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策

1993年的一场暴雨，给山东农民朱良玉的庄稼带来了严重损失。困境中，他来到北京做了保安，一干就是21年。

　　从普通保安做起，朱良玉历经了保安班长、分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岗位，现在已是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总经理助理。2010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如今，他成为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一个70后农民工前辈，朱良玉一直关注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作为“全国农民工文化送温暖行动”模范公益人物，他不仅积极联名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国务院、国家卫生计生委建议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关心农民工家庭和健康，还配合中国人口宣教中心筹拍了留守女孩圆梦电影《天边的孩子》，领衔主演公益MV《我们一起回家》。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文化水平较低，目标比较单一，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也没有什么技能，当然工作也没什么选择。”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朱良玉说，“新生代农民工来城市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挣钱，更是为了学到技术，为了个人发展以及更舒适地在城市生活。这是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情况。”

　　“我们看到很多好的政策，国家有很多积极的信号，农民工就讲实惠。说到了做到了，老百姓就高兴。”朱良玉说。在他看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前提。

培训提升“软实力”

　　专科毕业的河南小伙小左2004年来到珠海，先后做过快递员、流水线式货仓管理员，后进入一家打印耗材公司，成为“IT新民工”。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受限于专科学历和岗位的“天花板”，工作上一直难有加薪提职。2010年，他参与了广东省团委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继续教育的“圆梦计划”，成功被北大网络教育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取。如今，他已转岗晋升人事部经理，收入翻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参加培训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水平。但从2009年到2013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很低。

　　例如，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3年参加过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的比例不到13%，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更低。在小左参与的“圆梦计划”中，同期仅100人被录取。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一工作就到了顶”，“一眼万年”。

　　杨菊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上升通道不太畅通，一方面他们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积淀、职业技能等；另一方面，社会有关部门应该想方设法地为这一群体创造培训的机会，并改善培训的实用性。”

　　“加强培训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一些技能，最终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朱良玉说。

　　“一定要从思想上提高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认识。”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侯宝华对本刊记者说，“政府相关部门首先应高度重视，树立平等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理念。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比如就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岗位需求进行培训。”近年来，石景山区委党校以农民工文化建设为切入口，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探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将专题培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唐钧对本刊记者说，工厂流水线的生产模式使工人的劳动越来越简单，对工人个体而言，从事单一环节的劳动，很难学到技术，离开工厂就无法生存。现在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事简单工作的工人应该再学习、再培训。应该建立一种终身教育的大环境，鼓励劳动者自己参加培训，政府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

社区融入促融合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也应是一个促进融合的渠道。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住在雇主或单位提供的宿舍、工地的工棚或生产经营场所，部分与他人合租或独立租房。在务工城市买房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很小，在一些中心城市，甚至形成了巨型的农民工聚居地。

　　其中的一些地方，公共设施不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同本地居民居住地分割开来，彼此来往很少，很难和本地居民深入交往。有些外来务工人员集中流入地区，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却难以参与到本地社区活动和社区建设中去，对当地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些新生代农民工虽长期租住社区，但社区发展和他们好像并没关系。”卢晖临说，“他们少有渠道参与社区建设。如果可以通过一些机制，征求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区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意见，相信他们也会愿意通过多种形式参与。这也不失为一个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方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可以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为这一群体提供相关服务。建立他们与所在城市之间的社会联结，促进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增强所在社区和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

　　本刊记者走访石景山区多个社区了解到，2009年11月，在社区相关人员的协调下，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自发成立了新居民服务站。他们分区分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彼此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地社区的归属感，融入城市的效果明显。

　　去年9月，石景山区委党校还曾派校委委员方南火随同联合调查团赴深圳，实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关心社会地位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方南火对本刊记者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希望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渴望能早点融入城市，不被当地市民歧视。”

　　杨菊华分析，社会融合是一个“双向”的概念。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主动、有意愿融入城市，尊重当地文化，但却因年龄（年轻）、户籍类型（农村）和户籍地点（外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本地市民应更包容地接纳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帮助他们融入城市发展和建设，相关企业应同等对待这一群体。

新型城镇化机遇

　　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

　　《规划》还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在做“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主题发言时说，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我国国情出发，户籍制度改革要分步推进。

　　徐宪平提出，通过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针对另外1亿多常住城镇但无法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国家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并使这五大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规划》的公布让朱良玉非常欣喜：“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已经上了高速路。”

　　《规划》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入学为例，朱良玉的孩子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即将升入初三，面临中考。“我希望孩子户口能在初三前入北京。”他说。

　　朱良玉说：“为孩子上学这个事情，我去过厦门、包头、菏泽以及北京十几所公立学校进行调研。工作时间稍微长一些且有孩子的进城务工者，都希望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好多人把毕生的积蓄都用在孩子身上。”

　　两会前，朱良玉在工地调研时遇见一个来自河南的包工头。“他已经挣了好多钱，小孩今年上初三。他宁愿缴纳更多的税来办北京户口，就是希望孩子继续在北京读书。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梦想，也是整个群体的共同梦想。”朱良玉说。

　　杨菊华认为，《规划》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应从现有制度破冰，统筹改革户籍制度，提供就业、教育、政治、医疗等准入机会，加大相关福利政策的倾斜程度，加强社会各领域保障力度。特别是应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卢晖临建议，在新型城镇化这一过程中，可以积极引导和推动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疏散资源、合理布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科学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不仅要在形式上关爱他们，更要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苏晓洲 刘良恒 叶前 屈辰 张静瑾，《瞭望》2014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