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要30岁啦，是不是很多的梦想也粉碎了？”| 破茧004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四篇发表文章，郝思远是一位电力央企员工，也是破茧计划的一位写作者。他前段时间去了台湾，采访了台湾民歌运动四十年来的很多相关人物。民歌四十，台湾三十。那些年里的年轻人和台湾新一代，在想什么，做什么？
破茧计划是中国三明治打造的普通人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通过名家导师指导，倡导“生活写作”，记录中国真实生活故事。本文也发表于中信出版社阅读APP“有样儿”。
（一）
“我要30岁了，能不能再摇滚下一个30岁。你也要30岁啦，是不是很多的梦想也粉碎了？”
民歌运动40年后的台北，即便在本应该嘈杂喧闹的场所，一个叫做“小清新”的魅影依然笼罩在这座浸染着来自“太平洋的风”的城市。一屁股坐在挂着各种形色Bra的木质椅上，百无聊赖地翻阅着菜单，“月经冰茶”、“伤肾双奶”。恶俗但颇有挑逗性诱惑的名称冲击着视觉感官。于是，我点了一罐冰镇可口可乐。
这是台湾大学后门新生南路的女巫店，台北最著名的LiveHouse，成名前的陈绮贞、张悬与苏打绿都曾在此驻唱，如果能再加上王若琳这里就可以改名叫“小清新艺人博物馆”。不远处是另一个音乐圣地“地下社会”。可我只能瞻仰着它的遗体。居民公寓的墙壁上，突兀挂着两一个红色的大条幅：“油烟噪音污染，居民拒绝承担。”
在连续唱了三首自己的原创歌曲，“逆风少女”的主唱开始感觉到一种疲倦。她摇摇头，轻叹一声，放下手中的麦克风停止了歌唱。原本就寂静的LiveHouse更加显得空灵了，似乎刻意地躲避着居民拒绝的承担。在这种场合下，音乐远没有语言来得直接。她长长吐了一口气，似乎想把笼罩在胸臆之中的闷气全部一扫而空。
> 逆风少女乐团
“在台湾的空气中生活，实在太压抑了。”
我怔了下神，停止摆弄手中可乐的吸管。不到30岁的海星星就站在面前，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彰显着素雅的清淡，我的脑海中却浮现的是同样不到30岁的李双泽。
这是2015年的台湾。苏迪罗台风刚刚离开这个岛屿，持续的阴雨天气还是让要飞机在中转的香港逗留了整个深夜。韩国夫妇三年前从北京定居到台北，在Airbnb上放租的民宿叫做“Hue in Taiwan”。传说中的诚品书店敦南店离居住地并没有多远，这是电影《一页台北》中Susie与小凯初会的地点。在闹市区随便走个10多分钟，便能遇见一家叫“度小月”的餐饮连锁店，这里的担仔面解决了之后两天的午餐。“花栗鼠”绘本馆隐藏在忠孝东路闹市区的丛林里，绿色的木头外墙镶嵌着大片落地玻璃窗，悬挂着欧洲风味的复古招牌。带着私人印记标签的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
“去到之后，你一定不要忘记逛一些精致的小店哦。每一个小店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台湾啊，现在就流行这种‘小确幸’，意外小财、享用美食、家人团聚、睡到自然醒。”在来台湾之前，淑美用嗲声嗲气的台普叮嘱着我。初次听说“小确幸”这个词语，大概是在阅读村上春树的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把洗涤过的洁净内裤卷摺好然后整齐的放在抽屉中，就是一种微小而真确的幸福。”
台湾人的真实面孔，大概就隐藏在“微小而真确的幸福”背后。彬彬有礼的举止，甜美到发腻的腔调。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文创园区，樽罍云泻地散落的创意店铺。民宿、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茶艺店、诚品书店，然后又是民宿、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茶艺店、诚品书店。忠孝东路走九遍，看似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竟难再找像地下社会、女巫店这样的LiveHouse。
> 台北女巫店是台湾著名的LiveHouse
大时代叙事的背景仿佛消解在繁荣杂芜的商业中，热闹非凡却滋生着单调。时间停滞在及时行乐的此刻，散发着历史终结的气息。行走在2015年的台北街头，恍惚穿越到2016年的广州，逐步逝去的过往辉煌与越来越封闭的内生经济，大步崛起的“强邻”就在身边。
（二）
“可能是生活在世代的这个年轻人太压抑了。无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就想成立一个‘欢乐大调电子乐团’，告诉大家无论做什么都要去勇敢的追求。”3年前，“逆风少女”的主唱海星星在台湾BBS站PTT板结识同伴合成器手哈利与提琴手蜜桔。3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拍即合，一个叫“逆风少女”乐队诞生，试图用音乐变身，逆着既定的方向而行，带来一股正面的感念与力量。
“像美少女战士那样，来打倒魔王与怪物。”每每想起乐队刚成立的情形，海星星就隐藏不住脸上的笑意。今年初，乐队的吉祥物哈利远渡杭州工作，海星星与蜜桔也开始了自己的白领生涯，为了薪水开始奋斗。音乐的梦想似乎要变成一种遥远的记忆。
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与疲倦之后，“逆风少女”们依然怀念当初一起唱歌的日子。乐队的成员们变成了远距离联系，三人行变成了两人常规小组合，关于“逆行”的歌曲仍未停歇。从女巫店到“全联妖怪音乐祭”，之后的一个月，海星星与蜜桔还将不断出发，坚持着自己的歌唱，“地下社会关闭了，很高兴女巫店继续活跃。”
稍作歇息停顿之后，海星星重新执起了眼前的话筒。她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陶醉在从内心逐渐泛起的节奏与音律，开始继续演唱一首原创歌曲《30岁之歌》。“人说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哪里；而是你未来，未来将要去哪里。”
> 逆风少女乐团在中正纪念堂
距离女巫店的“逆风少女”专场仅有两站地铁站的中正纪念堂，一场由《天下杂志》社主办的盛大的户外音乐嘉年华正在拉开序幕，在“小清新”笼罩的城市一隅散发出被压抑许久的“大时代”的气味。活动手册上的介绍，仿佛刚好在解答“逆风少女”们歌词中的困惑。“当30岁的冲劲，遇到前辈们的智慧，他们绽放的能量，不是代沟与争执，而是世代共享的火花。承前启后，共创未来。”
40年前的那一年，政治强人归隐，亚细亚的孤儿情结喧嚣尘上，就在距离中正纪念堂不远处的中山纪念堂，台湾大学生物学硕士杨弦发起了“现代民谣演唱会”,30岁上下的年轻人，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成为了民歌运动中的急先锋。40年后这一年，老的一代英雄已经渐渐隐去，新的英雄尚未崛起。陶晓清在2个月前策划了“民歌四十”的活动，她的儿子马世芳一星期后要辗转广州、成都、重庆，分享关于自己的“世代记忆与音乐乡愁”。
不到30岁的李双泽永远没有跨过30岁的门槛。去世前1年，他在一场民谣演唱会上经历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幕，这也是台湾民歌史上最经典的桥段。“那个叫李双泽的年轻人上台砸烂了一瓶可口可乐，他质问着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在西班牙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在美国，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在李双泽去世之后，演唱会发轫的淡江大学矗立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五个大字。“唱自己的歌”。杨弦、陶晓清掀起的音乐革命从此有了专属的标记。台湾年轻人们开始觉醒，愿意放弃他们仅有的一些利益，去换取心目中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无限期待。
> 中正纪念堂，我们的时代音乐会
而此刻中正纪念堂的嘉年华与中山纪念堂发轫的“唱自己的歌”有着异曲同工的精妙。几万人涌进自由广场，在巨大的牌坊门的注视下，光柱在人群中间溅开，蓝色荧光棒像星星一样闪烁，舞台两端的两块屏幕遮挡住了雄伟宫殿门廊，摇滚歌手在中央演唱，激荡起现场观众的声浪，如同泛起的时代潮水，逆势冲撞着台北的夜空。在这群人中，也许就藏着下一代的杨弦、陶晓晴、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屏幕两侧的背景板，市集前端的宣展架，印着统一LOGO的T恤上，昭示着这场大型演唱会的宏大主题。
“我们的时代”
（三）
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结束于哪一年？一说是1985年。尽管并未参与运动的倡导，但是以《亚细亚的孤儿》而名声大噪的罗大佑，成为80年代民歌的实际推动者。他在1985年与李寿全、张艾嘉自发组织了呼唤民众的作品《明天会更好》。60多名华人歌手参与了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为了主潮流，引起了华人世界的巨大反响。第二年，风潮从台湾吹向方兴未艾的大陆歌坛，100名大陆歌手集体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群星演唱会。这次演唱会不经意之间催生了大陆歌坛的摇滚时代，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演唱会上带来了他的《一无所有》，他的名字叫做崔健。另外一说是1987年，随着新一代政治强人的逝去，台湾社会迎来了解严。
告别淡江大学的李双泽纪念碑，从淡水小镇坐地铁到阳明山，会经过北投区一个叫做唭哩岩的捷运站。不远处有一条街叫公馆路，在充满硫磺味的巷弄中，李宗盛就曾在那里帮助父亲送瓦斯。他当时尚未成名，最大的愿望是在音乐圈安家立命。与小李年纪相仿的陈升出生在彰化，此刻正北上到台北做一名电梯维护工。属于他们的时代还要在后几年之后才会来临，整个台湾乐坛也从此时逐步走向了极盛。他们的辉煌掩盖了民歌运动的青涩启蒙。
30年间，台湾的新一代从出生到长大，却对出生之前的“民歌时代”不甚熟悉。“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所以并没有经历民歌的最兴盛时期。”海星星一本正经地说，“时代造就音乐。”
不管如何，民歌运动在10年之后，台湾政治与社会气候便焕然一新，经济也在此时迎来了狂飙突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生长于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站在浪潮之巅的他们快速积攒了自己的财富与资源。“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经历过威权，但长大之后已经是多元开放的年代；看着上一辈的苦日子，自己却从来没有过过苦日子。30多岁的时候正逢‘台湾钱淹脚目’，很快在社会立足了脚跟。”
30年后的2015年，却步入了一个“小确幸”压制“大时代”的纪年。年轻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却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在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的“大时代”浪潮下，曾经以电子工业独领风骚的台湾竞争力衰退，7年前忽然间开始滑落，只剩下文创与设计产业的支撑，台湾经济持续疲软，产业外移，就业不佳，大学生实际薪水连年倒退。“开一家咖啡店，去餐饮店打份零工，在文创区搞个小设计”，“小确幸”由生活方式异化成了经济形态，带来一种新的危机。“小确幸”从自由选择变成了不得已的为之。一个新名词“22K”悄然兴起，意是指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薪。22000元新台币，4500元人民币。
> 小清新的空气充盈着整个岛屿
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新一代的30岁都是一个成年礼，也是一个令人尴尬到恐惧的年龄。在30岁之前，年轻的爸爸妈妈总是给孩子们种种的期许，“好好学习文化知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多学习一点才艺，跳舞、音乐或者绘画。”30岁之后，逐步年迈的父母们价值观慢慢趋于单一，“怎么不找个正常的工作？为什么还不找个正常人家结婚？”
在台湾的家庭中，有着比大陆更强烈的“世代冲突”。失意的新一代孩子们无奈地调侃自己为“鲁蛇（Loser）一代”，父母却是“温拿（Winner）一代”。拥有成功经验的“温拿”们有更足的底气对“鲁蛇”们指手画脚。
“台湾青年难当。”海星星经常无奈地对自己的妈妈这样讲。从而换来母亲的反驳，“老人更难当。”新的一代年轻人不仅要思索养活自己，更需要担负起黄金时代走过来的老人们的赡养。“满怀着梦想，念了一堆书，学了一堆知识。但是父母却总是认为我们在玩，没有前途，没有竞争力。”
面对梦想与“温拿”的抉择，“鲁蛇”们自有自己的对策。台湾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碰见形形色色的年轻街头艺人与乐团，摆弄着手中水晶球的蒙面舞者，拉奏着乌克丽丽的轻乐团，在纸板刷舞着喷漆画的欧美帅哥，“鲁蛇”们在坚持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兼着一份温拿样式的“正常的工作”。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迂回的进取。
在听从了父母“正常工作”的建议，海星星从事了艺术家与演唱会视觉的工作，经常为了工作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而海星星更希望的，是带着“逆风少女”乐队来大陆的LiveHouse里演唱。“广州也有LiveHouse吗？”她好奇地问我。
较之“温拿”们的诘难与责备，“鲁蛇”们更希望的是“温拿”们拿出切切实实的经验与资源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中正纪念堂“我们的时代”户外演唱会举办前后，一部在自由广场放映的《我们的无畏时代》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与脸书上流行开来。曾经SHE组合中因烧伤而整容的Selina任家萱担纲纪录片的解说，绘声绘色讲述了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大成食品亚洲主席韩家寰以及台湾大学与北京清华专家教授陈嫦芬担任导师，分别带领EZTABLE创办人陈翰林、彰化鸡农哥姚量议及iHealth创办人王照允，分享智慧与传授经验。前三个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温拿”大佬，而后三个则是正在起步的“鲁蛇”新秀。
（四）
对“温拿”们来说，这也许不仅仅是对“鲁蛇”们的施舍，更包含着一种现实的考量：在经济快速滑落的今日，“温拿”的资源与经验，加上独立自主的天性与自由奔放的思维，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避免继续的滑落。
2011年，48岁的“温拿”钟俊彦告别了逗留了5年的越南回到台中的家乡，重新陪伴在亲人身旁。彼时的他刚从空间设计的传统行业中辞职，结束了“汲汲于名利”的生活，母亲的一场大病让他思索自己的生活。他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台中居民区旧房改造的价值。当时的台湾经济衰退，房地产出现泡沫。钟俊彦把握机会，谈妥了一整条街道的居民房，与几个朋友一起把房子租了下来。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做个小小的开放商，或者包租公、二房东，但是随着入驻年轻人面对创业时候的困难，又不忍心要帮点什么忙。”在将街道承租下来之后，钟俊彦发现，自己的资源与在公司中形成的系统训练，加上年轻人独立思维与丰富想象力碰撞除了出乎意料的火花。于是，一家叫做“范特喜”的微型文创公司应运而生。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插画师、服装设计师等文艺青年开始入驻。在“范特喜”官方网站的简介上，钟俊彦这样介绍自己从事着的事业，利用闲置老旧建筑，以绿建筑的概念进行空间改造，引进微型创业创作者，共同营造生活创意聚落，“努力用‘人的故事’延续一个城市的轨迹。”
> 台中草悟道，“咖咖与乔巴”乐团在演唱
郁郁青青的街道，人工草坪横亘在道路中央，周围环抱的是参天的树木，满雨伞的文创馆，形形色色的小市集，一个叫做“咖咖与乔巴”乐团正在用吉他弹奏歌曲，女孩的素花连衣裙是我最爱的清淡。走在以文创产业著称的台中草悟道上，脑袋里忽然冒出这样一句歌词。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中没有霓虹灯。”
尽管距离台北只有两个小时的高铁行程，台中市却是画风大变。除了草悟道，“民间自为”的文创与设计的元素贯穿着整个城市的细节，为台中带来了别样的魅力：酒厂改造成为的文创园区，烘焙为主题的甜点森林，小区阅读为噱头的新手书店……林林总总的文创项目为年轻的创作与创业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温拿”钟俊彦的“范特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文创公司。而他的团队却是由一群“鲁蛇”组成的。
> 台中彩虹眷村，文创标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用微信向钟俊彦发出邀约访谈的信息，他很快就向我这个陌生人回复。这似乎印证着他与他的“鲁蛇”团队成员们的关系，“他们在公司都直呼我的名字，或者拿掉威权的职称，直接叫我Alex。”
他也同样用英文名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团队成员，“Ray，31岁，他是我们最资深的主管，负责所有的建筑改造；Miney，30岁，负责平面视觉；仪欣也是85年出生的，负责我们的育成孵化与专案管理。核心团队中最年轻的Peter曾经就业于诚品，现在负责招商与聚落经营。执行团队中的成员几乎都是90后，有的还在学校读大四就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去。只有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很多。”钟俊彦神采奕奕，成熟稳重的面孔却难以掩饰眼神中的灵动，与他的实际年龄并不匹配。
“与年轻人一起共事，我对未来更有想法和使命感。”
范特喜的发展遇到了台中政府全力打造文创产业的契机，凭借着草悟道等城市新风貌的爆发期，范特喜陆续租下台中20多座老建筑加以改造，引进了几十家创意小店，为巷弄中的老建筑带来了人潮与钱潮。从此，范特喜成为了台中甚至台湾文创产业的名片。除了寻求本地房屋的价值，钟俊彦与他的30岁团队还积极寻求与台湾之外的合作。在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范特喜”进行了分享，希冀新的突破。
（五）
海星星终于实现了在大陆表演的心愿，哪怕只是小小一步的前进。她启动去上海的行程，与在杭州工作的哈利会合，这一次她要在莫干山路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和其他团体进行一场叫做“跨越内陆、河流、太平洋：来自台湾的媒体艺术表演。”在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她开通了微信，在朋友圈上发布了第一张照片，“早安，上海”；而这个时候，在大陆创业的小胖坐着的高铁，从上海高速奔向北京。
随着近几年大陆经济的崛起，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海峡的彼岸开始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机会、更新的潮流，却也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与挑战。那部叫做《我们的无畏时代》影片的一开头就这样缓缓道来，“这些年，这个岛屿历经最深刻的困惑，经受全球化与大陆崛起的震荡。这里流动着的无数脸孔，每个人走着自己的路，怀抱着不同的梦想。”
而我在台湾的游历，无论是台北、台中或者是高雄，渗透在社会中的大陆影响力也在时不时不动声色地冒出来。酒店电视中曾经火爆海峡两岸的综艺节目，对于已经受《我是歌手》、《爸爸去哪了》、《奔跑吧，兄弟》亿元级投资洗礼的大陆人，变成制作粗糙的小舞台戏剧。无论是台北的闹市，还是垦丁的沙滩，东北话或者粤语占导主流的旅行团成为台湾街头中突兀的存在，他们占据了本已经应该萧条的街头，反而凸显着城市与乡村共通的冷清。
> 即使在大武山深处，也能碰到大陆的话题
甚至在屏东县偏远的泰武乡的大山之中，我一个人从武谭村步行4个小时到海拔300多米的紫心楼民宿，在山顶的天梯上可以俯瞰整个大武山的夜景。皮肤黝黑的排湾族服务员小哥看到我的到来着实吃了一惊，他询问着我，“你是大陆来的，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不过一会儿，他就与我熟络，“你认识叶玮庭吗？那是我姐姐，还是我教她唱歌的呢！”出生在武谭村的叶玮庭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选手，最后加入张惠妹的战队。在酒店的电视中，《中国好声音》正取代着过往的《超级星光大道》，一遍又一遍的招募广告播放着，“欢迎报名《中国好声音》台湾地区预选赛。”
“我第一次到大陆是去江南那一带旅游。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你为什么要去哪个地方？大陆人素质很低的！他们会随地大小便的。然后我就询问他，是在哪个城市呢？朋友就回答我，上海。”当小胖来到上海创业，才发现朋友所述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很长时间，我们受教科书与影视剧的影响，心目中的大陆和真实的大陆完全是不同的世界。”
来自台湾台东市小胖的本名叫做洪振瑜，因为有着胖胖可爱的包子脸，他也喜欢称自己是“小胖”。年轻的小胖正是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的年岁，3个月前他从大学毕业，就与一个台湾、两个大陆的小伙伴，创办了一家叫做小型会务与公关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也彰显着创办人们年轻的荷尔蒙与勃勃雄心，“旭拓”，旭日东升开拓进取。对他来说大陆意味着广阔的市场。“你知道，大陆有像江南这样的小家碧玉，也有大气磅礴的东西。
此行北京，他正准备一个叫做“Money & you”的课程布展。据说这是一个风靡美国30年的培训课程，老板林伟贤也是台湾人，十多年前在上海成立实践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办《决策力》、《钱生钱》这样的培训课程，并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
“我长时间来到大陆，是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做交换生。先开始是半年，但过了半年之后我不想回去了，就又待了半年。”小胖笑称自己来大陆的最初想法是想了解下“我们的竞争对手的努力程度”。但从此揭开的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的室友与朋友有大陆人、澳门人、韩国人，我了解到不一样的见解。”毕业前夕，他参加了一个叫做“两岸新闻营”的活动，如饥似渴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2003年，瓦斯行的小李变成了功成名就的大哥，他将自己的住所从北投变为了北京。马世芳去他在台北的“敬业录音房”拜访，李宗盛纵论歌坛大事，对台湾音乐的失望，对大陆音乐市场的未来想象。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乐坛重心必然转向大陆。
“未来的女神从北方来。”
> 美丽岛
到了民歌40年，两岸的发展似乎印证着李宗盛的预言。随着大陆的崛起与两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淘金”。以《我们台湾那些年》火爆大陆的廖信忠在《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祖国》中，有一个段子记录了台客来大陆的微妙变迁，“上个世纪九十年到大陆，出租车司机问‘投资的吧？’，2000年左右，‘当干部的吧？’，而现在则是‘来打工的吧？’”这也成为我反复调侃淑美的段子。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相识于中信广场后街的台湾中年人开的小吃店，现在在广州一家牙科医院做着助理。
更多来到大陆的台湾人则利用两岸形势的变迁迎接到了“未来的女神”。台湾人谢耀辉来到大陆已经十年，他在将要30岁的时候，和搭档罗子文共同创办了活动服务平台活动行。这个平台伴随着中国轰轰烈烈的互联网+运动而不断壮大，差不多每一次与商业、科技和互联网相关的前期宣传都能发现活动性的影子，它以摧枯拉朽的速度融进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大陆市场。“在台湾服务2300万个用户，和在大陆服务6亿个用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他不想在台湾对接上“小确幸”的日子。
同样的想法也萌生在小胖的心中，虽然仍旧是温和甜腻的台湾腔调，他的行动中已经开始沾染上了专属于属于大陆人的匆忙。从北京到澳门再到广州与马拉西亚的伙伴相聚，仅仅休整了一天，就要继续踏上下一站的旅程。在聊天中，小胖忽然急匆匆对我说了一句“抱歉”，挂了手机。他开始准备与同伴们进行晚上的会餐，吆喝不同圈子、不同阶层的大咖们吃饭聚会，也成为了还不到30岁的洪振瑜最擅长的技能之一。
（六）
小胖在台东的家，与胡德夫开办的牛肉面馆仅有一条河的距离。胡德夫在“一席”的演讲中谈到，在经历很多年的变迁后，他和妻子告别大城市，回到家乡台东开办了牛肉面馆，名字叫做“喜东来”。
“很欢喜再次回来到东部。”
我第一次现场听胡德夫的音乐是广州最著名的LiveHouse“TU凸空间”。这距离他开办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更加遥远。那是40年前的1973年。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胡德夫刚刚坐在钢琴前，原本坐在场地内的观众立刻全部站起来聚集在舞台前。悠扬的歌声搭配着钢琴悠扬的旋律，厚重，沧桑，磅礴，载满了乡愁，过去的经历在音乐里沉淀。我恍惚被带入了胡德夫出生地大武山。蝴蝶在山谷里芬芳，清泉在山间流淌，迎面而来的是排湾族机车少年羞涩的微笑，大山里仿佛拉奏着大合唱。3年后，从武谭村4个小时到海拔300多米的紫心楼民宿，我一个人步行在通往大武山的道路，音乐忽然间就变成了视觉感官真实的冲击。
> 胡德夫在广州方所举办演唱分享会
在李双泽死后的80年代，胡德夫与杨祖珺相继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排湾族人胡德夫放弃了大城市丰厚的薪水，回到大武山及各个原住民居住地，为原住民的权益呐喊，这也成为了他终身的事业。当头发逐渐花白的胡德夫重新回到公众们的视野，已经是下一个世纪初。台湾乐坛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一个唱歌口齿不清不楚的年轻人，在未来的10年间独领风骚。年轻一代们出生成长于民歌10年后的解严年代，对之前的历史早已经生疏与淡漠。胡德夫在台北最著名的LiveHouse女巫店举办小型演唱会，前来只有寥寥数桌。
就在胡德夫开始出现在告别已久的城市的时候，台北一个在大学时候攻读环境工程的留美硕士赖青松，却离开了城市，去到宜兰的乡下做一个农夫。他在自己30岁左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场“精神危机”，厌倦了城市工业文明的污染与破坏。像当年胡德夫焦心于原住民未来的生存状态，成家生子后的赖青松开始思索土地和下一代孩子的未来生存状态，“作为一个父亲，改为孩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为后代留下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赖青松开始成为实践自己理想的现代农夫，试图为受难的土地寻找一条出路。
紫心楼上一览尽收大武山夜空灯光点点，从屏东县城摩托车南下恒春垦丁，折返枋寮乡连夜东进，火车车窗透过途径外岛太平洋的风，花莲单车一路飙向太鲁阁，再北上就是宜兰县城。戴斗笠的阿婆，摊前摆着新挖的竹笋；田间行走的水牛，漂荡玉兰花香。较之西部的繁华与喧嚣，东台湾又是一个调调。
> 台湾东部乡村景色
在东台湾的行进中，我感受着胡德夫与赖青松重回土地的欣喜，却也感受到与城市迥异的萧条与失落。太鲁阁健谈的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了一路，“我们和西边不一样了，这里的人都很淳朴善良。”他拿起自己过时的翻盖手机一本正经记录我的电话号码，还一边与我讨论车载GPS和手机地图的优劣，“网路我不懂，没有GPS方便。”
赖青松做一个现代农夫的心愿遭遇到了亲友的质疑与反对。在黄金年代中摸爬滚打过的父亲虽然出身于农民，但已经拥有了城市的逻辑。他是家族中最聪慧能干的，很早就来到自立门户，办厂经商，一度遭遇破产，艰难在城市立足。儿子重新当回农民，回到农村那种“萧条与失落”中，一度让父亲感到费解。
“日本统治时代成长的父亲，国民政府时代受教育的儿子，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识或者沟通的基础。父亲的时代，社会规范与历史全是由上而下，框架与人的生命体验相互抵触。而随着旧时代铁律的松动，人与人的分享与互助自然出现，和解便成为时代的主题。”赖青松并没有选择传统农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将城市与留学的经验带到乡村，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他建立了“谷东俱乐部”，提出自己的口号：大家一起来种田，让都市人也可以吃到自己种的米。这种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赖青松“务农能不能养活自己”的疑虑——先找到消费者，预约订购、计划生产、风险分摊。
“以目前的耕作规模6.5公顷，一年一期的稻作收入而言，如果以夫妇两人的劳动力投入计算，并不亚于外出就业的收入。但是更重要的，它同时满足了我自由自在的心愿和照顾受伤大地的梦想。但是，如果有机会把自己理念宣传出去，让更多人选择这条生计与理想并存的道路，同时避免环境恶化，我会继续去努力。”
> 衰落的乡村一景
台湾物产丰富，虽然岛屿并不辽阔，但是乡村的萧条与失落却也孕育着新的商机与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谷东俱乐部”的理念，从城市返回乡村创业。在大陆崛起的压力下，台湾的都市经济开始边缘化，由于在全球化分工产单一乏味缺少新题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小城市与乡村，寻找新鲜的体验与前途。
让城市与乡村连结起来，逐步成为年轻人发展的潮流。
当他们踏上逆行的脚步，发现像钟俊彦们的“范特喜”，赖青松们的“谷东”早已经开拓启蒙多年，等待与他们的交融。2012年，年轻的女学生吴绍文、陈怡如与蔡晏琳在宜兰成立家庭农场，开始女性在田土间的探索。这些自称为“新农民”的年轻人选择了与以往不同的方法——一半农业维持生计，另一半则通过与农业相关的文化产业寻求突破。虽然在起初遭遇了刁难，但是凭借赖青松们早先打下的基础，女农门迅速融入到了乡村中。赖青松为她们寻找到可租用的田地房舍，并讨论可以生计的方案。现在她们不仅实现了农业上的自足，产品还进入了台北的咖啡店与书店。
而未来“网路我不懂，没有GPS方便”的东台湾生态，也为这群年轻人提供着更深远的想象力与发展空间。
（七）
在未满30岁的最后一年，我独自一个环游了整个台湾。这是民歌运动的第40年。民歌10年后的台湾迎来社会与政治的开放，又过了30年，整个台湾社会再次经历着变迁。临近着而立的年轻人在上一年掀起一场叫“太阳花”的学生运动，又在本年的九合一大选中，把一个叫做柯文哲的无党派人士推向了台北市长的任职。
这一年，老的一代英雄已经渐渐隐去，新的英雄正在崛起。杨弦加冕了“台湾民谣教父”的头衔，急流勇退把自己桂冠留在了上个世纪70年代；胡德夫低头投入了原住民运动的浪潮，再次出现在人群的面前已经白发苍苍，他在之后“一席”的演讲中，仍旧会想起与杨弦、李双泽在一起的年代。从音乐到政界，叛逆少女杨祖珺历经艰辛，现在她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副教授，一出校园的大门就可以从阳明山上看到整个台湾的夜景。“民歌之母”陶晓清在台北、高雄等地策划组织了“民歌四十”的纪念活动，杨弦、杨祖珺、胡德夫、侯德健、叶佳修、李建复、黄韵玲、李宗盛、齐豫、李泰祥再次相聚，共同缅怀逝去的激情青春。她的儿子马世芳一个星期后要辗转广州、成都、重庆，分享关于自己的“世代记忆与音乐乡愁”。
而这与大多数年轻人无关。就要30岁的逆风少女，总要30岁的小胖，钟俊彦与30岁上下的“范特喜”核心团队，30岁走出新一步的赖青松们。上一个时代已经越来越遥远。
年轻人们告别了跃进的喧嚣，重新又回到了的平淡生活之中。他们正式踏入社会，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小确幸”与“大时代”，“鲁蛇”与“温拿”，“北方女神”与逆行的矛盾依然如影随形：选择满足于“开一家小店”，可能会错过大时代发展的机遇；选择像父辈一样汲汲于正常工作，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梦想；选择去大陆开拓淘金，也可能遭受到被边缘化的错觉与压力。这些即将年满30而立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逐步意识到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真正的目的，开始用心建设新生活调和所有的矛盾。
只有“唱自己的歌”的李双泽永远变成一座丰碑。而他那首《少年中国》，放佛变成一代代年轻人突破自我，寻求希望的的隐喻。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一个月后，苏迪罗台风刚刚离开这个岛屿，持续的阴雨天气还是让要飞机在中转的香港逗留了整个深夜。我一个人登上台北北部的阳明山，半山腰的中国文化大学，一出校园的大门就可以从阳明山上看到整个台湾的夜景。在准备下山的时候却迷失了方向，一个身着运动装的中年男子追上了我。
> 在阳明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台北
“你是大陆来的吗？来这边爬阳明山可不多见。”
“对啊，台湾的自然环境很棒，以后来爬山的人会更多的。”
“以后会往来会越来越便利的。对于你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方便就最好了。”
坐标广州。中文与工商管理双学士，新闻学硕士。曾在中青、一财等7家媒体实习。目前就职一家电力央企。2014年5月无心插柳开始城市写作“火车上的陌生人”，喜欢并坚持非虚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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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记录者
创新生活方式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