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体制壁垒待突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位物理学家从日本带回一瓶胶水，最近做实验时发现胶水还像当初购买时一样非常好用，没有一点凝固迹象。他很是感叹：“如果是国产胶水，早就硬化了。”
这位物理学家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均，他为本刊记者释疑：“看似简单的产品，为什么我们造不出来，因为里面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包含着很多原创性技术。”
一件小产品折射了中国科技研发的水平：制造能力强大，但是创新不足，尤其是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高鸿均以为，下一步要着力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那些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大高精尖技术。“我们自己不突破，别人不会给你，相反会卡你的脖子。”他说。
如何突破科技体制机制中不利于创新的层层壁垒，是中国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型的关键，这也是科技界一个基本共识。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即是聚焦这一深层课题。这份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充分激发一切创新活力。
多位受访代表、委员分析说，科技体制改革要以“按科学规律办事”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以科技与经济融合互动为根本目标，以改革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角色为主攻点，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打通技术与经济融合通道
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大部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都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没有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彭国甫曾经任职于高校、如今主管地方科技管理工作，他对当下科技创新面临的症结，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的感悟。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彭国甫表示，仅从技术层面而言，科技攻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为经济社会服务，衡量技术创新成果最根本的标准就是技术转化率以及转化质量，但现在的问题是科技和经济各自分离。
不科学的科技评价机制、标准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实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唯SCI、唯数量、快出成果的考核评价体系让科研人员疲于奔命，职称、考核任务成为不少科研人员的中心工作。彭国甫分析说：“很多科研项目不是从产业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理论、概念、论文发表等因素的需要出发，偏离了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
彭国甫所在的科技厅最近在省内做过一次调研：湖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5%，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75%。“为什么企业转化率高？因为它自己掏钱，价值取向、评价标准、研究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彭国甫解释说。
近年来，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呼声强烈。一方面，企业已成为国家科技投入的主体之一；另一方面，受行政因素影响，企业又往往在创新中处于被动地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认为，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企业是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其二，企业是实施研究开发的主体；其三，企业是科研成果受益的主体。
彭国甫建议，必须改变行政主导科技资源的方式，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交给市场，让市场来出题，并且按照市场机制和套路来解题。
但是，将创新的主动权交给市场还需要相关机制来协调，才能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就现实观察，企业和科研机构尚难以找到协同创新的结合点。彭国甫比喻说：“双方不在一个舞台上，谈不来恋爱。”
全国政协委员、稀宝博为总经理连建宇对此表示赞同。他分析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的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企业一般追求短期的直接效益，后者往往瞄准中长期目标，导致现在很多产学研合作流于形式。
来自科技界的一位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时举了一个亲身调研的案例，一家科研机构将研究成果转让给某企业，但是，这家企业并未将成果转化，而是将技术成果包装后卖给了他人。“这并不符合产学研结合的要求，因为很多研究成果并不成熟，需要企业承接时有一定时间的孵化，才能产业化，这也反映了企业和科研院所理念的差异。”这位委员说。
这一矛盾尤其表现在重大高精尖技术领域，高鸿均补充说，中国企业目前的研发能力有限，多处于中等水平。“以我们企业的研发现状，很难做出高端产品，当然也就容纳不了特别先进的前沿技术。”
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协助企业设立科技创新的中长期目标和规划，同时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重大共性技术等领域加大投入。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之母
拓扑学是什么？多数人知之甚少。事实上，计算机汉字系统的技术基础正是这一冷门学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选教授正是以拓扑学为起点，发明了激光照排系统，引发汉字排版技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这一案例诠释了基础研究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科技包含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前者是基础科学，为技术提供后续支撑；后者重点在于应用，与经济社会密切相连。
高鸿均分析说，前者需要若干年的积累，科学理论产生往往需要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才会催生新一代的技术，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重大高精尖技术和基础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积累了雄厚的、可持续研究成果，才可能在高精尖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没有原创性的重大科学研究突破，你就把握不了新技术。”
他举例说，小到网球拍的碳纤维、圆珠笔中的油墨，大到汽车发动机，我们要么做不出来，要么达不到一流水准。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研究缺乏原创性，也无法掌握核心技术。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泰富电气公司董事长杨天夫深以为然。两会期间，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安全问题，他专门向大会提交了相关建议。杨天夫介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日益缺乏原创性知识产权，已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制约。
今年“一号提案”专门建议，对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和前沿性的科技项目和平台建设，要由政府直接投入，但要加强统筹，避免重复低效立项。具体实施可交由第三方负责，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模式，针对重大工程技术、重大专项、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组建若干专项基金委员会，负责相应项目的实施。
不同于技术研发，基础研究往往是纯理论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可能出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受GDP导向影响，科研也习惯于短平快，大多渴望显绩，少有人追求‘潜绩’。”彭国甫分析说，“创新驱动需要卧薪尝胆，要耐得住寂寞，不怕失败。”
高鸿均也表示，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需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
知识产权护航创新之旅
“我有一年去外地招标，作为招标会上唯一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批号的产品却没有中标，招标会的一位负责人明确说，我们不需要知识产权。”张改平说。在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科院副院长身上，类似的事件不止一次发生。作为测试瘦肉精试纸发明者，当年双汇瘦肉精事件后，他发现包括河南省在内，不少地方使用的测试试纸多涉嫌侵权，这些事对他触动很大。“科技创新必须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他说。
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田力普也公开表示，过去一年，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在我国仍然处在多发、高发区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然要加大。
受访专家表示，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国家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保护制度。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创新主体在对创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时，往往会终止创新行为。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下，创新型企业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
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据本刊了解，今年我国将探索试点建立专业性的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专门法院专门审判知识产权案件。
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明细政府、企业、科研单位之间产权关系，促进产权交易。由于科研项目投资的多元化等因素，关于科技成果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始终未形成统一意见。
对此，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与湖南省代表团座谈时回应，去年已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办的部署，由科技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我国1994年制定的科技成果转化法进行了修订。
按照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稿，将把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等试点政策，扩大到更多科技园区和科教单位。科技成果转化价值在500万元以下的，可由本单位自主处置；中央级事业单位处置科技成果，价值在800万元以下的可由本单位自主处置。此举如能落实，将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权交易市场的活跃。
“有形之手”何去何从
无论是科技与市场的融合，还是基础研究的突破，都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密不可分，因为科技资源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政府定位是改革的突破口，目的在于更加高效科学地使用科技资源。
本刊了解到，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达到11800多亿元，按照“十二五”科技规划目标，到2015年我国科技研发投入经费将超过1.5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但是，在彭国甫看来，政府未能将资源集中利用，都是不同部门、地区各自为政，由此造成资源的分散和浪费。“天女散花一样，满天星星，不见月亮。”他说。
譬如，粮食生产本来由农业部主导，该部设有优质新品种新技术类的相关推广项目，但科技部又设立了粮丰项目，两个部门唱了同一台戏，都由中央财政买单。
据了解，目前中央财政用于民口的科技投入分散在30多个部门，一方面导致财政资金分散，另一方面造成科技人员重复申报项目。
彭国甫说：“一些科研投机分子拎着一把耙子，在这个部门搂完钱，然后把项目改头换面，又到另一部门搂，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学术失范。”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有些科研人员长期经费不足，有些人严重浪费，彭国甫告诉记者，有些地区、部门，几百万的设备“长眠”在实验室中，有的甚至没有开过箱。
他进一步举例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建立的公共研发平台常常不姓公。“一旦进入某一个企业或学校，就成了这个单位所有，甚至就是这个单位的部门所有，更严重的就是这个部门、团队领导所有，对外不开放，包括学校内部学院之间往往都不能共享。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极大浪费。”
受访专家建议，政府应在科技创新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从宏观上，政府应该定位于把握国家科技研究的战略方向，将着力点放在巩固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重点共性技术研究工作，为技术突破提供支撑，把钱用在刀刃上；从微观上，统筹协调整合金融、人才、政策等各方面资源，为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科技创新的主体自主科研、自主选题、自主答题。□（《瞭望》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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