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周年：飞机上和双子塔里的人们如何面对死亡？｜新气集

文｜李梓新

9.11事件二十周年了。我从一个大三学生变成一个四口之家的父亲，从从未出过一次国到去过近三十个国家。可是，2977人的生命却停止在那一天的早上。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9.11是认知世界的分水岭，这个世界会有残酷的因为信仰、政治等差异而引起的杀戮，也会因为越来越多的纷争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抛开政治，我最关心普通人的日常，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各自存在。关于911事件的全记录《坠落与重生》这本书，给我呈现了二十年前的那一天，几十个普通人事无巨细的早晨，有人在最后一刻被好心的安检员放行赶上了最终坠毁的航班，有人正在世贸大楼下面酒店里等待一场能够改变自己事业的商业会谈，退休的中国化学家和他的退休儿科医生妻子，探望完女儿在回中国的途中..……

《坠落与重生》中文版封面

《坠落与重生》作者

Mitchell Zuckoff

我很荣幸能和这本书的中文译者，现居住在波士顿的杜先菊老师录这期播客。当年撞向双子塔的那两架飞机，都是从波士顿一早飞往洛杉矶的。这本书的作者，Spotlight团队的成员之一Mitchell Zuckoff也是居住在波士顿，可谓巧合。他采访了非常多死难者的家属以及幸存者本人，才能呈现出20年前那惨烈的现场图景。

我们也以此哀悼20年前的死难者。

本期嘉宾

杜先菊

译者，以色列研究专家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博士

译作有《瓦尔登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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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本篇推送的留言中

选出三位读者

获得《坠落与重生》中文版

- 以下为本期节目内容节选 -

20年前的9月11日

李梓新：20年前的9.11事件是我这代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还没有开始做职业的新闻人，看的国际新闻还停留在一些名词人名里。9.11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很多危险跟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了。我看到了这本《坠落于重生》，看到了我一直很想去了解的9.11事件的很多细节。

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是9.11事件的二十周年。我们今天邀请到《坠落于重生》这本9.11全记录的中文译者杜先菊老师。

中国和美国的民间和舆论都对9.11事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都对这样巨大的灾难感到沉痛。我想起2001年的9月11号，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北京人大的宿舍，大概是晚上九十点钟，我一个山东的同学跑进来，他说美国被袭击了。当时有的人有一些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大家对美国被袭击好像有一点兴奋，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伤亡。

而当大家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后，当时的媒体还是能够迅速回到比较正确的解读方式，那就是我们对人的生命的丧失的沉痛哀悼。后来，我对这个事件有了更多的感性的认识。我两三次去到9.11遗址的现场。在那里，最初还未建起纪念馆。我记得200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那里还只是一个工地的样子，就像掩埋着一种很沉痛的记忆，大家还没有去揭开它。当我看到您翻译的这本书，才看到这么多人的细碎的故事，才能知道当时被掩埋在里边的巨大的伤痛的分量。9.11发生的时候，您刚在美国工作，从您的角度来看，当时美国国内对9.11的心理的反应和接受过程是怎样的？

杜先菊：谢谢你分享国内的一些反应，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翻译这本书的动机。我就是想把这些故事讲一下，这个事件，它带来各种层面的影响，也需要从各种层面去理解。因为听到有些人比较兴奋的反应，我当时当然是很伤心，但他们的反应也是有原因的。从政治的层面讲，我本人反对恐怖主义，也反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政策。我研究过多年的中东外交，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阿以冲突和以色列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是有保留意见的，而且我同情的是弱者。这点上我和这本书的作者祖科夫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这个事件本身，我们从人道出发，刨除国家、民族和宗教，我们不可能接受有人以这样一种袭击平民的方式达到任何目的。恐怖主义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它袭击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个事件的发生，对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震惊。

9.11发生的时候，美国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帝国，这个事件对他的形象是极大的冲击。当时的总统小布什在弗洛里达一个小学做演讲，事件发生后，他只好马上逃走，逃到西部林肯的一个偏僻机场。副总统切尼躲在地下室。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是感触比较深的。我那几年老是往以色列跑，在国内来看，以色列的国家形象还是挺强大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生活是非常紧张的。在那里，大街上的青年男女都背着枪支。可是当时在美国，大摇大摆就可以上飞机。从9.11以后，美国失去了这种舒适和从容，岁月静好的心态永远一去不复返。

李梓新：我个人有一个体会，2008年我带一批中国的学生去美国采访总统大选，在美国国内坐飞机，我们过安检的时候都会被标上AAAA的级别。标上AAAA的人要经过特别细致的安检，所有东西都要拿出来，可以想象，这种余威还是在影响着美国。

给我很多感触的是这本书里讲到的普通人的故事和经历。祖科夫的写作让人身临其境，让你能够想象飞机上和双子塔上的那些人面临着生命最后一刻的感受。比如说，联合航空93号飞机上的乘客在飞行过程中跟劫机分子搏斗，很不幸，这架飞机最终坠毁。有些乘客在飞机上能跟家人通话，有人还打了四分半钟的电话。但是在那四分半钟里，家人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只能说，我现在跟你抱抱，或者你看一下蓝天。在飞机上的乘客是非常的无助。人性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的感受，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我心里回荡的。您在翻译的时候看到这些会很揪心吗？有很难下笔的感觉吗？

杜先菊：有的。以前发生过的很多灾难，像一战和二战，我们只是后来听说。但是911不同，因为有现代媒体，有电视直播，还有手机电话，这些设备使这场灾难的所有的细节被更多地保留下来。作者回溯了很多事发现场的细节，很多章节我是流着眼泪翻译出来的。在波士顿北边，飞机从一对夫妇家房顶上飞过去，他们的儿子就在飞机上，儿子给父母打电话，说爸爸妈妈，我们现在不好了，我们可能会有结果，爸爸妈妈，我爱你。已经知道不好的结局即将发生，但是你什么也做不了。这些细节通过现代的科技都被保留下来了。

祖科夫写的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群象。他把四架飞机上的乘客、空乘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属，军、政府、后勤急救的这些人员都呈现出来了。他用十几年的时间，收集了这些资料，还有音像。我在译后记里也写过，有很多录像我根本不敢看。看文字，我能够稍微控制一点个人的情绪。我就想，看到了这些文字的人会感受到跟我同样的震撼，会理解这种灾难伤害的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人，而且这些普通人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报复行为是可以允许的，那别人也有可能因为和我们信仰不同、利益不同，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消灭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人类，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种族、什么宗教，我们都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行为。因为有了这个信念，我才能够忍受这些文字带给我的冲击。明知道结局是最不好的，还是要硬着头皮把它读下去。作者祖科夫也有一个目的，就是用某种方式把遇难者们记录下来。你也去过9.11的纪念碑，那里把所有受害者的名字都列出来了。祖科夫他也把将近3000个人的名字一个个列出来了，我们后来在这本书的中文版里也保留了这些名字。因为名字，就是对他们的生命的一种纪念。

祖科夫写给这本书的献词是：献给我的孩子，以及所有人的孩子。

“孩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

李梓新：祖科夫是怎样获得这么多资料的？有一些资料来自飞机的黑匣子，飞机上的音频录下了乘客于劫机分子的搏斗，互相的喊叫，这些信息基本上都誊下来了。

杜先菊：他是新闻记者，有一个团队帮他收集资料。有部电影叫《焦点》，讲述了《波士顿环球报》最优秀的调查记者们的故事，祖科夫也是这批记者的成员之一。他写了关于9.11的现场报道，过了几天之后，他又写了六个人的故事。后来，这本书就是从六个人的故事扩充到了更多人的故事。另外，美国很多公共的信息都能够在网上查到。还有很多的目击者和家属把一些资料放到网上。祖科夫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收集材料，他做了很多现场访谈。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需要查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有很多种写法。我问祖科夫这个日本人的名字，那是个年轻小伙子，很可惜，他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祖科夫把那位母亲的email地址给我了。他跟很多幸存者或遇难者家属都有私人的联系，直接和间接地收集到很多一手的资料，他想把他们的故事都讲出来。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9.11的故事。这本书讲的是人的故事。

李梓新：当您拿到email地址，跟这位母亲写信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您会怕打扰到这位母亲20年的思念吗？

杜先菊：祖科夫给我这个email地址的时候，对我说，这位母亲属于愿意回忆那段经历的人。她在网上也参加了很多关于9.11的纪念活动。每个人哀悼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愿意在一个角落里自己独自哀悼，有些人必须跟别人分享。她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她愿意用各种方式来讲他的故事。因此，我从侧面了解到祖科夫是怎么得到一些资料的。

李梓新：那您跟这位母亲有通信吗？她回复了吗？

杜先菊：对，她把她儿子的名字的正确写法告诉我了。和我们中国人一样，把名字说对是一种尊重。我做这一点事情，也是希望这个人的生命被记忆，被复活一部分，而不是灰飞烟灭。

李梓新：我去过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我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用拓印的方式把名字拓在纸上，还有志愿者在帮助做这个事情。有些名字印得比较高，有梯子才能上去。

华盛顿还有一个新闻博物馆，后来关掉了，很可惜。那里有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报纸版面，头版基本上都是全版报道。我2012年又去了9.11的现场，那个时候纪念馆已经起来了，还有纪念品商店。水池边上刻了一整排名字，我还会去看里边有多少看着像中国人或者华裔的名字。我记得有个系统，还能查阅他们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贝蒂·邓，可以看到她是最早的一个报告被劫机信息的空乘人员。

杜先菊：后来旧金山那边的华人还有人纪念贝蒂·邓。她一路上都非常冷静，一直在通报所有的信息，而且在照顾飞机上其他的乘客和机组人员。9.11之后，又等了12年，我是2013年10月12号去到废墟那儿的，拜谒了世贸大厦的纪念碑。我觉得那里清凉的水能给遇难者带来一点安慰。当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们的一种纪念，一种安慰。

和平与冲突并存的世界

李梓新：您的个人经历也反映了过去30年来全世界政治冲突的一些历程。您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然后你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您一直研究中东，包括阿以冲突，也经历了9.11。

整个80年代的国际局势跟现在非常不同。两伊战争以后，海湾战争发生，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阿以形势一直非常紧张。这构成了我童年时候的国际新闻观。您是比较早出国的，92、93年就去到英国，所以您可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中东或者看待世界的政治冲突。这些都跟9.11的最终发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想听听您讲讲您的求学经历以及您亲历历史现场的一些发现。

杜先菊：1996年，拉宾被刺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正好就去了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的那栋大楼现在就叫拉宾广场了，也就是他被刺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正好有清洁工在那里清洗拉宾的鲜血，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面对很多冲突，我们也像9.11事件中飞机上的人一样，明知道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但是你一时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1996年还有一件事情是奥斯路协定。那时候我上的是布兰黛斯大学，其实是一个犹太大学，我还记得当时的校园里气氛很好，我的教授们都希望和平，希望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我还翻译过一本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书《轻抚水，轻抚风》。这些人都认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应该和平共处，而且他们都希望向这个方面努力。愿望是美好的，实际上总还是有波动。

我作为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学生，当时还开过一门课“大国在中东”。我对所有大国在中东都是持批判的态度。中东的很多国界是随意地画出来的，有很多偶然性，例如英国的势力范围，法国的势力范围。不顾不同的文化、历史制度、文化背景习俗，把各种宗教、语言、文化和部落用现代国家的框架生拉硬套，这本身包含着很多问题，会造成各种冲突。

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在这种秩序下运转。我非常赞赏为了和平尽心努力的人，不管他们是从哪里出发，不管在中东或是西方世界。冲突一直在现代世界的血源里头，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向更好的方向努力，学会互相和平共处。

李梓新：20年后的今天。本拉登的盟友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全境。美国的舆论和民间对阿富汗的局势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新一轮的对类似9.11这样的事件的担心吗？

杜先菊：我想这还是不太一样。民众中有很多人在关注美国士兵和阿富汗盟友，关心他们的个人安危，这个是最基本的层次。美国的媒体和我们国内媒体很一些同样的声音：美国这个大帝国在衰亡。

这20年以来，从发动战争到灰溜溜地结束战争，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还是挺强的。总体来讲，大家还是觉得美国的实力受到了挺大的打击。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场战争是必须结束的。虽然两党有争执，但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有延续性的，这些计划都是特朗普时期就已经做好的。迟早是要撤军的，阿富汗肯定要回到本国人那里。至于谁来管，美国撑不下来了，塔利班要掌权，我想这个也是国际社会早已明白的。只不过现在受批评的是这种撤退方式。现代媒体能够为我们展现很多，我们看到人从飞机上掉下来，会感到非常震撼，就像看见9.11的现场双子塔倒掉一样，心理上很多东西被摧毁了。

后9.11时代

李梓新：在美国，2001年前后出生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后9.11时代”的人。现在他们也20岁了。我们可以把95后也算在内，因为他们当时还比较小，可能也不太清楚这个事件。这批人成长起来之后，会淡忘这个事件吗？还是会有新的反思？

杜先菊：我没有直接认识幸存者的家属或者那个时候出生的小孩。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9.11之前出生的，一个在9.11之后出生。老大当时也很小，才上幼儿园，对这个事件没有直接的记忆。我问他，你怎么看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怎么看撤军？他们也都说政府做得不够好。祖科夫其实在书里也写了，我正好翻到这一页。有个叫安德利亚的人，他说：

“显然我们很快就会去轰炸阿富汗，我为那里的人感到难过。那儿的年轻人究竟怎么了？是哪些可怕的事件把他们造就成愿意屠杀无辜平民的人。肯定发生过特别可怕的事情，或许是环境，或许是基因，或许是社会。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应当担负一些责任。这是现在最吓人的一件事。我们正在制定的政策是不是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加激进？”

作为一个幸存者，他能够说出这样理性的话，我觉得非常难得。

李梓新：您的孩子也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会跟您谈论这个事件吗？他们会怎样理解这个事情呢？

杜先菊：他们的生活内容太丰富了，对这个没有专门的关注。他们对美国是不是强大，是不是变得衰弱了？都不是很关注。他们关心得更多的是气候变暖、女权。

李梓新：这也反映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关心的议题跟我们当年也不太一样。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2001年的9.11事件是一个世界的分水岭。

我们刚刚踏入21世纪的第一年，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对个人有很多触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国，我2001年开始实习，2002年正式开始做媒体的工作，从一个国际新闻爱好者到一个真正的职业新闻人，我有了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再到后来，我能够出国，而且我第一次去西方国家就是去美国。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对美国有了很多直接的感性的认识。所以我们不断地回看9.11的伤痛，也是在看我们的一个又一个阶段。

疫情来临之后，这个世界又以一种我们更加不认识的方式在推进，但是现在似乎大家也能够接受。9.11这样的大事件毕竟还没有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出行，但是疫情发生后，直接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鸿沟，边界也越来越僵持。从9.11事件到疫情，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杜先菊：我翻译的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小说，文学性的。另一种是中东相关的书籍，因为我研究中东，我觉得有义务把我比较熟悉的东西介绍给读者。当时我就想，我把讲述9.11事件的这本书翻完了，以后我就去翻译好玩的书，我就不会再这么伤心了。

新冠发生后，我一直很关注，去年还写了很多日记。我就是武汉人，很早就开始关注疫情。而且在美国，碰巧纽约和波士顿也是最早发生疫情的地方，我的老大当时在纽约，我们在波士顿，我们也突然一下被打懵了。后来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家的一个说法就是“一天就是一个9.11”。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是要看到人性，看到希望。

祖科夫这本书叫《坠落和重生》，其实主要在讲“坠落”，看篇幅，从第1页到438页都是在写坠落。从439-474他想写重生，他写来写去也只能写出几十页，但是他必须写，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个恐怖事件当作终结。在这个灾难中，我们必须看到人类的希望。这个希望在哪里呢？希望还是在爱。

我后来又想起了那部电影Love Actually，里面有一段台词，说9.11的飞机要降落了，飞机上的人纷纷给家里打电话。他们的电话里没有仇恨，而是爱，爱是唯一的希望。

这个世界上，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都是客观存在的，那希望在哪里呢？不管是公众还是政府，有权利还是没有权利的人，都要有着一个美好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和平共处。

尤其在疫情之下，我们互相隔离，虽然是隔离，不能够见面，但是你看，我和你素不相识，我们现在能有这种对话，我觉得希望就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求同存异。我是学国际政治的，我觉得外交官的使命就是消除或者减弱国和国之间的冲突，找到对话的途径，找到合作的方式。现在这种互相隔绝，甚至是互相叫板的形势下，我特别佩服那些在继续努力促进对话、促进交流的人。

我不能随便回国，我的父母每年来回飞一次，我叫他们国际候鸟，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到波士顿来住，冬天就回去。虽然现在他们不能过来，但是我们一打开微信就能够对话。别看世界在隔离，但人们还是在交流。我觉得这就是希望。

李梓新：您的比较出名的翻译是《瓦尔登湖》。我想瓦尔登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意向，梭罗去了那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写那里的一草一木，这跟你刚刚说的爱和希望都是非常有关联的。

杜先菊：是的。我也是碰巧翻译了这本书。后来我才知道，在疫情之前来访瓦尔登湖的人大约有1/3是中国人。梭罗在书里引用了很多孔孟的圣言。他不会读中文，他是从法语转翻译的。梭罗可能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见过，但孔孟思想的精髓被他捕捉到了，这些人类的智慧是想通的。哪怕时代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人类之间相通的东西是更要紧的。就因为这一点，我对人类抱有很大的希望。

翻译《坠落与重生》这本书也属于我自己给自己的作业，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加入一点点我的声音。我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哪怕有各种鸿沟，但是鸿沟对面的人也和你是一样的人。我们的人道都是一样的。

李梓新：这也是我们的共同期望。我们相隔12个小时，您在波士顿，我在上海。我还能想起我2012年去波士顿，书里提到的洛根的机场，我也去那坐了一次飞机。9.11事件中最早起飞的两架飞机都是从波士顿出发，飞往洛杉矶的，而且两架飞机间隔的时间非常短。您和《坠落与重生》的作者都在波士顿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关联。我们能在9.11二十周年能进行这次对话，我感到特别的荣幸，特别谢谢您把这些故事带给中文读者。

“秋日宁静，树木葱茏，温柔地覆盖着已经愈合的伤口。两只巨大的黑色水池，替代了这里原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

纪念碑上，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又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曾经都是一个正活着、爱着、忙着、梦着的人，每一个人后面，又有他或她周围的人，与他们一起活着、爱着、忙着、梦着。

然而这一切骤然停止。或者是在希望和绝望交织的一段痛苦之后，从迅速降落的飞机上，从熊熊燃烧的高楼上，在恐惧中，在对生命的留恋中，匆匆地、茫然不知所措地、心有不甘地告别亲人，告别生命。

活着的人，细心地、一个一个地记下他们的名字。

缓缓流淌的水，是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纪念喷泉池那庄重的黑色大理石和深入地下的池底，是凝重的祭奠，让那天逝去的人们在死亡中得享尊严。

从高楼上飞落而下的生命和灵魂，大约要在地平线，或者是地平线以下的地方，才能得到大地母亲温存的拥抱。清澈的流水，不知道从哪里流出，也不知道往哪里流去，但是，流水淙淙，清凉甘冽，是这些在烈火和浓烟中度过生命最后一刻的人最渴望的。如果他们真有灵魂，或许他们会忘记在坠落之前、在坠落途中那种难以言说的恐惧和张皇，从此得到终极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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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编辑：备备

片头原创配乐：李其乐（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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