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肥胖症”为何难治
“26年长出一个北京城”
北上广“城市病”，首在人口过多。
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4.8万，较2012年增加45.5万。专家坦言，北京目前常住人口已是1986年的两倍多，相当于“26年长出一个北京城”。
其中，外来人口是新增常住人口的主力。2013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同比增长3.7%，新增外来人口占当年新增常住人口的63.5%。“十二五”的前三年，全市常住外来人口增长98万，年均增长4.4%。
记者从上海社会科学院了解到，1993年-2012年，上海常住人口从1381万增加到2380万，平均每年新增52.6万，年均增长2.9%。2013年，上海常住人口突破2400万大关，比上年增加34.72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90.01万，占比41%，较上年增加29.77万。
在广州，2013年末，常住人口1292.68万，相比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260万增长了约32万。2000年-2012年，广州常住人口每年增长43万。
专家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调控措施，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超过《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全市常住人口总量2650万的人口规划目标，2030年将达3000万左右。
城市肥胖，气喘吁吁
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北上广等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
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市机动车已超过500万辆，上海、广州等城市超过200万辆，车辆的增加加剧了交通拥堵。
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暑期北京城区日供水量逐渐上升，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预测，今夏城区日供水量将达到310万-315万立方米，接近318万立方米的日供水能力极限。
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
由于人口多，广州一天要处理1.4万吨垃圾，其中，主城区要处理9700多吨垃圾。同时，广州一天需处理污水465万吨。
庞大的人口规模，让大城市像一个气喘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常行走。
为了控制人口规模，北上广等特大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积分”进城。早在2010年，广东便实施流动人口办理居住证，以及积分入户制。截至今年7月底，已发放4872万张居住证，涵盖公交、小额消费、金融等多种功能。在上海，2013年6月印发《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
功能疏解。一是在郊区建设城市“副中心”;二是将部分产业迁移至周边省市。在北京，大红门服装市场已确定外迁河北白沟，白沟大红门国际服装城一期将于9月底试营业。在广州，积极建设城市副中心，促进人口逐步向两个新城区和三个副中心集聚。如今，广州老城区周边的新区已覆盖地铁公交，完善与毗邻城市的交通接驳，医院、学校也在配套完善中。
规范社会管理。北京、上海等城市在推进打击黑车、拆除违建、打击群租等工作，在提升社会治安的同时，增加了无固定工作、无合理居所的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对控制外来人口起到了一定作用。
治理难，存在四大瓶颈
记者在北上广采访了解到，尽管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人口增速有所趋缓，但绝对数量仍然巨大，对城市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压力。目前，人口规模控制工作面临诸多瓶颈。
首先是“GDP思维”牢固，产业疏解力度不足。专家认为，各地仍存在GDP思维惯性，担心产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减缓经济发展、税收减少、失业等问题。一些高耗能、劳动密集型的“纳税大户”本不适合在大城市发展，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抓住不放，转移或外迁的难度很大。
其次是人口管理体制不顺，多方合力尚未形成。受访专家告诉记者，上海在2008年成立了市人口综合管理和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成员单位25家，由于各部门各自为政、互相推卸责任，导致公安部门很难承担牵头抓总职责，对相关部门无法实施责任考核。目前，居住证登记与信息汇集系统化程度较低，信息合建共享机制不够顺畅是重要原因。
第三是相关政策不到位，“以房控人”政策力度不够。比如，上海在2011年颁布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实施办法》对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屋出租缺乏具体政策，对“非改居”的厂房出租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明文规定违章建筑及危险房屋不得用于出租，以及租住人均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不得分隔搭建后出租等，但执行过程中由于各部门分工不明确等原因，导致执行力度不足。
最后是“单独两孩”等政策给人口控制带来新压力。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测算，政策放开后平均前5年每年将新增人口5.42万左右。此后，每年将新增人口约4万左右。“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将使城六区人口服务管理压力加大，也使幼儿园、小学配置更紧张。■（文/新华社记者赵仁伟、王晓洁，陈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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