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我第一回跟父母一起生活 | 三明治

Original 于野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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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野在7月短故事学院里写下了一段成长故事。他写，“从小，对我来说，父母就是按键机里带雪花的声音，是新年领我买新衣时讲价不知疲倦的生人。”十二岁时，外出打工的妈妈因病回乡调养，他体会到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滋味；十四岁，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去上学；高中时，意识到自己喜欢男孩；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回望这一切，思考这样的童年究竟意味着什么。“成长无法重来，希望每个小孩都有人倾听。”

文｜于野

编辑｜二维酱

我做过一个梦，梦中一具青紫的尸体横在野草地，我赶牛路过，尸体上的苍蝇一哄而起，扑飞中撞疼我的眼睛。

那具尸体属于广东的一个工厂，我父母在那里打工。外婆告诉我，妈妈说厂里死了人，久久无人处理，她每天上工，能闻到腐臭味。我没见过工厂。这一年，妈妈在医院查出精神分裂症，回村生下了妹妹。这一年，我十岁。

我记得，在那个人死亡之前，爸爸在工厂里失去了一个脚趾，一只眼睛——他的左眼是一片灰蓝，像大热天池里肚皮朝上的鱼的眼睛。知道时，我没有哭。忘了是过年时亲戚家哪个小孩这么说，还是我的偶然发现。我猜是前者，我很少细看爸妈的脸，他们一和我说话，我就低下头，看向地面，或者他们边上的空气。

小时候，我爱哭。我为家里被杀了吃的狗哭过，为动画片里的小怪兽哭过，为村里从吊机上摔下来坠亡的三个孩子的爸爸哭过——葬礼过后，死者的母亲揉着膝盖说自己的大孙女：“别人家的崽也晓得撑着棺材掉几滴眼泪，你呢，跟个没事人一样。”我和几个孩子排坐在她家的台阶上，母鸡把屎屙在女孩甩在院里的拖鞋里。我望向她，她踢飞脚边的一颗石子吓跑了鸡，又伸手拂了拂眼睛，像是赶蚊子。我们都是从小被留下来的小孩。

美国诗人Gulick写过一句诗：“童年时，我们看世界，只一次，剩下的都是回忆。”十岁的我已经知道“留守儿童”是怎么回事，可要到二十岁，我才开始思考这样的童年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出生在湖南东北部的一个村子里，从小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的家在村子的尽头，四面环山，一条炸药轰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出来，行百来米，才有别的人家。村里人管这样的地形叫“笼子里”。

我自己的家在河那边，平时爷爷奶奶住。一到过年，打工回来的爸爸就骑着他的旧摩托来“笼子里”接我回家，住一个月。每年，我都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来认识他们，然后，在接下来十一个月的时间慢慢遗忘。从小，对我来说，父母就是按键机里带雪花的声音，是新年领我买新衣时讲价不知疲倦的生人。

外婆常拿来我儿时的一桩小事笑话我：家里一来客，我就一声不响跑进楼梯间躲起来。厅里客人说笑上一阵，最终还是把我从角落里拎出来。“真缩！缩头乌龟！”外婆笑着同外人教训我，我手足无措，向着叫不出称呼的远亲弄着笑。他们的目光一移开，我就立马逃走，藏进昏暗的厨房。

才上小学，我就学会了逃课。在学前班和一年级，我每天只在学校待半天。村里的小学，两个年级共用一间墙和地面满是破洞的教室，管我们的老师姓杨，两个年级的课轮流上，既要听自己份内的课，又要听见不在自己份内的，每一天的上午都格外漫长。

午饭在学校吃，铝钵装着从家里带来的米，在食堂蒸熟，菜也头一晚炒好，冷吃。午饭时间足足有一个小时。走廊里和操场上草稀的地方可以跳房子，草密处可以玩捉人，跳皮筋，整个校园格外热闹。男生吃饭麻利，蚂蚱一样早早占领了大半个操场。女生吃饭慢，端着饭钵牵皮筋，轮到自己，就扒一口，搁下碗，跳一套。老师有自己的吃饭处。我每天在学校里扮哑巴，这时也到操场上走两圈，用手掌把铁门的栏杆一寸寸捂热，目光一直投向教室门口。我等所有人离开教室，好背上书包，从通往厕所的小门溜走。步行几里路回家，外公外婆一定在地里干活。我坐到屋后的橘子树下，拣几块有棱有角的石头给自己编故事，或者发一个下午的呆。听见外婆回家的动静，等一会儿，才拍拍屁股，走上那条炸药轰出的小路，假装自己放学归来。

每天傍晚，外婆还在擂衣，或者刚把洗衣的污水倾在丝瓜苗下时，爸妈会打来电话。不用按下接通键，我也知道他们会问我什么。“吃了……都好……嗯”，我照例含糊应答，一个字也不同他们提白天的事。只有逢出成绩的时候，电话里爸爸会话多一些：“还不错，班里排第几名？数学的十分丢在哪儿……”

我的秘密倒一直没人揭发。直到有一天饭点，杨老师搬了张小凳子坐到我座位旁边，午休铃敲了很久才离开。知道自己终于穿帮了，我不再逃课。吃完饭，就一个人趴在座位上，抱一只钻了孔的矿泉水瓶，时不时往嘴里喷点水。我照着课本上的式样，写过一张“寻友启事”。它在裤口袋里磨绒了，最终在黄昏捱过洗衣粉和外婆的擂锤，和裤子一起被挂上了竹竿。

外婆是我童年时期的太阳，有时和煦，有时毒辣。她带了一辈子的小孩，自己双女一儿，长大一一飞去了广东。儿子年纪最小，成家时已三十好几，小孩也生得晚。老大老二甚至邻里的小孩都交给外婆带过，只有我一个一带就是十几年。儿时，我常依偎着她入睡，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外公慢性子，寡言；外婆性子急，唠叨。她欢喜什么都“臻臻至至”（规规矩矩），家务加农活，每天火急火燎忙个不停。也因为从不得闲，心里毛躁，终日像个行走的炮仗，一点就燃。我怕惹外婆生气，她的皮肤让久年的太阳晒紫了，一沉下脸来，肤色格外显暗——像那种我在栗子树干上撞见的甲壳虫，通体炭黑，挥舞着两片镰刀似的嘴巴。

“像了你家宋胡子（我的酒鬼爷爷）的种，依着我的火性，是要拿竹条子抽你一餐。带着你，腾着你爹妈去打工，日日伺候得你像个官一样，只差没割块肉下来把你吃，就莫做一只黄白眼狼……”从外公那里，我学会了沉默。外婆密得插不进针的絮叨最终会回到她自己身上——她叹气道自己劳碌命，十几岁嫁过来，分家时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十年白手起家，什么都靠两双手在田地里种出来，一个崽又不听话，到外边浪迹，多年了还不顾家。小时候，我只当外婆不再喜欢我，在心里说自己也不再喜欢外婆。没想过她的愤怒说到底是她的不服命，这愤怒的力量撑着她迈过了大半生的坎，失去它，就失去了把日子过下去的力气。

童年的我因此时常怀疑外婆有没有接纳自己。外婆是一个界线分明的人，过节时回礼，给亲姨的是一大瓶蜂蜜，给表姨的是一斤板栗。即使她心情清爽时一口一个“心头肉”，我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划到她心里那条线外。我与外婆的亲密感，因为这种无知，时有时无，以至于有时过年，坐上一年没见的爸爸的旧摩托时，我会意外地感到十分高兴。

在“笼子里”，我最好的玩伴是小舅，外公二弟的儿子，只大我六七岁。他小时候调皮，常拿头绳和发夹打扮我。长大了，我就跟着他一起放牛、摘笋、拔鸭舌草。外公外婆不使唤我们干活时，他找来一大帮小孩“开饭店”，他是主意顶多的大厨，菜式五花八门：蝉蜕、南瓜花、地捻子……我们是最捧场的顾客，捏着树叶的钞票，一下午守在小舅的“灶前”。孩子帮里有一个脑袋又大又圆的女孩叫石莉，我俩经常搭伙，面对面坐在石头上，吧嗒嘴“吃”一份大餐。小舅五年级开始寄宿后，我一个人同狗玩。

农闲时，外婆也带我出门，在人家的院里聊几个钟头天。石莉和我在一片老屋的废墟里扮青蛙与蛇，在一堆草砖和几大块方整的红石头上你追我赶。有时也在路边樟树上绑几只尼龙袋，当秋千来荡。摔进沟里，挨过几顿“真不自在”的骂后，两个人都没了兴致。

十岁那年，在河那边的家里，我有了自己的房间。

村里很多屋子都是那时候建起来的。打工多年存下的积蓄，换来一栋两层小楼房：一楼要有祭祖的厅、电视房、灶房，总之，起居都在其中，要抹抹地面刷刷墙，有条件的贴地砖、吊顶……多数人家里，二楼只是一个毛坯，天花板和墙都裸着，不小心蹭一下，要去一块皮，出点血。天顶用来晾晒和储存稻谷。

我的房间在二楼，房间里一张床，一只柜子。白天，我把自己关在里面读书、写作业。晚上一个人睡觉，对着一团黑，家里的窗子又封得不严，进风，有声响。我于是点了一支蜡烛睡觉。半夜，扎鼻子的异味刺醒了我，睡眼朦胧中，发现身边闪着许多红色的火苗。我大喊失了火，爸爸赶来，浇了一桶水。点灯发现床头、被子、新衣服，都烧坏了，墙上一大片乌黑。我在错愕中走下楼梯，听见身后的他一腔怒火：“这一烧又去了我几百块……”

我问过小舅：“我们穷吗？”他回答我：“也不算，算过的清贫的日子咯。”我似懂非懂地记下了这个词。毕竟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见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大家灰头土脸地在泥巴地上打滚、摔跤。不是因为爸爸，我不会想到“穷”这回事。“打工还不是为了你读书。”爸爸常这么说。于是，有一阵子，我把老师画过红钩的作业用橡皮擦干净，拿给外婆看：“这样本子就可以写两道了。”外婆摸摸我的头说，我们还没苦到这番境地。

爸爸是苦中来的人。爷爷是个酒鬼，不管事，同奶奶生了八个小孩，送人两个，病没了一个。爸爸是长子，十二岁开始犁田，为了挣几毛钱，到山里给人掮过树，插过秧，这勤快渐渐在村里有了点名声。二十岁知道了打工这条路，要开亲，要做屋，家里却穷得连个装行李的袋子都没有。发小给他一只麻袋，两人就去了。外公坚持把妈妈许给爸爸，也因为他勤快。外婆起初担心嫁过去日子过得太苦，不肯，外公说苦一点的人家待人不会差。

婚后一年，我出生了。外婆心疼从小体弱的妈妈，每天过河来给我洗澡，隔三岔五把我的小帽拆了线加大一点——她笑着同妈妈说：“你看，又戴不进去了，真肯长。”我断奶后就交给了外婆，爸爸带妈妈去广东谋生活。

“要听话，认真读书，爸妈在外头挣钱不容易啊。”小时候，外婆经常边叠衣服边跟我说。久而久之，那句话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外婆同我说的话最多，于是她的话也成了我儿时的标准。“要爱熨帖”，不能去阳沟里、橘树上、种种不干净的地方玩耍；“要臻至点”，在人前要规规矩矩，不高声，不要疯；“行要好伴”，在学校不要同坏孩子玩；“莫吃贵食”，不要乱花钱。这些，我都照着做了。

在外婆的管教下，我从小成绩还不错，知道读书是为了考大学，去大城市挣钱，结个好婚姻。我不知道的是，这耳濡目染下形成的并不坚定的价值观会在将来一次次自我怀疑的冲击下慢慢瓦解、崩溃。

那年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很快家里新添了个小人，取名“嘉嘉”。她几乎无时无刻不把这个小人抱在怀里，恨不得时时敞开衣服给她喂奶。我记得哪怕小孩已经学会了走路，哭闹着要挣开去玩儿，妈妈也不放手。外婆说她：“这么大个娃，整日抱在手里不像个事。”我无所谓地看着她们亲昵，心里丝毫没有嫉妒，毕竟上一次她抱我，是十年前的事了。

妈妈这段时间带着嘉嘉像猫衔老鼠一样两头跑，我偶尔被爸爸接回自家住几天，又自己跑回“笼子里”。我擅自跑回“笼子里”的一个晚上，院子里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引擎声。我不情愿地开了门，果然是爸爸。他的头发乱糟糟，手里夹着妹妹，提了几件衣服。把孩子塞给外婆，说要给她断奶。站在一旁的我松了口气。

嘉嘉断脱奶后，爸妈很快就去了广东。我没有送行，我一觉醒来，他们就消失了，一如既往。外婆说，妈妈告诉她要断奶的那天晚上，爸爸一句话也没同她交代，就把孩子送走了，她一个人黑着灯在房间里抹眼泪。

妈妈因病回乡下调理时，我已经上初中，和父母住在自己家里。爸爸搞来两头羊，免得妈妈无事可做。妈妈每天把羊赶到河边，打好桩拴牢，走小路回家。她走路时双腿有点内拐，步子一深一浅，两只手无处安放，一会儿拍拍大腿，一会儿捏一捏膝盖处的裤子。她回家也不做别的，关进卧室倒头大睡。我从小关于母亲的模糊这时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人像：一个发福的中年妇女蓬散着头发，哈欠连天，趿着鞋子边走边梳头。嗜睡和发胖，是药物的副作用。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每天一早骑车出门，黄昏渐暗，才回家来。

有时，我听见他们吵架。妈妈又手笨煮干了粥，或摔坏了某件物什。这样的事情多了，爸爸来气：“怎么到了这番境地，动下你的脑子啊！”妈妈干瞪着眼，不说话，像个赌气的小孩。爸爸又说：“刚嫁来时你还会笑，迂今是连张笑面都没了。”有一天下楼，我在走廊里撞见爷爷，他一脸意味不明的笑容同我说：“昨天你爹妈俩打架，你爸把脸盆都摔了。”我绕开他，走进电视房，没找着妈妈。她一定吃了药，又在房间里倒头大睡。

初中，我骑单车上下学。每天放学回家，爸爸常常还没下工，家里的羊已经被妈妈关进了圈里。我有时背一个篓子去田边割芦草。羊和我亲近，我拿刷子给它们顺毛，刷子的白毛不一会儿就黑了。挨着两只羊，我会忘记自己白天旁观的混乱和莽撞。

张惠是我的小学同学，曾经是我们班长，常罚同学到教室后蹲马步。那天在公交车上，张惠挽起了袖子，面色凶恶，把一个低年级男孩打倒在地。

“再放肆打得你爹妈都认不出来！”狭小的空间，阳光倾斜，我呼吸着空气里的灰尘，看见她脸上有一丝骄傲。我知道一些关于她的琐事：她由爷爷奶奶照顾，普通话讲得好，成绩不错；她以前连着偷过一个月的小卖部，拿走过我的铅笔；她五年级开始谈恋爱，小时候有个妹妹，失足跌进门前的池塘溺死了。

大学我了解到“品行障碍”这个词，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她。那时，我把她也写进日记里，如果有人提起，我也许会一股脑说出来，然后大声问：为什么？但晚饭的餐桌往往还是一片沉默。妈妈不会做饭，她炒青菜，是在锅里翻个滚，熟透了再捞起来；煎鱼又常常不够火候，用筷子夹开，鱼肉还是粉色的。爸爸有时扔下几句不好听的。我早早下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靠着那面乌黑的墙，写作业、读小说。爸爸偶尔上楼来，给我递一个水果。或者我感冒了，提一桶泡了姜的热水，催我泡脚。如果聊天，无非是成绩。班里没有什么竞争，我基本是第一名。我从他唯一的眼睛里看见一些欣慰，那张瘦削又胡子拉碴的脸挨得那样近，我忍不住偷偷翘起椅子，拉开一点距离。他拉上门离开后，我问自己：“我是他们的希望吗？”

初三最后一期，按学校规定，我寄宿了。张惠那时的男朋友睡在我上铺，寝室里一帮人称兄道弟。每天夜谈，他们的盘算都被我无意听进了耳朵里。他叫她“老婆”，让对床的男生在打群架时保护好她，他要拿一只酒瓶敲爆对方的狗头。又计划打完架去哪里上网、喝酒、过夜。他们的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关于性的懵懂猜测。我听着他们陌生的生活，听着田里的蛙鸣，夜很深才睡着。

张惠和她男朋友的事后来闹大了，通过一些风言碎语，我大概知晓了事件的原貌：她怀孕了，男朋友偷了奶奶几千块钱，带她去做人流。奶奶打电话告知了学校。一天中午，校长在广播里旁敲侧击，说了一长篇云里雾里的话。张惠哭着回来了，消沉了几天。她男友和她分了手，退了学。

我低估了那个年纪的少年复原的能力。一天晚间下课，我从办公室取回数学卷子，走廊里的动静让我停了脚。走廊那边的影子里，两个女生扭打在一起，压在对方头上的那个正是张惠。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她。她那三年闹得风风雨雨，中考自然落败。最后的夏天，她的QQ签名里写道：人间蒸发。我从此再没有见过她。

后来，我考上一中时，家里的羊因为害瘟病都死了。爸爸送我去学校。十四岁，我第一次出村。大热天，脚踏上柏油道路时有柔软的触感，我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竟然一下子消退了大半。

“努把力，考上个好大学。”他对我说。我点点头，马路上躁动的人流让我不安，一个话外之音传来，那来自外婆和许多乡邻：“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你爸妈就轻松了，再也不用去打工了。”

爸爸又带着妈妈回了广东的厂子。“羊都死了，做工的钱也要不到，留下来怎么活命？”他说。

高中的第一天，不会拒绝的我吃了推销，花掉仅有的现金买了一套洗发水。每天，一个人站在窗口前为买几块钱的饭纠结。我头回数学考试只得六十分，成绩起起伏伏，第一回期末考试得了个年级第二，最终被分进了理科实验班，一时成了爸爸过年时的谈资。

我的“成功”也仅此而已。进入实验班后，我每天中午对着费解的题目发愁，看得内心像沸水一样翻腾滚烫。搬出《泰戈尔全集》来读，勉强平复心情，合上书，又陷入深深的自责里。成绩不见起色，我成了班里倒数。周末接通爸爸的电话，一问及考试，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我想，我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希望。

后来，我遇见了掐断我孤独的他。他天生黑皮肤，温润得像巧克力，两粒爱笑的黢黑小眼睛。只有午睡时，才摘下眼镜，我得以在心中描摹他脸庞的线条：眉骨、鼻梁、人中、下巴。因为举止像个小孩，我给他取过一个“两岁半”的绰号。现在，就叫他老王吧。

老王和我同桌过两回。高三的晚自习，熄灯做眼保健操，他趁着黑告诉我，他还没有喜欢过女孩子，就好像自己对女孩子不感兴趣一样。那时，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买零食，做什么都走在一起。我悄悄说，我也是。

我轻描淡写地跟外婆说，老王邀我去他家吃饭，过夜；没告诉她我们偷偷拥抱，亲吻。老王包容我的固执和愚钝，他的形状在那紧张而充实的一年里恰好完整地填满了我的心、我的世界。高考出成绩，我少他五十分，最终，两人去了两座城市。17年年底，他提了分手，电话里对我说，他很想我，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他给我留下了许多：关于教室、操场和路灯的记忆，散步时的无端抽痛，以及我后知后觉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我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一方面，庸碌的大学生活徒增我的空虚，另一方面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男孩子。于是一个人在日记里自问自答：“你为什么不快乐？”随后嘲弄似的写道：“因为我是同性恋啊。”

网络世界永远热闹，永远不乏呼吁“爱与平等”的声音。我被陌生人的故事鼓励，有了出柜的念头，有一天告诉爸爸，我在读白先勇的《孽子》，讲的是男生和男生在一起的故事。我想，兴许他会接受的。

他发过来视频电话：“那不就是同性恋，你怎么看这样的书？讲什么？”

“讲的是台北的，呃……同性恋。”

“同性恋是病，你说那本书里怎么了？”

“呃，有人自杀了，有人被赶出家门。”

他点了点头，好像他想说的我都替他说了。

“不，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不接受……”我想要辩解。

“你自己看到了，同性恋有什么好下场？两个男的在一起，家庭不要了，子女也不要了，中国人要的东西都不要了，有什么用……”

我无从反驳，原来想说服他的坚定决心逐渐软弱，最终忘了那场脸红脖子粗的对话怎样结束。挂了电话，他发过来语音：“同性恋是有病！”

我怔了一秒，抱着一丝幻想发去一张库珀出轨新闻的截图。

几秒钟后，他回了一条长语音，语气激愤：“同性恋就是有病，你不要再给我发这种东西，你简直是无可救药！无可救药！你晓得吧！”语音里，另一个不太清晰的声音属于妈妈，她好像在问：“什么叫‘同性恋’？”“无可救药”几个字他特地用文字发了出来。我诧异，爸爸还会用这样的字眼。我熄灭手机，一些破碎的记忆随着心里翻滚的痛苦与羞耻浮了上来：

小时候，老师布置写作“我的梦想”，我交上去一篇：要做一名医生，医好爸爸的眼睛，在城里买房，接外公外婆和爸妈去享福。那是一个听话的小孩写下的梦想，没有人知道，那个听话的小孩在日记里写了另一个版本：我想当一只蜗牛，有人过来，就缩进去，变成一个壳。

我再也没有和他们提过“同性恋”的事，但我知道，就像张惠那时怀孕是瞒不住的，他们迟早会知道我的事。我只是一个等候发落的叛徒。

我大二时，嘉嘉该上五年级了。村小学只管到四年级，得转去乡中心小学。从“笼子里”到中心小学，骑摩托约要半个钟头。外公外婆已一前一后步入古稀，骑车接送自然不妥。又因为采砂场兴建，本不宽阔的乡道上，每日沙车轰鸣来回，让嘉嘉骑单车上学也不安全。

寄宿，爸爸觉得理所当然。我不肯，嘉嘉刚满十岁，住十个人的小宿舍，想家怎么办？养成坏习惯怎么办？交不到朋友怎么办？我们争论过很久，我想让他们回村，问道：“二十年了，你们还能在那厂里干一辈子吗？”他愣一愣，语气中没了强硬：“能干一年是一年，回乡下，你们的学费、各种应酬花销，怎么来呢？去打工，是为了你们啊……”

大二的暑假，我留在成都。得知爸妈不打算回村送嘉嘉上学，我订了火车票，在开学前一个星期回了村。回村前，我买了两套书，到市中心的无印良品给嘉嘉买了文具和两身夏装。为了挑两身衣服，两个人一通电话讲了一个小时。

他们说，我对嘉嘉很好。小时候，我动手打过她。长大些，和她一起读书、给她买玩具、教她玩游戏。高中毕业，趁有机会和她去了凤凰古城。那年是她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旅行。嘉嘉小时候有个毛病，外婆一说她，她会忍不住哭很久，我熟悉那种脆弱。她上学了，我问她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在学校开心吗？”她和我分享同学的糗事，也告诉我班里男同学都骂脏话，还打人，有的女孩上课光照镜子，扎小辫……我告诉她，你要记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做的事，你不一定要做，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们通电话时嘉嘉话说得多，倒不是因为她是个话痨，而是我的问题问个不歇，直到她一摊手，没啥好讲的了。我知道，每一个小孩，都希望有人听他说话。

那天，我们乘车去街上的超市买生活用品，售货员阿姨见我们在挑席子，猜我们是准备寄宿，得知是我身边的小女孩后惊呼：“这么小就去寄宿啊？合适吗？”

回“笼子里”的车上，我想了想，安慰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这是我们要走的路，走过了，我们就长大了。”可我又多希望，她长大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最近的新年，我在路上问爸爸：“还打算出去吗？外婆今年都七十多了。”

“不去怎么办？”

“在你的孩子看来，你就只在乎钱。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我抢在前头走，话说得很轻，像对自己说。

他沉默了片刻，语气依然坚定：“农村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是这样，你看看……”

我们刚好从石莉家路过。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她正牵着自己快两岁的孩子，在院子里骑摇摇车。我犹豫着要不要挥手同她打招呼，却看见她早早将目光挪开了。我二十岁，那些和我一同长大的小孩，听说生了娃娃的有三四个。我问过外婆石莉在干什么。外婆一边捣着火一边说：“在长沙打工咯，小伙子四川苦苦的山区来的，入赘了这边，两个人迂今都在长沙。平素呢，女娃就把她爹妈带着。”

不再说话，径自朝外婆家走过去时，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确有一扇门在这漫长岁月里慢慢合拢，最后落了锁。只是这扇门，属于我，朝向我的父母，朝向我所生活的这世界。

今年六月，疫情得到缓和，我的课程一一结束，我离开了村子。在我走之前，我爸妈早早去了广东，这是他们一起打工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对于爸爸来说，还要加上七八年。“笼子里”外婆的老房子因为高速公路建设已经拆了，嘉嘉现在跟外婆一起住在小舅的屋子里。

离开的那天，我把行李箱塞进出租车尾，向四下张望，六月的太阳刺得我眯起了眼睛。司机催我落座，我系上安全带，看着日光里的村庄一米米向后退去，路边不怕晒的小孩渐渐远去成了小小黑点，天空是无边无际的蓝。

作者后记

小时候，我觉得留守是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村里，大家都这样。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一一长大。村里后出生的小孩，现在大部分还是隔代抚养，很少一部分跟随父母去了城里，成了“流动儿童”。成年后，当我反省自己面对外部世界的无所适从时，我会回想自己的童年，它唆使我逃避，也教会我别的东西。成长无法重来，希望每个小孩都有人倾听。

也很幸运能来到短故事学院，在这里，大家通过写作的方式梳理、思考、纪念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这里，写作是一种治疗，是一种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唤。谢谢短故事学院让这个七月变得特别，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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