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弱的理想主义者的逃跑｜三明治
在盛夏七月的短故事写作学院，作者写下了这篇带有一些秋天意味的故事。她的父亲，一个孤傲而内心虚弱的人，“这个男人终于在五十岁，直面了生活的残酷，这兜头猛击，砸得他迅速颓唐灰暗下来。思及此处，突然有股复杂混乱的情绪，浓郁地堵住我的腔子，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是一团失望、心疼、担忧和庆幸混杂在一起的棉絮”，她的家庭关系，像“蔷薇开放几季后，最终荒芜枯萎”。
起居室墙顶边缘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有些许形状各异的斑渍，这是梅雨季的每一场雨在年复一年中留下的标记。我望着这些灰白斑块，忽觉诧异:原来我们搬进这个错层带阁楼的房子已经快十年了。2003年，父母尽当时积蓄置换了这套楼上楼下六居朝南的房子。
那时母亲几乎几天一个变地看着阁楼外开阔的露台，对我和爸爸兴致勃勃诉说她的设想，在露台上种些什么，比如月季、蔷薇，再添个石凳石桌，就着昏黄灯光，一家三口夏听虫鸣秋赏月。桌前对月谈心的人，经过十年的光阴，最终，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父母的婚姻，我们的三口之家，犹如父母在露台满怀希望种下的蔷薇，艳过了几个春秋，最终枯萎荒芜。
2011寒假的某一天，父亲从这个家搬走了。几个月前，父亲便在陆陆续续地收拾行囊。记得九月十八号，我借口去健身房锻炼，流着眼泪在外给父亲发了短信，那天是父母结婚25周年纪念日。我告诉他，我无意间收拾出了他二十年前留学德国时写给母亲和我的家信、情书，这些贴了夸张色彩邮票的信札，至今被母亲保留着。所以我希望父亲能记住曾经与母亲相爱过的美好，不要带着遗憾走出家门。
父亲搬走那天，我非常没有出息，借口躲在同小区的一个发小家里，一整天抓心挠肺，而母亲，则约了友人去外地为我们不久前置办的新居采买家具——后来我得知她是故意为之，因为不愿面对这面碎了一地的镜子。所以，事实上，父亲是在空无一人的家中收拾了最后的行囊。现在写来，我都忍不住想象父亲的孤独。傍晚，我回到家中，试图搜寻父亲遗留的痕迹。我注意到，书房原本满满当当的三个大书柜，被搬走了一个，墙壁上留下摩擦的刮痕，父亲把空出来的地面打扫了，他留给我一张字条:“熠，爸爸把《史记》和《张謇全集》留给你，这是爸爸最喜欢的两套书。但愿你继承爸爸妈妈留给你的精神财富。”
我拿着字条，望向父亲的床，还有对面墙上没有来得及摘下的父母合影，那套写真是二十周年纪念日时，父亲拉着母亲去拍的。曾经父亲总喜欢倚靠在这床上看书，顺便指挥我干这干那，比如“郁熠，帮爸爸削个苹果”，“郁熠，给我个湿毛巾擦擦手叻，我要杯水”……
我突然意识到，无论父母再怎么冷战，甚至父亲向我叨叨他对财产分配的不满，我都对他们婚姻破裂没有实感，直到在这寒夜，独自坐在通向阁楼的旋转楼梯台阶上，看向客厅、背后的卧室、书房，最后是对面的起居室。空旷安静。这个家，是真的，散了。
后来听邻居老太说父亲搬走前，放了鞭炮——是了，我下午在朋友家是听到了一阵炮竹声，心里还觉得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原来就是父亲放的。母亲得知后恨恨道“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可是，对应父亲后来日益荒废孤独的生活，我越来越确信当时自己的直觉: 这是孤傲而内心虚弱的父亲，在为自己的今后壮胆。这种直觉，令我悲哀不已。
玄关处很暗，很静，我恍惚间看到2004年国庆的某一天下午，“大美人儿”笑着嚷着，站在那边换鞋，她的身后，是敞开的门，和门外两个大蛇皮袋，外加一个旅行包，她的面前，是错愕的母亲，以及闻声出了房门站在客厅的父亲和我。母亲怎么也没想到，父亲近三十年前的这个老同学，一个四十好几的女人，突然只身一人扛着大包小包，万里迢迢站在了我家门口，仅仅在他们重逢不到8个月后—— 2004年春节父亲带我和母亲回到了他心心念念阔别多年的故乡，四平。
“大美人儿”名叫杨波，饱满的长脸蛋儿上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眼稍略微飞起，有点像京剧里扮相，鼻梁也生得挺直。在东北小城，确实该算是扎眼的了。所以自小便被唤作“大美人儿”。不过那年春节父亲其它男女同学再谈起她，唤这绰号时，我们都听出了调侃和不屑,“血盆大口，脸盘子白得跟墙一样，待会你们就看到了”，他们说。“大美人儿”命苦。她女儿六七岁上，卖猪肉的丈夫因为生意与人发生口角，最后把人捅成了重伤，坐了几年牢，放出来没多久，搅和在一场斗殴中丧了命。在同学的眼里，这样狼狈了，“大美人儿”还能花枝招展，实在算不得踏实过日子。可是，谁规定遭了难，女人就得灰头土脸呢？
“咋的了，大妹子？郁滨没和你说呗？前些天儿我就和郁滨说了，我来看看你们”，“大美人儿”毫不怯场，喜气洋洋地告诉母亲，说罢，高大壮实的她，将视线越过娇小的母亲，看向父亲。母亲也转过身，看向他，有点疑惑和不快。
母亲是个天真开朗的人。当她看着“大美人儿”从蛇皮袋里掏出各式各样的土特产时，不禁吃惊地发问“都是你一个人背过来的？坐火车？”“嗯那，倒了两趟儿”。“大美人儿”很不以为然。满地的玉米、五大袋子足足二三十斤来斤的酸菜、面粉、红糖还有小米、红枣。母亲和我都被“大美人儿”的憨诚打动了，并且由衷钦佩她的体力、毅力。
得知“大美人儿”打算晚上烙饼、做酸菜饺子，母亲居然神经大条得开开心心呼朋唤友，意思是郁滨的朋友来了，在家做东北菜，你们来呀！最后的局面，变成了，“大美人儿”利索地在我家厨房忙活，时不时招呼父亲过去找些佐料，母亲和朋友在起居室聊天，我还记得母亲悄悄问友人“是吧？她是挺漂亮吧？”，我感觉不出一丝嫉妒或者疑心。
“大美人儿”从厨房端出一盘盘红糖烙饼、酸菜饺子，最后是一锅小米粥。确实都是父亲钟爱的家乡味道。席间，她热切地招呼大家吃菜，弄得母亲不好意思起来。—— 而我，则感到了某种异样，仿佛这个家的女主人不是母亲，而是这个远道而来的能干妇人。餐毕聊了会天，已经十点多了，父亲表示他护送“大美人儿”回宾馆。
父亲很晚才回家。据母亲说，父亲第二天便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糊涂犯错。
“大美人儿”回东北，母亲买了好些淡雅的好布料、一床家纺，给她带了回去。我问过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回答“一个女人，没什么钱，还一个人跋山涉水背那么多东西来看你爹，她是动了情的。我不怪她。是你爹，把持不住，给别人幻觉。”
原来母亲洞知一切。善良的母亲以为宽容能点醒父亲，同时，我想她也存着一份盲目的骄傲与自信，觉得自己人美、高知、工作体面（那时母亲已是一家文博单位的负责人，独当一面）、家境优越，更重要的是，扶持父亲多年，恩爱有加，总不至于被“大美人儿”夺去什么。
然而，母亲只对了一半。“大美人儿”用她的烙饼和酸菜饺子重启父亲遗失多年的归属感，以及某种虚妄的自信。从那以后，父亲的心便飘荡在这个家外的某处。也许是四平，也许是文化程度不高、对他一腔子崇拜的昔日的“那朵花儿”。
父亲1961年出生在大连，在四平长到十七岁，祖父复员转业返回原籍，阖家搬了回来。父亲因为转业干部子女的缘故，得以进到当年我们市唯一一所省重点高中做插班生。感觉到差距的父亲通过苦读，终于在1979年考上了大学专科，就读机械制造专业。据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公众号回忆，81年他高考时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11%，江苏省录取比例还远低于此。79年录取率更不会比这个数字高。
即便是在小城生活了二三十年，学会了被戏称为“日语”的方言，与出生地方世家的母亲相比，父亲仍然有着明显的“外乡人”印记: 父母背井离乡大半生，他也没有发小在这儿，以及由此牵出的千丝万缕的家族联系、社会关系网；他吃不大惯这里的江鲜海产，长久怀念窝窝头……
他大学毕业分配进到的机械厂在九十年代末抵不住市场经济的洪流倒闭了，只得在一家房产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说白了，就是这家原先隶属市房管局的公司办公室主任—— 父亲得以进来，是母亲请托了亲戚说情牵线的结果，因为父亲进公司时，尚且没有进行私有化改革，算得是一份铁饭碗。也许平日父亲在以揣着一张高中文凭、四十多岁女性为主体的“人力资源部”，凭借他大学学历、留洋背景以及由方正脸型奠基的不错外表（母亲不止一次向我回忆父亲年轻时与三浦友和很有些像）获得一些青睐，但父亲心底很清楚，在那些人眼里，工作能力不算突出的“郁主任”始终是关系户。直到杨波，这个在父亲少年时期明艳的存在，真切地崇拜于父亲的学识、谈吐，一腔子热忱地用故乡的美食回馈，父亲的自信才有了实感。
父亲不再关心母亲上班累不累，不再操心“数学老大难”的我如何艰难地啃着补习班，甚至连以往偶尔一去的菜市场也不去了，每天晚上抱着听筒，用长途电话优惠卡，打给东北的老同学（多半是女同学），口干兴酣时还会指挥我给他倒杯水，切个水果。母亲渐渐厌烦了这样的父亲，开始学习跳舞与健身，时常大汗淋漓地回来，冲个澡，和我聊会天问问我的学习，也便回自己房间早早就寝了，因为每天清晨五点半，母亲要为我准备早点。后来发展到搞笑的地步: 父亲或者母亲周末在各自房间看书、刷剧，突然想起什么事，喊对方名字，不得回音，把我喊下来问“你爸（妈）呢？”，我是他们行踪知情者和传递者。
这样各行其是的压抑最终在我2006年高考前一天的早晨爆发。为了保持英语语感，我赶在最后一次去数学补习班之前做听力练习，进行到一半录音机坏了，我顿时慌张地跑下楼找父亲帮忙，只有半小时时间了。父亲居然还没有起床，迷迷糊糊地拒绝，说是昨天与人应酬晚了，困，我的催促使他不耐烦，他背对着我说“你这是临时抱佛脚，没用的，听了也不一定考得好”。整个高中，父亲几乎都没有过问过我的学习，相反我还要耽搁宝贵的晚上做作业复习时间替他端茶倒水。我外语成绩一向不错，因此自己格外重视，希望以此弥补数学短板，临考前父亲突然这样说，在我听来犹如诅咒，顿时慌了神，委屈万分，哭了起来。
“郁滨！你像点儿做爹的样子吧！我忍你很久了！”母亲闻声从卫生间冲了出来，手上还滴着水，怒不可遏。她喝令父亲起床，父亲嘀嘀咕咕，指责母亲平时在我面前一定说了他很多坏话，说我和母亲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们的事，以后再说！你先把孩子录音机修好，她做好听力好出门。”母亲不由分说打断了父亲，“熠儿，你该干嘛干嘛，你爸爸刚才的话不要放心上，好好上课去，妈妈相信你”，母亲回头安慰了我。
那天，我回到家发现父亲不在，母亲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她请父亲在我接下来高考的三天住到祖父家，不要扰乱我的心思，否则就离婚。我记得第一天上午考完语文，午餐有一大盆新鲜的盐水大虾，母亲说，是她的朋友，一个厨艺高明的叔叔，为了我考试特地在港口的渔夫那里买来的。母亲不无悲伤地感叹“你爹，还不如个外人”。我的高考在母亲独自一人的全力后勤和举重若轻的态度中平顺度过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母亲说“离婚”并非气话，而是她盘算良久后的动念—— “男女之事的背叛，我尚能看淡，但你爹对你都不放在心上了，他踩到了我的底线”。
从动念到摊牌再到协议离婚，父亲、母亲犹疑反复了快五年。怎么能不迟疑呢？快五十岁了，彼此搀扶见证了自己的青春和壮年，尤其是母亲，在这场婚姻中，付出太多。她同父亲养育了一个被医生断言活不下来的早产儿，又共同撑过了父亲患病的艰难岁月。然而母亲是那种耗光耐心，认清事实就会快刀斩乱麻的人，丰裕的内心世界和稳定的工资收入，让她并不害怕失去父亲的生活，只是对这段婚姻，对二人情谊还有不舍。
母亲低父亲两届，临近毕业，老师随机分发学长的毕业设计给全班同学用作参考，她好巧不巧拿到了父亲的。母亲说当时她便留了意，因为父亲的毕业设计和旁人都不同，字迹工整，还居然花了心思，设计了个封皮。大学毕业两年后母亲调到父亲的厂里，才见到了真人。这个眉目疏朗的国字脸男生，一开腔，便是磁性的男中音，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八十年代初的华东小城是凤毛麟角的。“那时候我们迷童自荣啊什么的，对声音好不好听特别在意。”父亲对画得一手好机械制造图又热爱高尔基、崇拜三毛的母亲更是着迷，追在母亲屁股后面颠个不歇。
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后期，我出生了，浑身发紫地出生了，1.2kg，身上的皮肤是透明的。一个早产十四周的极低体重儿。三代单传、一心盼望孙子的祖父，希望父母放弃掉我这个生死未知的麻烦精，据说父亲一度动摇了。年轻的母亲在我一次次的病重、病危通知书的轮番轰炸下流泪害怕。父母，加上外公、外婆、姨妈、姨父和我祖父组成了一次家庭会议，商讨我的去留。最后，除了祖父，和沉默的父亲，其他人坚决要把我留下—— 这一决定，直接将年轻的父母和孱弱的我，与我的母系家族牢牢绑定在一起。外祖父母、甚至姨妈，都竭尽全力地庇佑我们这个葡萄嫩叶一样的小家。
外婆提前退休，一心一意带我，丝毫不敢马虎；外公经常一下课就提早溜回家帮衬，常常拎回鱼虾、猪肝、鸡脯肉；姨妈省吃俭用补贴我父母，想尽办法买上海的乳儿膏和外国钙片、鱼肝油给我。至于双亲，尤其是母亲，再也顾不得世道变换，更放下了少女时代的春花秋月，工作之余一心看顾我的病，带我去上海、南京求医问药。我出生的头三年，当地最大医院的儿科护士、医生没有不晓得“张妹妹”的，这是在我抢救期间主治医生给我起的名字。夏天，我热得闹觉，父亲、母亲、外婆、外公四个人轮番拿枕席抱着我整夜整夜地轻晃哄睡……
我终于命根子长牢，全家松了口气。父亲在我幼儿园期间得了一个去德国杜塞尔多夫深造机械制造的机会，是市科学技术协会最早的一批出国留学进修的青年技术人才之一。父母分别的两年，是我记忆里他们二人最甜蜜的婚姻时光。他们互通书信，父亲还自学拼音字母，给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写信，信里嘱咐我“替爸爸吻妈妈，照顾好妈妈”。那时候医学院小礼堂每周都会放映一部外国影，有一次妈妈牵着我的手看了一场《雪国》，三浦友和第一次饰演反派。影毕，我们走出电影院，妈妈望着清亮的圆月，问我:“小熠，刚刚那个叔叔长得像不像爸爸？”我生气了:“不像，那个坏人怎么像爸爸呢？！”母亲笑笑，没说话。
有时，母亲还能接到突如其来的小礼物，包裹着牛皮纸，写上大家看不懂的外国字，寄到厂里。有一次，是一个小方块，大家都凑来看热闹，母亲足足剥了五层花里胡哨的包装纸，才拆出了一个白色的塑料盒子，里头用天鹅绒小布裹了一条比发丝儿粗不了多少的项链，大家哄笑着外国人实在花头精多，只有父亲那么洋气的人才能欣赏。妈妈羞红了脸。那时父亲心里确乎是装着这个小家的，尽可能省下留学补贴和实习工厂的工资，在94年背回了一台索尼全进口组合音响和一台松下空调（网传当年一套马来西亚进口索尼音响大约6000多人民币，松下定频空调价格约在1万左右），又和母亲一起攒够了给我买钢琴的钱，7300元巨款，奔到上海的琴厂，请行家里手一架琴一架琴地试弹过去，才背回了一台。
父亲病倒了，慢性肝炎。我记得小学四年级左右，母亲有一天接我放学，一边踏着脚踏车吃劲爬坡，一边对我说“小熠，今后你要更乖一点，要和妈妈一起，照顾爸爸。爸爸生病了，他这个病不能生气”。这番爬坡中的谈话成了一种隐喻，开启了我们全家，包括外公外婆在内，长达七年艰辛的生活，那是完全以父亲为中心的生活。小心翼翼，伺候他好吃好睡。常常父亲中午下班吃完外婆精心搭配的饭菜，外公已经将早先晒出去的被褥替他摊好，外面的一切难事都是母亲扛了下来。
母亲说最难的时候，临近月底她手头只有八十元。四年后已经去到省城的姨妈想办法买到进口抗病毒药物，父亲的病才稳定下来，不会动不动就复发，终于可以工作了。为了那份保命药，母亲每个月都要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港口与约好的人拿药。而我，练就了一副大力胳膊，小学没毕业就能拎两桶十斤的油，当时，我家住在七楼。直到抗病毒药物转为国产，父亲到了房地产公司工作，我们的生活才算真的稳定下来。母亲后来常说，她二十五年的婚姻，前十年为了我走钢丝，后十年为了父亲走钢丝。
在仔细复盘父母的婚姻生活，和我们的家庭生活时，我意识到，父亲壮年得病，他的斗志与抱负在回国后没来得及展开，便在年复一年的养病中被消磨殆尽，与此同时，大家呵着他护着他，配合他养病的每一天，都让他日益疲塌和自私，将别人的付出看作理所应当，又无视他人的需求，更致命的是，他渐渐丧失了看清真实世界的能力。终于母亲和我都难以忍受。甚至连外公也批评父亲“不可托”—— 他曾经请父亲去上海出差时替他寻觅一把好喷水壶，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住在花园洋房躲避战火时见到园丁用过的式样，这是这么些年来。老人唯一请托父亲的事情。可笑的是，父亲多次赴沪出差，连一个壶盖都没带回来，答曰“忘了”。
有时走到起居室，会想起父母在向外公外婆摊牌了婚姻状况后的一次家庭会议。那时我快大学毕业了。年迈的二老得知情况，在姨妈陪同下硬生生爬了五层楼的台阶，到我家劝和。
外公提醒母亲半老离婚也许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并且不留情面地要求父亲懂得担当，姨妈也以“少年夫妻老来伴”相劝。平日死命护着父亲又强势的外婆，出乎意料，只是表示应该问问“伢儿”怎么想。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冷眼旁观这几年他们的相处，尴尬生硬，甚至是勉强。于是直接表态“他们是不是分开，我不好干涉，我感觉还是分开，对两个人都好。”
父亲腾地一声站起来，冲向我，质问道“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被父亲激怒了，一连声地说“你不觉得憋屈嘛？看着你们这样过日子我都憋屈，你又不心疼我妈，我妈现在也烦你，你不知道？”后来回想，年少无知，这话太重了——等于在大家面前撕开了一个父母掩饰的帷幕，撕破了父亲的脸面——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是极要脸面的人，尤其父亲。长辈们见状连忙叫我住嘴，护着我推着我说“走吧，你先回学校去”，这时候父亲从我身后追了上来，突然一脚踢倒了放在门口的铁艺雨伞架——这是他某次旅游带回来的，头重脚轻，中看不中用——他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很深的悲伤，带着哭腔，指着我，狠狠跺了一脚，说“你是要把你爸爸逼走啊！你要把我从这个家逼走！” 父亲一反平日的温和，看着他硬生生憋着自己的哭意，老实说，我内心震惊无比，而且有些心疼愧疚，我根本没有料到父亲那么害怕离开这个家。
父亲踢翻雨伞架，带着哭腔指责我的画面，在他们离婚后，时不时午回到我的梦里，攫住我的心。
此后没过多久，父亲主动掺和到公司一场劳务纠纷中，当时他还兼任这家公司的工会主席—— 对，就是那个在多数人眼里只于逢年过节发放福利物资或筹办文娱活动的存在—— 而父亲犹如里昂工人起义的勇士，认为既在其位，当谋其事，真正地担负起为同事谋求公平与“尊严”的使命，凭着一股血勇之气冲锋陷阵。母亲劝说不住，最后也无心劝说了，公司老总打电话给母亲希望她从中缓和，母亲当着我的面，郑重地回绝了:“我和郁滨虽然是夫妻，但我们各自独立，我作为妻子应当尊重他的决定。”我震惊于母亲的回复，旋即理解—— 母亲始终是一个懂世故而不世故的人，她坚定地恪守一个读书人的原则:给予别人最大的尊重，就是不干涉，更重要的是，心底也存着一份和父亲一样的理想主义。可惜，母亲又一次错估了父亲担当的能力和对形势的判断力，那场集体斗争最后以父亲一人的固执辞职为收鞘。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最后去了母亲一位发小开的公司。至此母亲消磨掉了对父亲最后的情义与幻想，仁至义尽。
也许是难以独自生活，父亲不顾我和祖父的反对，很快决定进入下一段婚姻，同一个遥远的澳籍华人。我当时不惜和他翻脸来劝他想清楚，年近半百，早年学的技术早已过时，外语更是忘得七零八落，以他的身体素质如何再去地广人稀的陌生世界打拼？他执意不听，认为我既然“怂恿”母亲和他分手，就不该阻止他重新追求幸福。事实上，他始终不肯吐露是如何结识他的结婚对象的—— 他们的相识一直是个谜。如此我怎能放心？更何况鉴于他以往的经历，我觉得我有理由质疑他识人断事的能力。由于澳洲对婚姻移民政策的收紧，他办理境外结婚手续需要我这个至亲签字担保，而我不愿签名，我们闹得非常不愉快，虽然最终我妥协了。再见到父亲已是两年后。
天寒地冻中陪老婆逛完街的父亲，穿着夹棉夹克，拐着大包小包走进饭店包间，我真是吓一跳。这么多东西，搁在以前绝对都分摊在母亲和我手里。更吓人的是他模样: 原本饱满的国字脸没了，双颊凹陷，皮肤暗黑，整个人小了一圈，缩头缩脑。我应激反应一样问他“你身体好的吧？没复发吧？” 得到否定的回答，我放下了心。后头走来了他的新妻子，眉梢被修得锋利如刀，长鼻梁，薄嘴唇，身形瘦削，虽对我笑着，却透着一股精刮凌厉。“现在你爹这样儿，倒和这女人有几分夫妻相”，脑子里蹦出个小人儿，对我笑语。
席间她频繁打断父亲的话，“你爸说得不对”，她总是转向我，接过话头。我几乎用尽所有修养才忍住了让她闭嘴的冲动—— 无论父亲说得对不对，在几乎杳无音信的两年后，我都只想听一听他的声音。餐毕，我趁着父亲去卫生间的的空档，一边付钱，一边软语拜托这个女人:“阿姨，我爸身体不太好，现在离我又远，劳烦你多担待照顾”。她冷笑一声:“哦，你爸身体好的，我才被他拖垮了身体呢，我更需要照顾”。这毫不客气的回绝把我弄怔在原地。
原来这么多年，母亲和我把父亲当一株兰花草，精心呵护，到了别人那里，只是一根狗尾巴草。我恍然大悟父亲面容的改变: 即便是他走出家门的最后一刻，母亲都无意也不忍浇灭他眼中的光，现而今，这个男人终于在五十岁，直面了生活的残酷，这兜头猛击，砸得他迅速颓唐灰暗下来。思及此处，突然有股复杂混乱的情绪，浓郁地堵住我的腔子，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是一团失望、心疼、担忧和庆幸混杂在一起的棉絮。对，我不得不庆幸，母亲的后半生终于不要和他纠缠在一起，母亲彻底解放了。
在确认父亲没有买一件自己的寒衣后我试图打钱给他，让他利用上飞机前的最后一点空余时间把自己穿暖些。也许是所剩无几的自尊让他坚决拒绝了。后来我在一次促销活动中，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件羽绒服和羊绒衫，始终没有寄得出去。好吧！他日重逢，至少我爹不必再薄衣裹身，为了省钱在凌晨登机，在寒风中去国离乡。
最近得到的消息是，迫于生计，父亲居然在堪培拉当起了宽带接线维修工。我除了再三叮嘱“注意身体，不能太累”外，难有他言。挂断电话，我将丈夫和幼子关在房门外，仅仅作为一个女儿，嚎泣一场。
我想起了《渴望》的片头那左右晃悠的钟摆（很小的时候，我曾被父亲抱着每夜必看），还有一张父亲摄于德国的旧照——照片中，父亲血气方刚，健硕蓬勃，站在夏日的骄阳下，脚边是一片草莓田。他笑得憨良温和，手中捧着半盒新鲜采摘的草莓。如果能跨过悠悠岁月回头望，我希望父亲能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那是他灰败半生中绝有的灿烂。
作者后记
日剧《Mother》的主人公道木怜南说“与其说父母难以舍弃子女，不如说孩子才是真正试图紧握住关系的那一个”，这句话让我决心写下我的父亲，尽管长久以来他对于我是个难以描述的存在。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算感谢他前二十年的养育之恩与曾给过我的日渐稀薄的父爱。最后感谢三明治与胖粒，没有他们，我很难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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