一千多块钱，在武汉想干嘛干嘛。快毕业的时候我想，一直打工也不行，看到一本杂志叫优良杂志，我就很想去那里实习。我就搜主编的微博，发了条私信，说自己去实习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很愿意跟我共事，他用了“共事”这个词。当时我就进去了，但是过程也不顺利，虽然编辑对我很好，但那里不需要实习生，编辑自己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完成。我是唯一一个进去的实习生。但他们正好成立了一个新媒体部门，要招人，我就去了。那个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时不用坐班，你必须自己去找人，去解决一个问题，哪怕你是毕业生也要独当一面，自己解决问题。

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有个同事问我哪个学校，我回答了，他就说你有个同学叫xx在另外一个杂志时，当过我的实习生。当时我就没有理他，其实这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的同学曾经是他的实习生，但我是他现在的同事，我是表明一种姿态，我们现在的能力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这种姿态的话，别人也不会平等对待你。如果你不是以平等的姿态，你的想法和行为就会受限。你给别人灌输了平等的感觉，表示你做的事情我也可以。这不是骄傲，但很微妙。在武汉的工作经历和我在三明治、新周刊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我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都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无论在哪里，我和其他同事、和任何其他的人都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