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母亲出柜时，她问我：“是不是因为妈妈做得不好，离过婚？”｜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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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凉

编辑｜二维酱

母亲是个“来事”的女人，在我老家的方言里，这个词是夸人有主见、会办事。她的长相是八十年代画报里最常见的那种浓眉大眼的漂亮，又有生意头脑，十八岁跟小姐妹坐公交车去上海，卖的是同一批绣花枕套，上海人偏偏都围着她买。她年轻的时候追求者很多，因为是家里的独女，外公外婆决定招个上门女婿，选了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但嘴巴甜的男人，他在情书里写道：“男人是赚钱的手，女人是存钱的斗。”

这段婚姻在激烈的争吵中存活了六年，生出了两个女儿。母亲永远记得，那个男人会把做工挣的钱交给自己的父母然后骗她说“在外面的时候遭小偷了”，会三天两头地怀疑她有其他相好，会飞起一脚把自己五岁的大女儿踹到田沟里。

外公外婆也看不下去了：“离婚，我们支持你。”他们都是做老师的人，讲话和和气气，十年浩劫的时候外公曾被红小兵绑起来吊打，问家里是不是藏着通敌电台，外婆做了饭叫母亲送去看守所，路上的坏孩子都会朝她丢泥巴，可他们仨还是低估了别人的坏。

生下我出了月子后，母亲去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的人劝她，说离婚不划算，对女人不公平，男方已经表态说一个孩子都不要，“你一个女人家，要怎么活？”

母亲铁了心，说净身出户也要离。半年后，她拿到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效力等同于离婚判决书。

“你一定会回来求我复婚的。”上门女婿不甘心就这样被离婚了，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你怎么可能养得活两个小孩？”

二十八年后，我第一次见到那份离婚协议书：不到一页的A4纸上，罗列着三条协议：第一条是两人离婚，第二条是两个女儿归母亲抚养成人，第三条是财产的划分，母亲只得一张钢丝床，200公斤粳稻，还有我们母女三人的衣服。案件受理费40元，是母亲出的。

母亲说：“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刻在我的脑子里。”

这份离婚协议书后来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做了几轮公证，送到意大利人手里，又回到我手上，与它一起的还有母亲五年后的再婚证明，都躺在我出国留学的资料夹里。

我出生的时候和姐姐一样随母姓，母亲再婚后给我加上了继父的姓，而姐姐的姓名不变，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经历多少讨论后达成的结果。据说继父第一次见我们姐妹俩的时候，拿着红包叫我们改口，十岁的姐姐绷着脸不说话，只是看着母亲，而五岁的我不假思索地接过红包，笑嘻嘻地喊了声“爸爸”。

“小的识时务”，大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在一百多平米的新家里，母亲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女主人的尊严：装修是她一手操办的，家具是她亲自挑选的，甚至连厨房的煤气罐都是她亲自扛回来的。搬家的第一天，母亲喜气洋洋地放了鞭炮，和闺蜜们做了许多豆沙馒头，在上面点了红点，让我挨家挨户给左邻右舍送去。她也获得了一份粮油站的新工作，就在我学校附近，隔着一条马路就到。

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可考证了，因为家里添了台柯达相机，三不五时会拍上一卷：倚在沙发上戴着金丝大眼镜的外公，坐冲浪艇溅出水花的又惊又笑的母亲，卷着床单和姐姐扮演白娘子的我……继父的儿子们那时已经在乡下结了婚，我们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走动一下，在新邻居们的眼里，我们这五口人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母亲常说我比姐姐幸运，她还有着被大皮鞋踹到田沟里的可怕记忆，而我打记事起就没有挨过饿，也几乎没有见过争吵，其他小朋友有的我也都不缺，唯一的烦恼是要在晚饭时段把电视频道从卡通片切换到外公喜欢的苏州评弹。我还是学校电视台的小记者，老师公开课的小明星，我的作文总能收到最高级别的三颗鲜红的五角星，整个小学阶段，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讨人喜欢是不怎么需要努力的事。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评上了“优秀少年”，地方电视台过来跟拍，我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的一天：早起跟着央视“健美五分钟”跳操，看到继父抽烟会上前制止并表示关怀健康，和学校的小伙伴们朝气蓬勃地互动，放学后去泡书店看课外书，对《红楼梦》的主要角色发表高见……节目播出的时候母亲兴冲冲地喊我一起看，其他人都围坐在电视机前了，我却死活不肯出自己房间，直到节目播完，母亲动怒了：“你怄哪门子气？”

十岁的我找不到一个词可以来解释自己内心的别扭，即使母亲后来存了录像带，再后来又找人刻了DVD，把那段影像珍藏了起来。我隐隐觉得自己演了场猴戏，明明拍的时候我是很配合的，甚至是得意的，但播出的时候我感到了强烈的可耻，觉得那不是真正的我。难道大人们都不懂吗？

大人们当然是懂的，尤其是挨过饿的人，和衣食无忧的人相比，他们需要花更多力气来装出这份游刃有余。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会不停地提醒我：“我们家和其他人家不一样。” 而冠了继父姓氏的我，更应该懂得给她长面子。

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是受父荫长大的，毕竟我还没有聪明到引人注目的程度，如果不是母亲隔三差五的打点，老师们是没必要给予我份外的关爱的。我也不会有机会上各种补习班，进入市里最好的学校，读贝塔斯曼书友会的书，认识一群特立独行的朋友，比如Y。

Y是最懂我想法的人，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乎像连体人一样形影不离，即使中间她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转学一年，再见面时也依然亲密无间。我们一起逛书店，看奇奇怪怪的书和电影，严格地说大部分是她推荐给我的，因此我总觉得她比我懂得更多，写得更好。她曾经写过一篇自己拔牙的经历，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我毫不怀疑她如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可以得奖的，而我还差得远呢。

老师对我母亲说，她不明白我怎么就和Y玩到一块去了。Y是班上最早来初潮的女孩，已经有了绯闻，笑起来露出颗虎牙，有种成年女人的妩媚，而我还像樱桃小丸子似的，一点发育的迹象都没有，坐在第一排憨憨地听老师讲课。

事实上我总是和老师们意想不到的人交朋友，而且慢慢发现，越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越没劲。

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Y带了她的女朋友M和我见面。作为我认识的第一对同性情侣，她们俩完全不避讳在我面前亲吻，暴雨般密集，上大学后有一次她们来我宿舍过夜，在我上铺吱呀吱呀折腾了一宿。

M和我的大学都在南京，Y的大学在上海，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了一年，又轰轰烈烈地分了手。M跟我讲述的版本像一部加强版《小时代》，洋洋洒洒不乏狗血，而Y对此言简意赅：“都过去了。”

李宇春夺得“超级女声”冠军的时候，Y在上海交了新女友，而M也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有时是得瑟：“我上了我们学校BBS的十大风云人物，好多妹子说我像春春！”但更多时候是诉苦：“我喜欢的妹子又不理我了，我又错哪儿了？”

彼时我还是一张恋爱的白纸，刚发现自己对社团的一个英俊学妹怦然心动。M的角色很快从孔雀开屏般的抓马Queen，变成了我的蕾丝边情感导师：“搞了半天，你也是弯的！”

M的判断让我觉得自己离“酷”近了一点点：一个女生喜欢男生是多么普通的事情，言情小说里的推拉之术、争风吃醋，我也早就看腻了，而和一个帅气女孩十指相扣逛“时尚莱迪”（注：当时南京年轻人的地下购物街），碰到另一对女孩子，互相报以“你懂的”的默契眼神，是多么有趣啊！

那时候我混迹天涯论坛，看“一路同行”火起来的帖子多是纯情派，特别是搞拉拉的，缠绵悱恻好几年，拉个小手记一辈子，就没有谁会赤裸裸如阿Q，对着吴妈扑通一下跪下来：“我要同你困觉！”相比之下，QQ群里就真诚得多，三言两语之后就开始搞对象，时不时分享点教学资源。在能够保证安全和私密的前提下，女人们对性的热衷并不输给男人们。

我的初恋虽然长得像个英俊少年，并因此活跃在cosplay圈子里，但脱掉cosplay的衣服，她和一个普通的异性恋小女生无异：热爱自拍，关心吃喝和星座，哈韩流明星……但我被她的脸迷住了，以至于她在我眼里的每一帧都带了晕光的滤镜。在其他人眼里，我们俩一直是友达以上的暧昧，cosplay的时候总有人起哄说我们是CP。

我把初恋带给M看，然后悄悄问：“你gaydar响了吗？”

M挠了挠头：“不好说，她看起来不像。”见我有点失望，她又安慰我：“你听说过Spaghetti lesbian吗？一般的意大利面，在刚买回来干燥的时候是很硬很直的(跟异性恋女生一样直)，但是一旦放水(湿了)下去煮，就会变弯。”

“所以你是在暗示我应该同她困一觉？”我立马抓住了重点。

M的小眼睛弯成了两道弧线：“没错。”

圣诞夜的晚上我在初恋的宿舍过夜，洗完澡躺在一张床上，我像无尾熊一样紧抱着她，亲她的脸庞，她“嗯”了一声，亲她的嘴唇，她紧绷了起来，想再进一步的时候，她说话了：“我是很喜欢你，但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被拒绝的滋味，原来对一个人肝脑涂地的好，并不能兑换成爱情。

M陪我在鸡鸣寺站一带的道路上吹冷风，贱贱地揶揄了两句，却被我突如其来的泪崩吓到，等我哭完，她拍拍我肩膀：“你要记住这一刻，第一次为一个女孩掉眼泪。”

假如我母亲路过那一刻，一定会感慨不公平：辛苦养娃十八年，抵不上一个陌生女孩出现的一瞬间——我甚至做了向她出柜的准备。但假如现在的我回到过去，可能比M还要刻薄些：“眼泪收一收，以后还有得哭。”

翌年春天，我飞往韩国做了两个学期的交换生，中途唯一一次回国，是为了我姐姐的婚礼。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做柜员，发了薪水总是请我吃日本料理，带我一起看偶像剧DVD，《流星花园》啦《星之金币》啦，虽然我对异性恋的套路嗤之以鼻，但她看得津津有味。她小时候有张圆乎乎的脸，戴眼镜，因此总是被我画成哆拉A梦，性格一直被说内向，这让母亲开始担心起她的婚事，敦促她减肥，向三姑六婆打听合适的对象，甚至带她去婚介所登记。在我眼里，母亲就像一位恪尽职守的炮手，将姐姐推入炮弹轨道，瞄准了“结婚生子”然后精准发射。

我在电话里骗她们说回不去，其实早就请好假，托韩国的教授买好了往返机票。姐姐婚礼的前一天，我悄悄回到老家，借宿在Y家里，第二天一大早，忍着笑走到家门口，看见母亲烫了隆重的卷发造型，正低着头准备婚礼点心。

我上前拍拍她肩膀：“妈，我回来啦！”

“哎？”母亲一脸恍惚地打量我，“我是在做梦吗？”

我大笑起来：“是我！我怎么会错过姐姐的婚礼！”

但我还是决定和女孩子认真地谈一场恋爱，不想落入姐姐那样的俗套。在韩国的时候我尝试和女孩子约会，在汗蒸房的地板上面对面躺着玩亲亲，路过的韩国大妈瞥到我们的小动作，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我在天涯论坛上刷到一个老长的帖子，要滚好久的滑鼠才能看完，写帖子的人应该是搞学术的，自称是“师太”，像药品说明书似的历数了一番自己的条件和需求，写得还挺逗，引得评论区一片膜拜叫好，其中还有几个托，捧场留言说楼主是个绝世好T。

我回到帖子的开头，确认了下师太的坐标：在厦门。

此时我已考入苏州的一家机关有半年了，每天上班的内容是迎来送往，工资不高但相对清闲，适合干副业、生二胎或者谈恋爱。

二十出头的我当然选“谈恋爱”，但坐标这么遥远，飞一趟还是要掂量掂量。我哪里想得到，这只是我若干段异地恋的第一段。

我和师太畅想过奔现的可能：第一种情况是去厦门，找份新工作或者去厦大读研，但这需要我辞掉“铁饭碗”，而师太的经济能力尚不足以支撑我初来乍到的过渡期；第二种情况是让师太博士毕业后来苏州，但还需要等两年，而且不久师太就要去美国学习一年，我们的恋爱要从异地变成异国，隔着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是更严峻的考验。

虽然心里像硌着豌豆似的辗转难眠，热恋中的我们仍然保持了乐观，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要克服的困难。师太第二次来苏州的时候，我带她见了姐姐和姐夫，还没开口，他们一眼就明白我们怎么回事了，姐姐尚有维持客套的风度，而姐夫的嘴角瞬间就耷拉下来了，我们面对面坐着的时候，他甚至微微侧过身体，不愿意和我们目光相接。

我的第一次出柜并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催生激烈的对抗，而是像一记闷拳打在棉花上，连反弹都是慢动作。这可能是因为我出柜的对象是年轻人，不至于充当大家长棒打鸯鸯，如果和母亲出柜，也许会迎来一场暴风雨。

在作出和师太分手的决定之前，我作了一次挣扎：向母亲出柜。我想当然地认为，母亲是可以审判世界的神，倘若她给我祝福，我就可以继续走这条弯路。

这不是我第一次把决定权交给别人，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把志愿书交给父母，慷慨表示让他们定。那天晚饭之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去楼下走走，我有话要对你说。”母亲像是预感到要从我嘴里听到什么大消息，很配合地跟着我下楼，坐到汽车副驾驶上，我坐在驾驶座上，按照之前网上别人成功出柜的经验帖，将自己内心的弯路一番娓娓道来。

我等着她听完之后大怒或者流泪，但她出奇地镇定，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好像我只是在和她讨论明天的天气，而她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责怪自己：“是不是因为妈妈做得不好，离过婚？”

这让我又气又笑：“才不是呢，我只是喜欢上女孩了。”

她点点头，平时同我说话的大嗓门突然变得沉静，像是给领导提意见似的，小心翼翼地说：“要么你再和男人交往看看。”

我们就此结束了谈话，我开始觉得母亲的建议也不错，毕竟我小时候也曾经为了不能和喜欢的男孩跳舞嗷嗷大哭过，并不厌恶男人的身体。后来我相亲，结婚，离婚，出国，又和女女男男们谈起恋爱，记忆力超群经常翻旧帐的母亲唯独在这次谈话上像失忆了似的，再也没有提起过。

师太从美国回来后到苏州找过我，我避而不见，因为我的闺蜜们说，分都分了，还拉拉扯扯做什么。我又一次把判断丢给了别人，此后交往的男女，我都会带去给她们过目，而闺蜜们总是不吝毒舌：这个矮了，那个丑了……像是要用挑剔劲儿体现对我的在乎。我也是耳根子软，只要她们一讲，我心里就生疙瘩了，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

我和前夫约会的时候照旧带给朋友们看，母亲知道后在一次洗碗的时候对我说：“你少带人出去，电视剧里演闺蜜抢人老公的可多呢！”我又把母亲的话听进去了，并且在脑海里置顶了，从此不再领前夫给她们看，虽然Y和M都曾经委婉地表示，那男人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而母亲也是这么担忧着。

那时的Y仍然保持着游戏人间的状态，会和我一起刷B站，看展览，毒舌吐槽，不知不觉活到三十岁，彼此的神情仍是学生模样，而我们的朋友M已经有了“初老”的自觉，常去健身房打卡，偶尔深夜怀旧，发个鸡汤，对她的伴侣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我仍然和她们觉得不太聪明的前夫结了婚，因为我想当然的以为，不聪明的人是没有主见的，那么他听我的就好了呗。现在回看那时的我，发现原来我也不怎么聪明呢。

对于我这个双性恋来说，离婚仿佛是一次游戏重置，我又重新回到了结婚前的岔路口：男，还是女？和男人们的恋爱像交易，你会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用一把隐形的尺子在打量你：漂不漂亮，工作稳不稳定，生没生过孩子……虽然网上经常嘲笑直男如何迟钝粗糙不解风情，但在婚姻这件事上，男人们非常拎得清，我好几个外地户口的男同学，都成功迎娶了领导的女儿们，做着实质上的上门女婿，看起来都过得美滋滋。他们乐见女人们琢磨甄嬛传、宫心计，围着灶头和孩子打转，至于“独立女性”，可以做酒桌上的点缀，同学会的谈资，微信里的特别备注，但要是奔着过日子，那都得摇头叹息。

大概是我老在朋友圈里转观点文章的缘故，一位直男朋友也毕恭毕敬地给我贴上了“独立女性”的标签。但刚离婚那会儿，我除了有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哪里算得上“独立”呢！我的冰箱里都是母亲包的馄饨炖的菜，脑子里琢磨着情情爱爱想用搞对象证明自己有魅力，但每段恋爱都像嚼口香糖，甜头过了就换下一个，没碰着“一起过日子”的，倒是攒了一堆吃喝玩乐的相片以及拉黑的前任名单。连这样的生活也厌倦了之后，我决定赶在三十岁之前辞职出国——奔向新的爱情。

我对“过日子”这个词没有什么真实感，朋友圈里作为官宣的隆重婚礼是最常见了，而婚后的生活往往是隐匿起来的，如果有了孩子，那么社交媒体的动态就永远和孩子有关。在我人生第一场婚礼的结尾，换完了三套礼服的我和前夫收拾着宾客散去后的宴席，看到两个小时前还锣鼓喧天的婚礼舞台那一刻冷冷清清，原本滚动播放着结婚照片的LED大屏幕一片漆黑，我忽然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这么铺张的一场婚礼，会通往天长地久吗？

我没有在短暂的婚姻里学会过日子，刻着结婚日期与姓名的戒指戴了三个月就摘下来，留在了前夫的房子里。我也没有在和女人们的恋爱里学会过日子，那些轻率的交集是没有根的浮萍，一旦捞出了幻想的水面就会迅速干涸枯萎。

在抵达米兰的第三个月，我提着大包小包离开了前女友的住处，急匆匆地搬入了网上物色来的客厅搭铺，第一次被二房东坑了一把。随后半年中，我辗转了米兰的好几个街区，总算在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在地铁尽头找到了一个带阳台的独立房间，并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多时光。

为了快乐地活下去，人们常常会选择性遗忘不愉快的事情，就像我即将离开米兰的时刻，总结这三年居然觉得还算称心如意。唯一的不幸是去年七月继父溘然逝世，我匆匆回国奔丧，而母亲仍是最忙碌的人，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紧紧裹住心里的苦。对我来说，继父是真正的父亲，尽管我曾经对男人支配的世界感到愤懑不解，但他仍是我最重要的精神导师，与我的母亲筑起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把每个孩子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唯有我跳脱了他们的规划，变成了一个游离状态的原子：疫情之前是兜兜转转不想回家，疫情之后是无可奈何滞留在外。

母亲花了比我预料的更长的时间来走出哀伤，名目繁多的祭祀像一层层油漆覆盖了她与丈夫的回忆，二十八年的婚姻逐渐冷却凝固成一座墓碑。过去我不喜欢她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讲述自己的苦，从她动荡的童年，到送走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就算驶入了相对平静的海域，也始终战战兢兢，做着未雨绸缪的打算，而我出师不利的婚姻又给她苦难的炉灶里添了一把柴火。尽管从懂事起我常劝母亲往前看开，把握当下，但在母亲潮汐般的焦虑面前，我越是雄辩越是无力，甚至会激怒她。渐渐地我也学会了讲述，如同一只踽踽独行的蜗牛，用文字一遍遍讲述我的过去，我们的过去。对蜗牛而言，蜗壳是负担，也是庇护所，恰如我们一次次从过去提炼出当下的力量。

父亲去世后的第十个月，母亲终于把念叨了很久的旧房子修葺一新。在视频那头，她一一指给我看新的窗帘，新的地板，新的灶台，屏幕的光线随着她的走动忽明忽灭，有时让她的脸显得肿胀发亮，她不晓得镜头是可以切换的，习惯像打电话一样，嘴巴紧贴着话筒，以至于我几乎是在她背后的缝隙里辨认出，家里确实有了些新气象——这是为了计划回国的我和男友所准备的，尽管接下来能否如期出行依然扑朔迷离。

但愿我们未来都有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