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周年祭·恐怖分子身后的母亲
2015年11月13日晚，法国首都巴黎发生多起枪击和爆炸事件，造成130多人死亡，震惊世界。
“母亲们站在新安全模式的最前沿，”无国界妇女组织的创始人兼主席埃迪特·施拉弗（Edit Schlaffer）说。然而，这些“直接相关的人”却被当前应对暴力恐怖主义的国际战略所“忽略”。让母亲们独自应对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不仅意味着与机遇失之交臂，而且无异于摆弄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母亲——缺失的重要环节
继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5年7月7日伦敦爆炸案、2008年11月孟买恐袭，2002年10月巴厘岛爆炸案、2004年马德里恐袭、2015年11月13日巴黎连环袭击案以及发生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无数袭击事件后，全世界民众都对现有的防御机制产生了质疑，人们最终认识到，这事关我们打算怎样共同生活，怎样看待彼此，怎样协商。风险很多，而处于家庭和社区核心的女性则努力在这些纷扰中养育、引导自己的孩子。
从巴基斯坦到巴厘岛，我们遇到的妇女都担心着这些事件带来的影响，担心她们的孩子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例如一位在巴厘岛爆炸事件中失去丈夫的母亲正在应对此事对她的孩子造成的影响。我们交谈时，她告诉我们她绝望的感觉，她怎样努力让自己的儿子远离复仇的想法。孩子一遍遍地对她说“我想杀了那些杀死我父亲的人。”但后来他还是没有变成恐怖分子，而是当了一名警察。这显示出这些年轻人的内心有多么纠结，而来自母亲的力量和理智的声音在正确引导他们的情绪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恐怖分子母亲的话
站在另一面的是那些肇事者的母亲。艾莎·埃尔 - 瓦菲（Aicha el-Wafi）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也是我们的密切合作伙伴，她的儿子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被指控参与策划了9/11，她给那些受害者家庭发短信，为他儿子所策划的事情道歉。她告诉我，“我一直试图向儿子展示尊重和宽容之路。”她想弄懂究竟哪里出了错。
另一名女性，一个巴勒斯坦自杀式袭击者的母亲告诉我，当她儿子的残体被送回家时，她拒绝像别人预期的那样庆祝他的牺牲。
这些女性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恐怖分子母亲的样子。她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做那些伤天害理的暴行。我和这些女性一起共事多年，她们不仅告诉我自己的私事——她们的困境和思想斗争，而且已经使用着安全语言。在与世界各地许多这样的母亲交谈之后，我意识到她们身处新安全模式的最前沿，理应成为自下而上构建安全的组成部分。
1000个一致的声音
这个发现促使我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我想了解母亲们的这种预防潜力究竟有多深厚。在一项针对来自5个不同国家的1000名生活在不稳定社区中的母亲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就以下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母亲们是否认为她们在家中应该扮演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角色？结果发现母亲们对激进化过程有独到的见解。在回答什么是主要影响？他们信任谁？他们需要什么？等核心问题时，母亲们都很明白，而且很想成为家庭中具有建设性的安全利益攸关方，但她们却觉得自己被隔离，被污名化。1000个声音几乎一致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平台，我们需要彼此联系，我们需要更多的自信来认识到自己所能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一些技能。
于是就有了母亲学校模式：第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预防和反激进化平台，以母亲为内置安全同盟，并以技能武装她们，使她们成为社区应激能力的有效基础。母亲学校的课程设置着重加强个人能力、情绪扫盲和提升对极端主义影响的认识，赋权母亲使她们能够预防和应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
这一模式已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塔吉克斯坦、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实施，随着外国袭击者挑战的加剧，现在这一模式也应用到了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德国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迄今为止，已有数以百计的母亲接受了培训，能够对早期激进化的信号加以识别和应对。
罗宾汉幻觉
母亲是一个新的知识基地：获悉那些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动机、愿望和困惑方面，她们拥有的独特渠道，而这些年轻人正是那些在线上线下试图运用激进信息动摇我们这个世界、操纵青年人思想、在他们年轻的头脑和心里种下极端分子宗教和政治理念的人的主要目标。近年来，这一现象正在快速增长。代表这一运动的缩写名称就是ISIS。几年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但现在，成千上万的外国战斗人员涌向叙利亚去支持这个组织，把在悲痛和愧疚中挣扎的家人弃之不顾。
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招募者用天堂来吸引那些寻求身份认同、归属感和生存意义的年轻人的加入。事实上，伊斯兰国向他们许诺了一切：工作、自尊和同志情谊——此外，还给了他们一个罗宾汉的幻觉。
伊斯兰国每天都在招募新人，而被招募者则从自己的电脑屏幕前直接进入战场：他们不是前往叙利亚，就是作为孤狼在自己的国家采取行动。
恐怖主义和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和经济衰退一样成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新的现实。即使在和平的奥地利，也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踏上了叙利亚之旅，成为圣战者的新娘。而她们的母亲，两名出生于波斯尼亚的中产阶级女性，则心痛欲碎，成为欧洲成千上万子女被哈里发的召唤带走的父母的一员。
母亲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面对这一威胁，我们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借助母亲们的能力和努力。无国界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将母亲学校这一模式引入欧洲，对抗外国圣战者的问题。共同合作已经是我们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联盟：来自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典和加拿大的那些孩子去了叙利亚成为圣战者或圣战者新娘的母亲们去年十二月首次在维也纳聚会，她们不仅倾诉了自己的痛苦，还向相关方求助，并告诫家庭应该尽早采取行动。
这些母亲不仅是受害者，也是重要的预防行动实施者。
一位德国的母亲——埃尔弗里德说得非常好，她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不想再沉默下去。如果保持沉默，那我们就是跟那些毁掉我们孩子的人站在了一起。”埃尔弗里德19岁的儿子两年前离开了她，现在，埃尔弗里德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在分享彼此的经验时，这些母亲其实成了一个宝贵的信息源。
没有哪个政客或特工能比家人更近距离地了解极端组织的招募机制。母亲是自己子女走上激进之路的最重要见证人，当然也是最无意识、最恐慌的见证人。
通过了解这些母亲的个人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解开激进化之谜的方法。
我们在对话中得知，很多女孩在5、6个月内就怀孕了，她们觉得自己像苦力和性奴一样遭到剥削，因而情绪低落。她们中的很多人想向他人求助，表示当男人上前线的时候她们有逃跑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求助都没有得到回应，因为这需要一整套的支持措施，这一切都太危险。
我访谈过的一位母亲收到她17岁的儿子发出的短信，说自己跟其他4个人共用一支枪，而且马上就要上前线，那个孩子表示非常害怕。只有母亲才能知道这些恐惧。
应该动员这些母亲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子女、邻居和朋友。
必须让那些受影响的人不再沉默，他们的声音应该被传达给那些还算为时不晚的人。
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西方国家政府和安全战略人员似乎被越来越严峻的形势震惊了，应对的操之过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触及那些直接参与的人。
截至目前，在应对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时，我们忽略了家庭，教师，青年人，特别是母亲的力量。
不仅意味着与机遇失之交臂，而且无异于摆弄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在我们和这些孩子前往叙利亚的母亲交流时有一点变得非常明显：那就是母亲们看到了一些迹象，注意到了早期行为的变化，很多母亲对我们表示有一种“直觉”，但却缺乏相关的知识和自信去妥善应对。
如果有能力，母亲们是可以在某个时刻介入的：她们需要自信、支持和技能。
关键问题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要怎样应对？被引入欧洲的母亲学校模式让那些子女可能受激进化威胁的母亲们明白：在来得及的时候采取应对措施不仅是她们的权利，而且是她们的责任。
有一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即使一个年轻人与自己以前的世界完全脱离，他们和母亲之间的连接却不会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