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消失”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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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扇漂浮的门上，我们看到了那个小个子的日本人，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绑在了门板上。海浪一次次拍打着他的身体，他一直没有回应我们的招呼，我们都猜测，他可能已经死了。
“还有什么用？”罗威先生说， “他很可能已经死了，再说救谁都比救这个日本人强！”
但罗威先生最终还是改变主意掉转了船头，日本人被拖到了船上。当他睁开眼睛后，用自己的母语对我们说话，看我们听不懂，就挣扎着站起来，双臂伸过头顶，跺了跺脚。又过了五分钟，他恢复了体力，从一个疲惫的水手那里接过了船桨，像个英雄似地划了起来。
——泰坦尼克号三等舱乘客Charlotte Collyer
这是一段来自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回忆，这个小个子“日本人”的获救经历，后来成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罗斯获救情节的灵感来源。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年后的今天，小个子“日本人”的身份终于在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下简称《六人》）中揭晓，他是中国台山人，他的名字叫方荣山。
对于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方荣山在余生中很少提起。直到暮年时，他在给侄孙的一封信里写道：“天高海阔海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在谷歌上搜索泰坦尼克号706名幸存者的姓名，可以查询到其中大多数人的信息、生平，乃至后代，爱好者和历史学家几乎穷尽了对这个群体的追访研究。但这当中并不包括那六个幸存的中国人，对他们经历的探寻，近乎一片空白。
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一直被人类社会铭记，却有这么一个部分，始终是模糊的。2015年，罗飞开始筹拍纪录片《六人》，他希望透过历史的尘埃，让泰坦尼克号上六个中国幸存者的样貌变得清晰。
可以作为线索的资料并非一片空白，在泰坦尼克号事故刚发生时，六个中国幸存者的出现吸引了部分西方媒体的注意。但在他们笔下，六个中国人的形象不大“光彩”。
没人能说清这些中国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的，但他们却好好地坐在里面。
——1912年4月19日，《布鲁克林鹰报》
六个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愉溜进了救生艇，当船撞上冰山时，他们并不惊慌失措。他们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
——1912年4月20日，《纽约时报》
他们（中国人）对自己离开那艘下沉的船时、船上还有妇孺一事反应冷漠，当他们乘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后，人们发现他们居然毫发未伤。就生还比例而言，中国人的生还比例是泰坦尼克号上各民族之冠。
——1912年4月23日，《纽约论坛报》
“他们是有语言障碍的。”《六人》剧组的研究员张帼蕾说，生还的六名中国人登记的职业都是锅炉工，英语水平有限，搭载所有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时，一些记者的确会去采访，“但没有记者会去采访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讲英文，所以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
对于这些对中国幸存者的指责，拍摄之初罗飞不敢妄下定论，但他能隐隐感觉到“种族偏见”的意味，在当时的报纸上，流传出不少泰坦尼克号上“英雄”和“小人”的故事，“白人基本没有做什么坏事，所有做坏事的人都是外国人，特别是中东人、意大利人、中国人。”
泰坦尼克号所属航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伊斯梅也在幸存者之列，他和四名中国幸存者乘坐了同一艘救生艇。伊斯梅在接受参议院调查时称：“我们从泰坦尼克逃离后，发现四个中国人藏在救生艇的横梁下。我以为他们是菲律宾人，他们一共有四个人。”
“很难确定伊斯梅是真的想责怪他们（占了幸存者位置），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因。”罗飞说，船难发生时，妇女与儿童能优先登上救生艇，“但伊斯梅也是男人，当时他背负的骂名也很大，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止有我一个男人在里面，也有其他的男人。”
泰坦尼克号上三等舱共有男性乘客462人，幸存75人，幸存率16.2%。八名中国人都是三等舱乘客，却幸存了六个，高达75%的幸存率也让他们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罗飞分析，一方面这可能与几个中国人都是水手出身有关，经验相对丰富，同时他们所住的位置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船头，比后面的乘客更早发觉了危险，而且他们不懂英语，可能反而避免了船员的（错误）指挥，至于“装成女人”的指责，可能只是披着毛毯御寒遭遇了误解，”对于中国人的高幸存率，我认为这是运气、经验和智慧叠加的结果。”
这终究只是建立在推测上的分析。也有泰坦尼克号历史学者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人幸存者乔装、躲藏等传言真实发生过，但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想要求证或是洗刷这些污名，还需要做得更多。
摄制组罗列出的各种线索
《六人》团队先是研究了泰坦尼克号上所有通道、房间位置，之后联系上一家游戏制作公司，经过反复试验，最终以动画的形式模拟出了六人的逃生经过：五人从三等舱逃出，坐上了救生艇。另有一人掉进海里，抱着一块门板等来了救援。
为了验证“藏在救生艇的横梁下”这一传闻，他们在北京制作了一个1∶1的折叠救生艇，反复实验，再现当时上船的情景。实验证明，几个人要藏在船上，而且不被周围人发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按照资料中那条救生艇上的获救人数，船上仍有不少空余座位，也很难将这称作“抢占妇女儿童的存活名额”。
资料证明，最后一名中国人是在海里获救的。罗飞把研究主任施万克带进英国极端环境实验室，让他泡在同样冰冷的水里，为了逼真，甚至穿上了中式长袍。施万克逐渐脸色发白、手脚颤抖，身体开始变得僵硬，就如中国幸存者所身处的绝境一样。
相比这些，更困难的是寻找六个人获救后的人生轨迹。摄制组掌握着一张编号为1601的泰坦尼克号船票，上面手写着八个中国人的韦氏拼音姓名：Fang Lang、Lee Bing、Chang Chip、Ah Lam、Ling Hee、Choong Foo、Len Lam、Lee Ling。对比着幸存者名单，摄制组基本确定Len Lam和Lee Ling没能生还。
六个幸存者的名字均由韦氏拼音标注，在中文中意味着几百种排列组合。《六人》摄制组被淹没在了海量的资料中，报纸、档案馆、水手登记卡、移民局文件，一个近似的名字随之带来的是几个月的追寻，最后却可能只是白费一场功夫。
罗飞曾经用了半年的时间找到了一个很有可能是Lee Bing（李炳）后代的家庭，“年龄对得上，在加拿大生活过，还开过餐厅，”一切线索貌似都指向一个正确的答案。罗飞在纽约找到这家人，“但是他们都是黑人”，罗飞哭笑不得。
浩如烟海的史料最终带来了回报，《六人》摄制组基本确定了中国幸存者获救后的人生轨迹，他们和其他幸存者一起被送到了纽约港，但随即被驱逐出境，六个人被送到了一艘英国商船上，干起了他们的老本行锅炉工。
六个人里，Chang Chip（钟捷）的命运最让罗飞难受，从泰坦尼克号逃生之后几个月，他就患上了肺炎，“他去医院必须经过申请，每次都要等几个礼拜，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后来，钟捷就被解雇了，1914年因肺炎在伦敦去世。
随着一战爆发, 几名中国幸存者辗转在英国货船上工作，战后英国出现经济危机，要求驱逐外籍劳工的呼声越来越大，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被遣返回了亚洲。张帼蕾拿到了一艘当时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轮船资料，她从夏天整理到冬天，发现了一张姓名为Ling Hee（严喜）的水手卡，她认出了那张有道伤疤的面孔，和泰坦尼克号上的严喜一模一样。
Fang Lang是那个趴在门板上获救的中国人，他后来也是六个人里最幸运的，他在1920年进入了美国，直到1955年才拿到了护照。在一个泰塔尼克号爱好者论坛上，罗飞注意到一条来自署名为Tom Fong的网友留言，自称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儿子，罗飞尝试给这个网友私信，但论坛显示这个账户早已注销。罗飞想到一种“海底捞针”的办法，他穷尽所有能想到的邮件后缀，给“Tom Fong”发去了二十多封Email。
两个星期后，罗飞收到一条回复：汤姆·方是我爸爸，Fang Lang是我的爷爷，他的中文名叫方荣山。罗飞去旧金山，和汤姆·方见了面。在那之后，罗飞更加笃定，他一定要完成这次拍摄。
纪录片拍摄过程中
“赌一把输赢”
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六名中国幸存者获救后的颠沛漂泊似乎是注定的事。20世纪初，正是美国《排华法案》盛行的年代，大批中国劳工被拒之门外。即使放眼整个欧洲，黄皮肤的中国劳工也被视作“祸患”一样的存在。
一战过后，不止几位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更多中国劳工同样遭遇了遣返。当时的英国媒体注意到，“唐人街一夜变成鬼城”，但他们也没有深究，这些中国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在史料中，《六人》团队打捞起了太多近似的命运轨迹，研究员张帼蕾为这些先辈同胞感到唏嘘。摄制组在英国采访到了一位老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在她出生之前，她的中国船员父亲突然不见了。老人的母亲和一批与中国船员组建家庭的英国女人一样，到死都以为是丈夫丢下她们跑掉了，“你会觉得这些中国劳工一直处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状态，可以随意被扔来扔去。”
相比之下，方荣山愈发像个“幸运儿”，他在美国站住了脚，时常会给广东台山老家寄钱回来，还把更多同族亲戚带到了海外。如今，方荣山几个家族后辈在美国的境遇都不错，其中一个侄子还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
作为《六人》团队的志愿研究员，68岁的美籍华人李大川祖籍也在台山，他的祖父与方荣山有着近似的经历，1900年前后从台山去往美国，开过餐馆，也做过贸易。
对于第一代从台山走出去的华人，李大川把这比作“要赌一把输赢”。在他爷爷去世之后，遗体被运回了台山，李大川后来听村民说，爷爷棺材的质地名贵，四角都包了金，“他们说（爷爷）是整个村最有钱的人。”
李大川对泰坦尼克号没有半点兴趣，加入《六人》团队，他更多是为了延续自己对“寻根文化”的热忱。早在年轻的时候，李大川就在留意观察那些一代移民的生活境遇，一些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很多老人家自己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死了两个礼拜都没人知道的。”
当《六人》摄制组来到大洋彼岸的台山，命运的岔路口更加交错纵横。罗飞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年代久远的洋房式建筑，那应该是外出打拼带来的实惠。他还看到了很多族谱，某一支出国了，记载也就跟着断掉了。至于几名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后辈族亲，有的就在广东省内做着生意，有的也已经移居海外。
在摄制组的安排下，汤姆·方带着妻子回了台山，住了三五天，和很多亲族见了面，一一拥抱，一起吃饭。李大川能感受到汤姆·方的激动，“可惜他中文已经不好了，看不懂方容山与亲戚们往来的信件。”
“赌赢”了的台山人逐渐在美国扎根，《六人》中采访了二十多个台山海外后裔，每个人都有了不错的社会身份，记者、画家、医生…….
作为第三代移民，李大川乐于看到华裔所取得的成绩，而对于重返台山这样的寻根之旅，他把这看作一种提醒，“更清楚我来自哪里，也更清楚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中国劳工资料图片
从决定拍摄《六人》时，罗飞就很确信，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是个英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5年，而去求证这段历史，就是需要一个同时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
对于100多年前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个中国人，即使获救后继续经历着漂泊动荡，罗飞并不觉得他们做错了什么。“错的是那时的《排华法案》，那是一部针对某个族裔的法律，是一种歧视。”
“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是很安静的一代。”罗飞相信，因为对自己身份的隐瞒和羞耻，所以方容山从未向儿子或者妻子提起过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于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后代”这个群体中，从来没有过中国人的身影。
在泰坦尼克爱好者圈内，罗飞的工作也不被看好。反对的声音仍然坚信，中国幸存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吗？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住在中国，就要去美化他们？”
这些声音刺激了罗飞，他设想过，即使在求证过程中发现六个中国幸存者真的犯了错误，他也会如实展现，“如果一直有秘密存在才是最坏的，人们会往最坏的情况去想他们。”
拍摄过程中，罗飞带汤姆·方去见了泰坦尼克号五副罗威的孙子，109年前，他们的祖辈曾登上过同一艘救生艇。海难发生后，罗威一直是个英雄式的存在，他的孙子如今也当了一名船长，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后代”俱乐部的红人，家里有一面墙专门摆放了罗威和泰坦尼克号的资料。
那次见面后，汤姆·方哭了。罗飞把他带去，就是希望他能被幸存者后代这个群体接受，“因为中国人也是这个故事里的一部分。”
方容山在美国的生活几番波折，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行李中装着领带，他本来是打算与朋友林伦、李林一起去美国做生意，但直到晚年，方容山仍然只是饭店里的一个服务生。在汤姆·方的印象中，父亲一直穿着西装，从没有穿过休闲装，罗飞猜测：“他在内心里依然认为自己是个商人。”
方容山一辈子穿着西装，但他一直没能摆脱那些排斥与敌视。晚年时，方容山租房不易，被房东骂是“黄祸”，他打了房东一拳，汤姆·方记得，那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动手打人。
已经是第三代移民的李大川对此感同身受，他始终保留着关于读书时期所住社区的一段记忆，“如果是一个白人的花园不干净不漂亮，没人会说什么，但如果是中国人的花园，街坊就会说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是这样。”
当针对海外华人的歧视风波再次出现时，纪录片《六人》也即将上映，摄制组说这并不是故意为之，却成了一种提醒，“我们把以前的问题挂出来，大家看一看，再对比一下现在的问题看一看，然后再去想到底要怎么解决，到底要怎么进步。”
《六人》讲述的故事注定没法只停留那次海难中，就像一个观众在影评里写到的那样，“好像在他们的生命里，那年的那次沉船，只不过是一场小事。”
纪录片《六人》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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