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果是我一个人承担？”被谣传“出轨快递小哥”，她站出来要一个答案……
距被传谣“出轨快递小哥”过去5个多月后，这一事件对吴莉的影响远未消除。她觉得自己陷入深渊，“不是我想爬就能爬出来的。”
受此事影响，被原单位劝退后，吴莉想重新找工作却屡屡碰壁。在她看来，自己已经近乎“社会性死亡”。
△吴莉的微博粉丝超过2万人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陆续有20多家媒体和吴莉联系采访，她的微博粉丝数从2000多人涨到了2万多人，收到的私信累计达1000多条。
吴莉不希望在大众面前呈现出“卖惨”的姿态，她试图去掌握事情的主动权。从一开始知道消息时主动报警、搜集证据，到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书和证据材料，再到现在帮助那些在微博上私信她遇到同样困境的女性，吴莉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案例，以过来人的经历告诉她们，“走出来的路很难，但这不是个死胡同，你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光明的。”
现在，吴莉在等待法院决定是否立案，“我希望能让他们（诽谤者）知道，他们口中的‘玩一玩’、‘开玩笑’的事，对受害者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最近采访说的话加起来可能比我一年说的话都多。”为了招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吴莉家沙发前的茶几被挪到一边，摆上了两把从朋友家借来的椅子。直到晚上将近11点，采访结束，她才打开一盒方便面。在这之前，她当天只吃了个小面包，喝了一袋牛奶。她调侃自己，“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接受采访和回复微博私信，根本没时间留给吃饭。”
△将近晚上11点，吴莉才有时间吃晚饭
此时，距吴莉被传谣“出轨快递小哥”，已经过去5个多月。
宋凯在吴莉所住小区的大门边开了家便利店。7月初，他在当地一个275人的车友群内，发布了一段隔壁快递驿站的视频，时长9秒。在驿站门口等着取件的吴莉出现在视频里，她穿着及膝的碎花连衣裙和白色细带高跟鞋。
同在车友群的王涛联系宋凯去“耍耍”群友。王涛用小号假装吴莉，同扮演“快递小哥”的宋凯在微信上聊天，编造二人发生了两次性关系。一个月后的8月4日，车友群内的一名群友将上述聊天记录和吴莉取快递的视频，打包发送到另一个群中，此后“吴莉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开始扩散。
△编造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偷拍吴莉的视频
8月7日凌晨，一位北京的朋友在微信群里看到了有人转发的谣言，让两位与吴莉同小区的朋友当面告诉了她。彼时，关于“吴莉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已经在网络上发酵了3天。
“整个人都是懵的。”那个晚上，吴莉反复播放着那段视频。她不明白，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递场景里，自己既没有穿着暴露，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怎么就和后面露骨的聊天记录挂上了钩？
报警，这是吴莉第一时间的反应。当时，她还不清楚这则消息的传播范围，也不知道造谣者是谁，手里是不是还有她的个人信息。
8月7日上午，吴莉报警前刚好看到业主群内也开始讨论此事，才知道这件事已经在小区内传开了，“一开始以为只是小范围传播时就刚好被我朋友看到，从来没想过周边的人都会知道，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人看到了消息。”
8月8日凌晨4点多，她决定站出来，在朋友圈对此事的经过进行公开说明，她在这份说明中写道，“选择站出来说这些不完全是为了自证清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性遭遇过、正在遭遇或许以后可能遭遇和我相同的境遇，只是希望不要退缩，勇于抗争到底。”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宋凯和王涛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拘留9天。
“为什么后果是我一个人承担？”
8月15日，吴莉接到公司人力电话，对她进行劝退，“人力告诉我，让我在家好好休息，并且利用休息的这段时间再找找工作。”男友徐健的工作需要频繁出差，为了照顾她，也离职了。
那段时间，吴莉时常会在家漫无目的地绕来绕去，“一旦停下来，就感觉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要炸出来了。”
徐健回忆，他在椅子上坐着时，吴莉就会过来，二话不说就抱住他，或者是蹲在他腿边，把头顶在他膝盖处开始哭，“你问她你哄她，她也不搭理你，也不回复你，你就让她有个地儿靠着哭就行了。”
吴莉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她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有被人追杀的，有遇见鬼的。更多的时候，她会在不做梦的时候抽搐着醒来，或是突然“啊”地尖叫一声。9月8日，她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在咨询律师后，吴莉开始通过微信、微博向大家发布求助信息，希望大家把看到谣言的渠道截图给她，作为之后维权的证据。一共有198位网友发来信息，统计后发现，这条谣言在微信群、公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6万多人次。
△吴莉收到了198位网友给她提供的谣言传播渠道
8月底，吴莉曾和徐健向造谣者宋凯、王涛以及转发信息的陶某提出和解要求，一是公开发布道歉视频，二是每人赔偿五万八千六百多元的费用，这其中包括吴莉6个月的工资、徐健3个月的工资、律师咨询费、公证费等等。最终，和解并没有达成。
宋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确给吴莉带来了伤害，但对赔偿金额有异议，“他们没有出具吴莉和她男友的工资明细，我不可能赔偿的。并且，我也并不认同要赔偿男友工资的要求，要是男友赔了，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失业了不是都得赔偿吗？”
吴莉的代理律师郑晶晶告诉记者，陶某已在近日与吴莉达成和解。
如今出门路过宋凯的便利店，吴莉会不自觉地留意店里的客流量，“每次路过总能看到有人进出，人流也不少，好像他的生活根本没有受到影响。”据她了解，王涛也在原单位继续上班，“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好像没发生过一样。”
吴莉和徐健今年3月从北京搬到杭州，二人原本打算年内结婚，但计划被突如其来的谣言打断了。自始至终，令吴莉困惑的是，“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这一切的后果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10月底，吴莉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宋凯和王涛涉嫌诽谤她的刑事自诉书和证据材料。郑晶晶表示，根据他们提交的一份公证书，某自媒体号发布的《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一文，转载了全部的编造聊天记录，这篇公众号阅读量已经超过一万。
郑晶晶说：“根据司法解释，诽谤信息实际被浏览点击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的，可以认为是情节严重，我们认为我们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应该是可以立案的。”
宋凯表示，等法院的判决下来，自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原本就是发在群里大家开个玩笑的事情，发完之后两三天我就在群里澄清了，说这假的。没想到后来被转出去后闹得这么大。”
“我哪怕不要一分钱赔偿，也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犯法。”在吴莉看来，她需要法律给一个答案，才能为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句号。
到了11月，吴莉可以一个人从正门走出去，路过宋凯的超市，去驿站取快递。情况似乎正在好转，但当她决定重新找工作时，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的深渊，并不是想爬就能爬出来的。
当面试官问到为何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时，吴莉说了来龙去脉。“面试官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啊，原来是你’。接下来，他们会安慰我，表达对我的同情，但谈完这个事情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对话的终结。”
面试结束后，吴莉再也没有收到招聘方的回应。她觉得，是这段“被造谣”的经历让公司不愿意录取自己，“如果我是人力，我也不会要我自己。毕竟企业雇人是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去制造问题。”
“社会一下又把我推回深渊里，说，‘你还是在里面呆着吧’。”让吴莉感到恐惧的是，她并不知道外界的环境什么时候能允许她从“深渊”中出来，“可能再有三五个月，可能一两年，或者是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吴莉没有再去询问自己没被录取的原因，“那样太不体面了。再纠结这件事情，也无法改变企业的态度，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接受媒体采访，意味着事件的热度又将上升，对自己的影响也会持续下去。吴莉说：“如果遵从我的内心，我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我希望大家赶紧遗忘我。我知道这不是我想选择的路，但我确实要这么去选择。”
她把这种感觉比作是去蹦极，“有勇气蹦下来的人一开始都是害怕的。虽然害怕，但还是会选择蹦下去。毕竟我是一开始就选择站出来的那个人”。
“和我一样的人”
现在，回复私信占用了吴莉和男友大量的时间。接受完媒体采访，基本上已经是凌晨，再回私信，有时候直到天蒙蒙亮她才能放下手机休息，到中午起床，然后又开始新的一天。
东北网友堆了一个雪人，用拍照的方式送给吴莉，她反复看了好几遍；一位男性网友留言嘱咐吴莉要照顾好自己，还跟她分享了个好消息，“我要当爸爸了”；还有一些私信发来的鼓励话语有满满一屏幕。
“别人给我发来多少长度，我尽量也回多长。”徐健说，素不相识的人能发来这么多祝福，是出事后俩人难得遇到的开心事儿。
自吴莉在微博上公开遭遇以来，陆续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来留言。她们大多在小城市生活，20岁出头，刚步入社会，甚至还有18岁的学生。谣言在她们所处的社区或是学校内流传，“基本上就两种类型，一种是说你出轨，另一种说你是性工作者。”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吴莉收到1000多条微博私信，很多被谣言困扰的女性向她求助
在吴莉收到的求助里，有一位22岁的女生，晚上习惯租住的屋子里开灯睡觉。时间长了，她常会看到小区里大家对她指指点点，说她“就是那个晚上接客的女孩”。有些女生的屋子隔音效果不好，晚上可以传出说话声，也会被传谣说是“在接客”。也有刚转学不久的女学生，不知怎么，就被传和老师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吴莉为她们感到担忧，“在她们这样的年纪，别说是咨询律师，可能连如何报案都不知道。”
在她们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有人的父母会说“认栽就行”，“要是去报警全都扩散开了，大家都知道了很丢人”。找不到出口的女孩向吴莉倾诉，“姐姐，我看不到希望了，想结束生命。”
吴莉决定和她们一起面对，“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会告诉她们，这条路虽然不好走，但还是有路可走的。”
在吴莉的鼓励下，那位22岁的女生去报了案，但因没有充分的证据，立案没有成功，“但她至少是争取过了。”后来，这个女生搬离了原本租住的小区。前一阵子，她发消息告诉吴莉，自己在慢慢从这个事情中走出来。
对于那些能够收集到证据的，希望面向大众公开自己遭遇的女性，吴莉会给她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你会面对很多好的声音，但一定会有不好的声音，你的个人信息也有被泄漏的风险，甚至会有人“人肉”你，这些问题你能不能接受？
“我把情况分析给她们听，选择权永远在她们自己手里。”吴莉说。
随着自己的事情得到更多关注，吴莉收到的求助也在增加。她对未来开始有了新的打算，或许自己可以搭建一个公益平台，一边对接律师、心理咨询师和媒体，另一边是受到谣言困扰的女性。
对吴莉来说，如果原本的工作领域无法再接纳她，这件事情或许可以成为她和社会重新联结的途径，“我要告诉和我有一样遭遇的人，走出来的路很难，但这不是个死胡同，你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光明的。”
吴莉打算，等自己的案子有结果了，她将摘下口罩，以真实的样子面对大众，“那时候，我不再是‘受害者’，不再是化名的‘吴女士’，而是一个希望帮助被传谣女性群体的人。”
被谣言改变的生活
吴莉不希望以“卖惨”的姿态把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在接受采访时，她常用“坚强”、“强大”形容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被造谣这件事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她。
联系采访时，记者只能先与男友徐健沟通，再由徐健向吴莉转达信息。吴莉变得排斥电话沟通这种直接、即时的联络方式，相比起来，她觉得文字交流的方式会好些——她可以掌握着回复信息的选择权，“我可以考虑这条信息要不要回复，怎么回复。”
吴莉保持着和外界的距离感，大多数时候给她发信息，通常需要等待几个小时后才能收到回复。她关闭了手机的一切提示音和震动声，不用手机的时候，她把它倒扣在桌面上，如果不主动地打开手机查看，她不会注意到有人给她发了消息。
事情发生后，吴莉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好友圈，清空了手机通讯录，陆续把微信联系人从500多人删减到200余人，“我想让那些没有那么熟的人可以尽快遗忘我，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成为他们议论的话题。”
相识之人的“吃瓜”行为让她难以接受。在谣言开始传播后，不少认识她的人都先于她知道了情况。一些长时间没联系的人突然在微信上找她闲聊，后来吴莉再问过去，有人坦白，“当时感觉这事儿是假的，又好奇是不是真的，最后也没好意思问。”也有身边的同事，在她仍不知情时偷拍她在工作的视频，在微信群内传播。
△深陷谣言漩涡的吴莉
吴莉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以前太没有戒备心，太善良了，导致了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从前，吴莉是朋友眼中的“社区交往小能手”。在北京，她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见面总是会打招呼，也会时常去邻居家吃饭，“一旦你愿意把自己打开的话，关系就能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如今，她已经删掉了杭州邻居的微信等联系方式，“以后至少在这个小区里，我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吴莉也没有那么喜欢出门了。以前到了休息日，她总喜欢和男友出门，去哪玩，吃什么，都会提前做好攻略。现在，她好像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还是觉得家里才是最能让人有安全感，能让人放松的地方。”
吴莉觉得，在外面，那个被手机包围的世界充满了危险——无论他人为何举起手机，一旦手机镜头对准吴莉的方向，她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远离镜头，徐健也会尽量用身体挡住她。
路过宋凯的便利店门口，看到单身女性进去，吴莉会无端担心，“现在他在店里可以光明正大地安装摄像头，随便掐一段都是素材，我是‘空虚的富婆’，你们又可能被塑造成什么角色呢？”
10月末，徐健回老家医院看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但他不放心吴莉在家里的状态，通过家里用来监控猫的摄像头观察吴莉的举动。在镜头能够捕捉到的有限区域内，独处的吴莉是一个“不修边幅，完全不收拾自己的女孩”，她在摄像头所能拍到的客厅区域，不是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就是在烧水，一杯接一杯地泡黑咖啡。
在徐健看来，女友是个会‘伪装’的人，在别人面前只愿意把自己好的状态呈现出来。最近几天，有好几次在深夜的采访结束后，吴莉甚至都不想洗漱，直接躺到了床上。事情过去4个多月，每次面对不同的记者，她都需要再重新回忆一遍整个事件，“对她来说，神经一直都处于紧绷的状态。”与此同时，她一遍遍为最近来访人数太多照顾不周感到抱歉。
“我不可能像大力水手一样，可以吃了菠菜就会瞬间强大起来。”吴莉觉得，自己的改变大多是阶段性的，“等法院对这个案子有了结果，我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吴莉、徐健、宋凯、王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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