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怀柔、北京与东北之间，我在寻找自己的空间 | 三明治
文 | 渡水崖
1
半年前，我裸辞了。在北京，我住在北三环，月租是3500元。如果作最坏的打算，我应该停止续约，尽快搬到偏远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
辞职是一个行为，背后有一副消费降级的多米诺骨牌，它让一切都变得麻烦。但还有比这更麻烦的：我决定向家人隐瞒这件事。我的家人遍布北京，父母在海淀上班，舅舅、伯父家都在朝阳，姥姥、姥爷住在怀柔，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最麻烦的是，小姨家的生意在昌平，附近地铁站直达我的住处，直线距离不过十公里。也就是说，他们拆穿我，只需要花半小时的功夫。
这很危险。但承担风险比诚实和寻求帮助来得容易。十一长假是我辞职后第二次回家。上一次，我以周末自己做饭为借口，从家里带走了一口锅。这回，我把出租屋里一些厚重的书塞进书包，乘高速公交运到怀柔，再偷偷收进柜子。“这样搬家时，或许能轻松一些。”我想。
表妹在这里暂住，准备考研。她看见我塞书，“你小心挨骂。”
表妹是我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十岁以前，我们就像世界上最接近的两个人，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共有身份。但长大后不太一样。辞职的事，我对她也选择了隐瞒。
她说的是暴脾气的姥爷。常年与他相处，我们姐妹察言观色的功力了得。因为我和父母长期不回家，老人住在这里，会抱怨我有太多杂物。听得多了，我就把衣物全部带走，一股脑塞进自己的出租屋。工作后，除了逢年过节，我们几乎不见面，顺理成章地杜绝了沟通的可能。
怀柔位于北京东北郊。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和在社交媒体上可见度高的诸多度假景点，这容易让人忘记它的边缘性。北京有十六个辖区，二十七条地铁线，但有三个区没有通地铁。怀柔是其一，因而享有大块的地皮、相对友好的房价和低人群密度。问题是核酸点也很少，要走出小区，穿过一大片荒地。我不熟，姥爷主动带我去。
怀柔附近的京密高速
他背着手，走在我前面一步。这辈子都要走在孩子前面，是他的性格。我决定探探他的口风。从互联网裁员潮开始铺垫，说年后想换个工作，顺便换房子。我故意提了几家知名纸媒、出版社，撬开了他的话匣子。“陈宇在XX日报社。陈宇，你不认识。”“你那地方行了（liao）了（le），室友人不错。艳梅家姑娘在XX小学当老师，你猜房租多少？五千，占工资一半。你那不错！”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应该是老家的远亲。但故事几经流传，不见得是真的。不重要。他是老师，在他的年代授人了大半辈子，退休后被一家私立学校返聘，对自己掌握的信息总是很有信心。对待老师要谦卑，我于是自降半头，“但XX日报笔试是全英文的，还有政治题，我不会。”
这时候表妹在社交软件上戳了我一下。她笑我把一个虚拟空间打扮得太“打工人”。那其实是我理想中的写稿环境，布局简单，阳光充沛。我们俩都喜欢家居设计类小游戏，或者把各种游戏玩成家居类小游戏，大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
回到家，和她聊起上次见面的事。“当时你还住在这儿，下班回来还得加班，工作完了开始写毕业论文，写到凌晨三四点，早上七点多就起来化妆、上班。你让我对工作感到恐惧。”
我很羞愧。我这个人好像天然与“松弛”这个词无关，总是一副用力过猛的样子。
“而且那时候你还会半夜突然问我，睡了吗，没睡的话你要放歌了。有一次是佛教音乐。还有左小祖咒。怎么会有那么难听的歌。”
我不记得了，我对所有不甚体面的细节都印象模糊。那时我在一家媒体实习，月工资不足以担负房租，就住在怀柔家里。像我一样跨区通勤的人有很多。从朝阳到怀柔的末班公交是二十一点，人群会提前把始发站围得里三圈外三圈。一般情况下，我要等两到三班车载前面的人离开，才能轮到自己上车。加上一段地铁，我必须在二十点离开公司，否则只能打车回家。高速要走一个多小时，我通常会在途中睡一觉。那时好像还小，对生活没有实感，觉得一切都有盼头似的。
我看了一眼窗外。怀柔的小区，楼和楼之间的距离足够远，较好地保护了隐私，大家都不怎么拉窗帘。在朝阳中心地带，这么大的空间几乎能再塞进一栋楼，所以我的出租屋总是暗暗的。风很好闻，很凉，秋天开始往我的脸上刮着一些凛冽的东西。是那些记忆又回来了。
柳芳地铁站附近
正式工作后，我终于拥有了支付一个房间的能力，却没有开心多久。我偶尔会就工作内容向家人发一些牢骚。我妈听罢，会把话题转移至华为、字节的某某，或干脆劝我去考公务员。起初，我对她的反应感到愤怒。很快就不会了，化为沉默。因为我渐渐明白过来，考公、去大厂，可能已经耗尽了她的想象力。在北京，她生活的时间比我更久，茫然和无力感又怎会亚于我。
2
我的祖籍是东北。六岁以前，我住在辽宁五线城市的一个小镇上，家里有种满蔬菜瓜果的院子。这样的季节，院子里清香无比，少有蚊虫，我就在葡萄藤下走来走去，喝葡萄糖酸锌。后来我妈常说（其实只是一种无凭据的臆想），那个房子要是没卖就好了，搬迁费肯定很高。
我的母系家族来自内蒙，身上有呼啸而过的彪悍。我妈是主动下岗的，然后说服我爸停薪留职，举家来了北京。她谋过几种工，干过驾校，还当过小学老师，但把黑板捶烂了。只得作罢。
没有网购和24小时便利店的年代，个体户还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四处寻址开超市：昌平沙河，离回龙观市场不远，方便买卖。海淀北清路，附近有科研基地航天城、生命科学园，以及外来人口的庞大聚落——唐家岭。而频繁搬家对我的影响是，我读过五所小学。那时教材尚未统一，区和区课本不同，我的英语成绩再没好过。
同样“成绩”吊车尾的，还有我爸。小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适合这种生活。他广交友，其用途是让开黑车的哥们儿替自己送我上学。有段时间，他甚至养了一只鸽子。我妈以老板娘的身份和各路商家、熟客周旋，没几年就干不动了。小姨家的超市则越开越大，一直开到现在。表妹说，她小时候亲眼见过姨父带着小推车下公交，一人拖十几箱的货物回来，很年轻，很生猛。
家人在北京开的第一个超市
儿时我和表妹通常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会抽烟，看起来豪横，实则也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最常出现的画面是，她一手拉一个小跑着过马路，手攥得太紧，表妹会嚎哭挣扎。她心疼我们。直到现在，她还会自顾自地说在我家超市看到我睡在两个拼起来的方便面箱子上，用蚊帐当枕头的样子。我依然不记得那件事，单凭想象，简直像条小流浪狗。
听这话时，我也确实像小狗一样，躺在她软乎乎的肚皮上，揽住她的胳膊。少有的温情举动是我只愿意留给她的例外，但我不会告诉她更多心事。比如父母出门太久，放学的我等不到人，天又下雨，只好手脚并用地爬墙，打算顺着墙头爬到屋顶，再从梯子下去，结果书包掉进隔壁院子，隔壁有条大狼狗，我怕得要命，但还是心一横，跳进去救我的书包。比如我家被盗的那个晚上，我刚读了《简·爱》、放在床头的步步高学习机和大人的钱一起不见了，我没告诉任何人，因为连房东和有司都对这个案子无动于衷。比如我无法升初中，为此差点被交给家中唯一有北京户口的舅舅从名义上领养，但记得当时已婚未孕的他，那个纠结的眼神。
问题还是解决了。我在北京读到高一，身边不再有外地孩子，同学的条件明显变得优渥。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不同，主动向父母提出回原籍，直接学文科，准备高考。北京的学籍没能带走。
家乡的生活没那么好适应，我为此闹了不少笑话。第一次月考，我被分在最后一个考场，不知为什么，大家得知我是北京来的，都认为我是学霸，英语卷子在阶梯教室里传了一圈。结果所有人都考得很差。北京没有晚自习，家乡却要上到二十二点，我在座位上困到不停磕头。落了很多课，很多很多，直到高考，我还不会背那首拗口的《离骚》。
我没报北京的大学，研究生也去了外地。那是我最开心的几年。学校都在省会，我借去同学家玩的机会，走遍了周边的小城。我很喜欢它们。有座城市整体朝一个方向倾斜，水流无法成洼，在马路上留下一道一道的渍。小城没有夜生活，但广场上至少有几十个人在踢毽子。还有一处，烧烤按盆卖，蛋挞五毛钱……与地方县城的会面，激发了我的叛逆心。我认为地理的“中心”是被规定的，它让“边缘”成了弱势的、不受待见的生僻词，这不对。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思考脱离“中心”，也就是我父母的选择——北京的可能性，幻想自己主持自己的人生。
与此同时，表妹的状态变得糟糕。她初中落户河北，一个人在邻省住校，过起每个月返京一次的双城生活。高三那年，可能是不堪重负，她得了败血症，差点休学。小姨打电话向我求助。
我开始频繁出入河北。那是一座灰扑扑的城市，万青歌词里的“乌云换日星”。我想起自己和朋友开过的玩笑，说朝阳到怀柔的距离比到燕郊更远，那我应该是“河北人”，回怀柔不如说“回河北”。这种调侃是多么轻佻和不负责任。河北的孩子们，又是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呢？
河北，街头卖羊奶
我的妹妹，比我果敢，也比我狠，她还是坚持考完了试。六百多的高考分数，在河北并不出彩，指向一所无法让自己满意的大学。她目前在考北京的法学院。
舅舅家的孩子陆续出生了。他们走路东倒西歪，人生路径却将和我们完全不同。二十六岁这年，我开始目睹一个东北迁徙家庭对真正的北京娃娃的栽培和言听计从。他们都不再疲于奔命，目光可以在一个孩子身上停留很久、很久。这有可能意味着，一个更“成功”的教育范本。
3
如果给生活以时间刻度，2019年是我心理青春期的结束。一方面，我又回到了北京。人与城市之间好像难以形成对抗，因为地理的中心往往也是求职市场的中心。另一方面，投入社会不过是在另一个地方排座位、举手发言，我开始不得不经常性地回答别人“你是哪里人？”
大部分时间，我可以靠“东北人”蒙混过去。但人与非根系城市的弱连接感是无法掩饰的，我有非常不东北的饮食习惯、性格和口音，这让我在很多正式半正式的场合被拆穿，然后支支吾吾，一句话解释不清自己的来处，气氛转向诡异。
事实上，我很讨厌社会身份，它迫使人往脸上涂抹什么，又卸去什么。就像接下来我要装扮的——辞职之前，我算是个记者。我在北京跑了不到两年文化条口，关注作家和知识分子。
这很“文艺”，容易满足普通人对“大世界”的浪漫化想象。但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几乎是一种鞭挞。小时候，我没读过几本名著，没有资源，也没那个天分。大学时，我还在跟青春文学作家的签售。我更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因为我害怕走上姥爷那条职业道路。
入职前，总编辑将我叫到办公室。他知道我的学历背景，提起一位同校毕业的、著名的记者前辈，他们过去是同事。我也讲了那位前辈给我的启蒙，自己的学习，以及我未来想报道的方向。我很少会像那天一样天真，以为隔着十年、二十年的历史时空，还有机会与最好的旗手击掌。
“好好干。”他最后对我嘱托，“还是要多采访名人，把视野放宽，我们的调性是精英媒体。”
这与他刚才听我说的方向很不一样。而我有在特定的人面前装模作样的毛病，无法立刻就“精英”说些什么，也无法解释自己与这个词有天然不可磨灭的距离。我回以“老师再见”并微微躬身，试图将那扇门顺滑地关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高中在家乡的那段“差生”经历，教会了我如何装乖孩子，如果不够“好”，那就乖巧、温顺、懂礼貌，它们会为我换来一瞬间的安全。
公司楼下的快递车
我需要声明，出入文化圈子确有其体面和光鲜，但那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殊时刻。我身处其中的样子，是疏离而狼狈的。有一次，我在高级酒店的地下室——一个临时捯饬出来的采访间里，一天之内采访了八个“名人”。因为不确定谁什么时候会来，我需要全程带麦，减少饮水，以免跑厕所与他们错过。我从始至终没有踏进主会场一步，一直在地下。轮到一位演员时，她的经纪人站在我身后举牌，以便她能一字不差地照念上面的三句话、几十个字。
说不清是为了被“名人”平等看待，还是想把“记者”两个字刻在脑门上，我工作得很卖力。采访作家前，我把他们出版过的书通读一遍，依次做好标签，填充自己的盲区，再向写小说的朋友请教，探索哪个问题更重要，揣摩一种表述是否有冒犯性。当他说“你是个好记者”的时候，我很感激，紧接着忍不住发笑。为了能“好好干”，我从脑海中抠掉前辈记者的身影，假装忘记自己在新闻系课堂上学到的一切。这样的我，可能会是个好的职员、好人，但不是好记者。
日子陷入了混沌。我搬到公司附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住在那让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不认路。我只知道从出租屋到公司会经过哪些街道、建筑物，却不知道返程时走到哪里，意味着出租屋所在的小区快到了。公司附近有超级大厂，那一片超过晚八点就打不到车。如果晚十点后下班，要排队到凌晨。我很少天黑前下班，周末在家补觉，对小区白天的样子非常陌生。
我拒绝过几次家人的到访，不想暴露个人生活的潦草，但同意放暑假的表妹过来小住，可能为了展示某种“能力”。我包揽她的生活，向她解释我的工作。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辛苦，而是我根本没那么敬畏知识，很多文化精英的倡导，在我看来是没有力量的，“越体面，越无意义”。
表妹认为我过度追求“意义”。我们这样的孩子，第一要务是走出家庭、经济独立，干什么有点重要，但没那么重要。“钱，你先想想钱。”
“哪有那么容易，”我突然蹿出一股火，“我赚不到钱的。赚钱的话，干点什么不好。我也可以去你家打工，工资够我用了。”
小时候我帮家里看店，去小姨家收银、点货，明白人应该对生活有最基本的诉求。有个常见的逻辑是，追求意义本身是无意义的，还是追求利益更实在，比如租更大的房子，赚更多的钱。但读书和工作的经历也告诉了我，利益是一种资源配置，认为自己可以从什么中得到好处才是最大的虚妄，某种程度上，得到它比找到意义更难。
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采访了一位同龄人。我很少有机会采访同龄人，对对方燃起前所未有的兴趣。他曾深入深圳零工群体，与他们同吃同睡、同工作了半年，写出一本书。这个群落因而被更多的文化精英所看到。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向我比划自己父母打工时的住处，“就这一半大”。我感到震惊。他可以如此坦荡地把这些话说给第一次见面的人，这种坦荡浇灌了他的写作。而我缺少把自己说出来的能力，才一直找不到自我的位置，原地打转。
采访对象“学做工”的地方
我试图向更多这样的人靠近。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其实是换一个报道领域，脱离抽象叙事、知识系统，介入真实生活。我向一家传统媒体的社会新闻部投递简历，然后目睹一个群在两天内装满了五百个人。据那家媒体的负责人说，他们收到的简历比往年多了50%。我没有入选。
我与北京老同学已经失去了共同话题，同时结识越来越多的“北漂”朋友。一个朋友在中介平台找到房子，一周后就被有司上门敲掉了隔断，让她搬离。还有个朋友，室友住进不久就跑路了。听起来非常离奇，但在北京，一切又那么合理。
我的小出租屋，因而接待过不少人。我也与他们一起四处游荡，在凌晨的马路牙子上喝酒，或者在地下空间看电影、听歌。我们谈论的话题无法避开一个形而上的视角，人人显得虚弱，但还是尽量诚实地面对过去和现在。为了展开生活的褶皱，我们都在寻找解决办法。
酒肉不是归宿，房子也不是。朋友们陆续离开了北京。这让我产生新的危机，不是市场环境与教育或个人理想的割裂，而是我害怕失去自己，我应该主动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站在一起，不忘记自己的来处。我离开了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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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不变的是，家人会定期打来视频电话。他们担心我被工作压垮，又担心打扰我工作，避开标准工时与我联系，连通后小心翼翼地问“还那么忙吗？”我对着他们的脸，实在挤不出一个轻松的表情，又无法编造更多工作细节，逐渐扭曲成不爱搭理人的样子。
在安抚他们之前，我已经疲于安抚自己的情绪。情绪没有好转，接踵而来的是安全感的丧失。五月，北京疫情突然严重，所有人都在抢菜、囤物资，附近有小区封闭。低落和不安的双重挤压下，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拥有一个任我不分时间地哭起来或大笑，任我制造油烟，任我晒着太阳无所事事，又能在静谧中保证充足的睡眠的独立空间的珍贵，因而更加感谢这个出租屋的存在。
早先为“我的来处”感到困惑的那个自己一定想不到，支撑我度过后来这个阶段的，是父辈扎实的生存经验。我的姥姥是正宗的农人，来到北京后，她在小区偷偷种菜，被物业劝停，随后找到怀柔当地农人自发形成的“早市”，买回新鲜、便宜的蔬果。我曾对此不屑一顾，“能省几个钱，不如在家多歇会儿”。但在这时，我急需便于储存蔬菜和自种一颗葱的方法，从她那里得到了实质性的指导。小姨和姨夫则知道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好用，它们也比网上推荐的更容易买到。
至于接下来的生活，我一次次地自我再教育，告诉自己要学习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没有舅舅和大伯一样成为北京人的能力和运气，但也用再平凡不过的营生，好好地养大了我。或许我也可以做到，在北京，长成一株迎风飘摇但不死的植物。
我成了新一代个体户，写稿，同时在书店打工。这也许是我有限的经验和能力范围内，能够协调时间、金钱与志趣的全部了。在北京，打零工的年轻人随处可见，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本身的体认，不见得比精英、知识分子清浅。当然，我也不认为我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多么值得标榜，因为“酷”的背后有具体的代价。
以前，在我还在当记者时，为工作密集地读了很多书。我爱上马尔克斯笔下一个偷了金条，藏在坎肩里跑到山的尽头的女孩，以为只要我能像她一样，对北京做出一个离开的动作，问题就迎刃而解。我还试图把很多词语拼接组合，安置在自己身上，“身份认同”、“失败者”、“流民”……
就像我没办法再自称“文化记者”一样，那些自我赋码也都失效了。人无法把一个悲惨的面具，强行安在自己脸上。我明确地知道，我不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在采访时重新理解了“外省人”和眷村文化，那远远比我与这片土地的羁绊更深、更长远；我在一篇《人物》的报道里，读到十几年前北京流行的教育话语，“同在一片蓝天下”，得知父母一直没让我回去读书，不是对我缺乏关心，而是有一定的理由。我还知道北京有成千上万个和我一样的打工子弟，只是不像表妹一样接近，我们还没有机会认识。至于裸辞和新闻工作的失意，包裹在一代人身上，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无法经常回家，并非拒绝同家人和解，而是还没找到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实际上，我太早预感到故事的走向，而不敢面对，那就是我没有养家的能力。我读了书，顺着书脊进入了中产和精英的领地，但我的身份没有变，我还是我的父母，我的出租屋和他们开过的超市一样，不是我的，它们有自己真正的主人。同时，我比父辈面临更大的诱惑，我享受到了精神世界的好处，但这不能直接转化为什么，作用在我的家人身上。这也揭示了我有自私的一面，希望在拥有改善处境、养家的荣誉之前，先让自己作为独立的人而感到快乐。
认识自己和谅解自己，还需要时间。漫长的时间，让我渴望一种书写的可能性。写作，是我目前最想做的事。我知道很多租房的故事，搬迁的故事。我在北京读书时，看见最早一批的“海淀妈妈”，我的一所小学后来成为最高学府的附属院校，我的高中隐于商贸城，那里是过去的创业中心。我想找到更多的视点，走进时间的洞穴。
我最喜欢的白俄罗斯记者、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这人有半页纸，那人就有三页纸。让我们一起来写一本时间的书。每个人都大声说出自己的真相和噩梦的阴影。我需要听到这一切，与这一切融合，成为这一切，同时也不失去自己。我要把街头巷议和文学语言结合起来，而复杂性恰恰在于我们以今天的语言讲述过去。”
我不跑了。我就站在这里，拓下我、我们的倒影。
(作者现在在北京为三明治全职写作，有北京相关活动可以微信联系她：dushuiy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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