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生病的那一年｜三明治
如果不是十一年前妈妈生了一场病，作者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像一个稳妥的中国人那样，拿到了北京户口，成家，“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要像南非的无花果树一样，向着巨大的北京城勇敢扎下根来。”但妈妈的离开打乱了这一切。在8月短故事，作者写下了母亲生病那一年的故事。那一年，除了那些痛苦的回忆，他和妈妈还在一起唱了很多歌曲。
“在北京的春风里一起唱了起来，都是一些老歌，听着两年来历受了无数折磨的妈妈和爸爸的质朴歌声，我强忍泪水，大声歌唱，希望这歌声永远不要停下来。”
文｜熊氏阿回
编辑｜胖粒
2009 年，我的前半段人生正处在冲刺阶段：刚拿到博士学位和北京户口，成了家，跟异地的妻子无知无畏，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要像南非的无花果树一样，向着巨大的北京城勇敢扎下根来。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场巨震便要来临了。
5 月份，我们一家相聚在北京，为妈妈看病。妈妈的病是 3 月初就有了端倪的，最开始只是感冒咳嗽，而后嗓子里就有白色泡沫状的痰，连绵不断，需要放个小桶旁边，从早吐到晚。在家乡的小医院，大夫只是拍出了张黑糊糊的 CT 照片，无法确诊。我便竭力让他们来北京看病：北京专家多，医院大，你看谁家有了病不是到大地方瞧瞧呢？反正医保又能够报一些。我上大学后就少有回家，正好可以一家人聚聚。我在科研院所工作，平日时间还算灵活。
爸爸妈妈竟被说动了，第一次允许我给他们订机票，途中又有熟人同行，空乘人员也服务周到，妈妈顺利地来到了北京。我马上挂了邻近医院的特需专家号，专家看完片子，说妈妈需要住院，本部已满，可以联系其它医院，于是又千恩万谢，安慰妈妈不必担心。突然间，我听到打电话的医生捂着嘴低声说了一个单词 “cancer” ，难道妈妈得的竟是癌症么？我心里猛地抖了起来。
我出生于一座西南小城，依水傍水，生活闲适。小时候，妈妈在乡下小学教书。我有时跟爸爸在城里，有时跟妈妈在乡下，一家人过着每周团聚的生活。然后我回到城里上了小学，要等到周末才能见到妈妈。妈妈周六晚上到家，周日上午必要带我去市中心的冷饮店，让我遍尝绿豆棒冰和冰牛奶，平日里是吃不到的。等到妈妈也调进城里的学校，我已经五年级了。
妈妈最得意的事情，是手长得漂亮，修长白皙；钢笔字写得好；很早就会摄影。
妈妈出生农家，生活特别节俭，但会省钱买一些意想不到的大件：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个老早的青岛牌照相机。黑白的，有外接的镁光灯，还是底板成像，拍的时候要从上方往里看，妈妈还买来一本《摄影技法》来攻读。像我的姥爷，地道的农村人，去世又早，都是因为妈妈的这个照相机，才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后来家里遭了小偷，青岛牌照相机不免此劫，损失巨大，妈妈从此就告别了这个爱好，十分可惜。妈妈把大开面的烫金笔记本改成家庭相册，用硬纸片折成跟相纸尺寸一样大小的角框，把冲洗出来的照片一张张地夹在里面，既不会松动脱落，又不会发黄褪色，在没有塑料薄膜和电子扫描的年代，这些相片被保存得很好。
妈妈还有个大小相仿的本子，是她从学生时代开始收集的剪报簿，里面是从大众电影或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剪下来的歌曲谱子，妈妈把它们仔细地剪下，粘满了大半个簿子。我记得有《松花江上》、《太阳岛上》、《我的祖国》等等。三四岁的我，也能唱些“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平时妈妈只有在拿出歌本时才会唱歌，仿佛这本子里是一个开关，一旦翻开就可以暂时地与忙乱的生活隔开来。所以呢，也非得唱上一阵子，没有两三首就停下来的道理。看到妈妈打开歌谱，我便飞快凑到旁边，这是童年极过瘾的节目：晚饭后的大段时光，同妈妈一道，信手翻着厚厚的歌本，随性所至，张嘴就唱，兴致高了，就索性把每首歌都来上一段，从头唱到尾，这是我们的 K 歌时间。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妈妈的歌声婉转悠扬，令人神清气爽，无论是《大海啊妈妈》还是《洪湖水浪打浪》，都像是从录音机里飘出来的一样。
从什么时候起，妈妈不再翻开歌本了？大约是我到了上中学的年纪，只觉得妈妈说话唠叨，神经过敏，凡事只向着娘家人。乡下舅舅家的困难情形，总要不断地拿到我们家里来讨论。爸爸碍于情面，总是一再地做出让步，爸爸年纪比妈妈大上十多岁，在家里责任大，家务事多，不时也会发脾气。见多了爸爸在家里面的辛苦和难处，我慢慢偏到爸爸一边了，被孤立的妈妈是什么心情，我很少体谅，想的只是我要长大成人，展翅高飞，把种种的生活重担从他们两老身上挪走便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妈妈开始用毛线打袜子，一双又一双，给我打了很多的毛线袜子，因为她听我说过一次南京的冬天很冷。
北京的医院里，挤满了外地来看病的人们，挂完号等几个小时，可以得到主任医师的两三分钟时间，快速地交待情况，提问题，理解分析医生提供的信息，我本能地开始汇集资讯，一边走着各种弯路，一边承担作判断的后果。从家乡带来的诊断结果大多需要重做。我开出检查单，安排好时间，能让妈妈在住处得到最多的休息，不用在医院里看众人疲惫的脸和无望的眼神。
妈妈确诊出四期肺癌，已有脑转移和骨转移的迹象。接受现实以后，我打定主意：一是把病瞒住妈妈，包括爸爸；二是找办法对症医治，先解决妈妈的痰症；三是增加营养。妈妈每做一次检查，我都要制作一份假的报告，把诊断结果改为支气管炎症。然后拿着假报告对爸爸妈妈漫天撒谎，磨炼演技，安慰她们在出租屋里安心养病即可；从妈妈那里出来，我带着病历和医学影像资料，访遍北京各大医院，了解可行的治疗方案及费用。
医院里是个充满挫折感的迷宫，它并不十分可憎，只是简单地用冷漠慢慢杀死人的内心。我们需要帮助，一点一滴也好；只是到了医院里，什么东西都稀缺。没有医院里的熟人，托不到过硬的关系；辗转几轮找到的人，往往只是一走一过，并不拘泥地收下谢仪，对于基本的寒喧祝愿都欠奉一二。对于这座求学、生活了数年的城市，我只不过是个浮萍般的、缺少利用价值的陌生人。
一位中学同学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来看我们，送营养品，还介绍了有同样境遇的病友，我进一步接触到癌症亲属的网络社区。对于尚属社会新鲜人的我，网络世界对我帮助极大，有实际的资讯，有情感的慰藉，有守望相助。我了解到妈妈的情况适用于靶向药治疗，维持得好的病人能生存数年，只是靶向药费用高昂，但是有印度版的便宜药可以网购，有可靠的渠道，尚有办法可想。
开始使用靶向药了以后，妈妈的各项症状才算平稳了下来，肺部不再发炎，也有了食欲，妈妈感觉度过一劫，人特别高兴，我们娘儿傍晚时分在小区里散步，妈妈会很动感情地说：儿啊，我这回捡了条命，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当然也就势宽她的心：有病就吃药嘛，你儿现在工作了，还差几个给你买药的钱吗？
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妈妈的情况稳定下来，打算要跟爸爸回家了。我明明知道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却拗不过妈妈，他们在北京呆得憋闷，又惦记着要回去报销的医药费，我备好药物，把他们送上了南下的火车。
送走妈妈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侥幸的，医生判定的死神好象还远，反倒是抓着一些小确幸在安稳自己的心神：从原来想的妈妈可能看不到我装好的家是什么样的，到后来平平安安地在新房里住了五十天；从原来想的妈妈能不能从病房上站起来，到带着妈妈到社区花园、超市里面走走转转，我实在觉得老天有眼，给了我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让我可以反哺一二，而不用陷入无尽的懊恼与愧疚。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一向苛责的老板都是可爱的，他毕竟给了我一份工作，在妈妈最需要我的时候准了我的假。
三个多月后，妈妈出现呕吐症状，我让爸爸即刻准备进京，并尽力举债。为防妈妈在乘车过程中颅压过高，又托人准备了两瓶甘露醇和口服的利尿药。
我去大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爸爸和妈妈。妈妈很虚弱，好几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家乡那边人多嘴杂，妈妈的病情最后没有瞒住。她眼泪汪汪地对我说着身体的痛苦，内心的折磨，真的是没有生活的信心了。
许是见了我，说了一会儿话妈妈的情绪就平稳下来了。妈妈还说这次治疗，不想住院，不想用太多的药，想自己设法增进饮食，恢复自己的免疫系统。我大喜过望，也给妈妈说了说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教妈妈早上醒了以后下床走动，活动胳膊腿，妈妈也都一一答应了。
我从医院租来把轮椅，推着妈妈出门去做核磁。妈妈蜷在轮椅上，神色有些惨然。
我说：妈妈，你看我像谁？
妈妈不解。
《三国演义》里的姜维啊。我比了个造型。
我儿怎么成了姜维呢？
那当然了，姜维是保护谁的？诸葛孔明。诸葛亮出门骑什么？人家是坐四轮车的。妈妈，你现在不正是个诸葛亮吗？你成了诸葛亮，我不是姜维又是谁呢？
妈妈难得地笑了。
接下来整整一年，我生命中最长的马拉松开始了：我不停地在办公室、医院和各种临时住地之间奔跑。我总是在路上，我不停计算如何赶上公交以省些钱，又如何改乘的士以换取些时间，仿佛这些钱和时间都可以用来给妈妈治病一样。我总是在计算，计算着每天各项的支出，手上的现金储备，近期可能的进项。直到妈妈走了，只剩下极度疲惫的一个我，拖着腿走在北京的钢铁森林中，发现再也用不着跑了，再也用不着算了，已经没有妈妈在前面等着我了。
像妈妈一样，我慢慢地也唱不动歌了，何止是唱歌，简直是连话都不想讲，我们被反复告之要去抓住时间，抓住机会，结果忙忙碌碌、营营役役，连生活的基本感觉都抓不住，更别提那表露心情的歌声了。
妈妈刚刚住院的时候，我去陪她，要走的时候我向坐在病床上的她笑着挥了挥手，她也回我。刹时间有种长大了的感觉，而且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爸爸妈妈都和我在一起，他们需要我呢。
回顾妈妈两年多的治疗过程，我对妈妈照顾得很不好，我倾尽柔情，但是见识和心态所限，很多事情都欠考虑。有一次妈妈要做支气管镜，我以为大概无碍，让爸爸陪着去的，后来才知道过程非常痛苦，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难受。以后我自己去做检查，躺在手术灯下，听着美国医生的柔声细语，总以安慰病人、稳定情绪为主，但妈妈在大病之中，又享受过几回这种关怀呢？
癌细胞脑转移了以后，妈妈要常常做核磁共振，但那时妈妈大脑已经受到压迫，躺到仪器上以后，总是会失神地惊叫着拼命摆头。医生说，病人这样情况，还怎么做？我从仪器的后部爬入，双手扶住妈妈乱动的头，在妈妈耳边轻轻唤道：妈妈，不要紧，再过一会儿就做完了。妈妈，再过一会儿就好了！
每次来做核磁，我总让弟弟等在外面，是出于一种外行的迷信：常常来做，总会累积些辐射罢？会不会影响到弟弟的身体？而我好歹那时已有了女儿。
虽然医院总是个不太和谐的所在，有时也会有温情的片刻。有次带妈妈去洗牙，联系了一个私人医生，说明因为害怕病人感染，希望轻轻地做下，让妈妈感觉到舒服就可以，说定是150块钱。见到牙医，很亲切，给妈妈洗了牙面结石，又抹了药。临了说不收费，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医生说见到你们这么孝顺，这钱就算了。洗了牙，妈妈很高兴，回来的路上就与我们指指点点，看街上的景致。我惟有竭力过好这一天一天。
2010年的春节，妈妈放疗后症状有所缓解，我们于是决定接妈妈出院过年。妈妈跟病魔搏斗了一年多，回到我在北京的住处，几个月靠饲管生存，又可以吃上爱好的东西，非常高兴。她一定真心相信：磨难已经过去，而平静的生活将最终到来。
那时候，妈妈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
书上说绝症病人会经历死亡的五个阶段：拒绝，愤怒，妥协，沮丧和接受。不知道妈妈走到了哪一步，在我的心里，宁愿相信我们永远瞒住了妈妈，让她不要去愤怒，不要去沮丧，永远留有希望。但是回想与妈妈在一起的种种，其实很早以前妈妈或许就走过了这些阶段吧，在北京植物园，骨瘦如柴、坐在轮椅上的妈妈咧开嘴角，向我作出“V”字的手势，她想告诉我什么呢？是妥协了吗？是接受了吗？可惜我都不会知道我陪着妈妈走到了哪一步。
我的一位朋友曾去医院探望妈妈。因为化疗的关系，妈妈的头发已经掉光了，靠在床上说：哎呀，你这么大老远地跑过来看我一个病人干嘛。提到我的时候，妈妈说：养聪明儿子不如养个痴儿。痴儿你得照顾他，担心他，手上做着事情，反而能够心安；儿子要是聪明能干的话，父母就不晓得能为他做些什么，只好尽量地避免给他添麻烦，结果呢，弄成这个样子，我真怕他会怪我。
多年后我得知妈妈的这番话，泪如雨下。妈妈，我既不聪明能干，也不能让你心安，我只会乱弄一气，伤你的心。我曾想快快长大，好成为你的依靠。这件事我从未能做到；而今我仍在努力，希望成为孩子和妻子的依靠，我拼尽力气，气喘吁吁。
有一回，妈妈做完一轮化疗，精神稍好些，头上长出了黑黑青青的短发茬，戴着小绒帽子。那是个周日的上午，我用轮椅推着妈妈，爸爸也陪着，我们来到五环边上的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锻炼、唱歌，我们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也有些想唱。待他们停了，一位老伯把自己的歌本借给了我。
那是个字号很大的简谱歌本。我道了谢，拿过来举在妈妈面前，爸爸也加入了我们。爸爸、妈妈和我，在北京的春风里一起唱了起来，都是一些老歌，听着两年来历受了无数折磨的妈妈和爸爸的质朴歌声，我强忍泪水，大声歌唱，希望这歌声永远不要停下来。
我们唱了四十多分钟，唱完了歌，我们把歌本还给老伯，慢慢地推着妈妈，回到医院旁边的出租房，回到我们在北京的治病生活，回到面对死亡的命运面前。
妈妈离世已经有十年了。忌辰是11月22日，每年到了这段时间，我总会经历一年中最低落的时期。八年前爸爸走了以后，我得了慢性肠躁症，这疼痛在肋下萦绕不去，从清晨一睁眼全天候陪着我直到入睡，夜间常常被疼醒。我到处求医问药，始终得不到任何缓解，除了体育活动如游泳等能让我比较能够吃痛，从未发现任何有效的对策。我有时候常常会纳闷，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正如我不知道在失去双亲之后，我是如何浑浑噩噩地活到了现在。
父母走了以后，生活的意义慢慢地脱落、坍塌，露出难看的死相。我读书、交友、自我暗示，去寻找勉强活下来的方法。我不断告诉自己，生活是有意义的，值得追求。这些臆语无论用多少文字装点，都十分肤浅，抵不上父母当年的一两句关怀所能传递过来的信心。
偶尔还是会梦见妈妈，能说能笑，许多的事都可以自己做。那久违的安心感，也只有在这梦境中，才能片刻拥有。
这些年来，异国的天空下，总会有些孤独和苦涩，实在难过了，我会提醒自己：想想过去，我曾是一个对生活深深失望的人啊。既然能走过最黑暗无光的日子，也就能够继续走下去，不去问所谓的幸福和快乐是什么，仅仅为了一点尊严也要走下去，这样想，就会变得平静些。
而那心底的尊严又是什么呢？你被人深深爱过。在最绝望黑暗的时候你不想放弃，觉得天上的父母好象会在什么地方看着你，在他们眼里，这个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孩子即使进退失据，却仍然值得期许。在世上，在各种并不愉快的境况里，也许只需知道这个便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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