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医生“过劳”令人揪心

	■医生面临生理过劳和巨大精神压力 ■各类院外工作已掏空医生的时间 ■医疗资源不足、不平衡是根本原因 ■五大措施缓解医生过劳问题

　　尽管提前约定了采访时间，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门诊室外等候了两个多小时，直至晚上6点多，才和荣风年说上第一句话。期间，本刊记者看到，荣风年出诊的十余平方米的门诊室里，一直保持着10人左右的患者。

　　荣风年是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妇产科主任，今年54岁，已参加工作31年。她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明天我有6台三级以上手术，一台手术平均用时两个小时。今晚要去了解每位即将做手术的病人情况，进行一些术前准备，估计10点多才能下班。”对荣风年而言，晚上9点以后下班是她的工作常态，到家简单吃点饭基本是倒头就睡。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北京、山东、安徽等地多家医院不同科室的主任医生，其工作、生活状态大多与荣风年类似，面临生理过劳、精神过载的情况。今年10月，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阜外医院的三名中青年骨干医生，连续发生昏迷乃至猝死。

　　在中青年骨干医生生理过劳、精神过载的背后，是医疗资源整体供不应求、分配失衡的痼疾，亟须得到解决。

筋疲力竭的医生

　　今年48岁的孙兆忠担任山东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已经8年。孙兆忠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已经连续3个多月晚上12点以后下班：“脊柱外科手术工作量大，做完2台就感到疲惫，但我现在一天要做3~5台，术后浑身疲软，有时心慌得像掉进了坑里。”

　　在很多眼疾患者心中，北京同仁医院是他们的“最后一站”——同仁的专家说能治，就有希望。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就是这些眼疾患者竞相“投奔”的专家之一。眼科护士王晶雪说：“魏文斌主任门诊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看110个病人，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期间吃饭只是匆匆扒几口，甚至刻意少喝水，腾出上卫生间的时间多看几个病人。”

　　北京儿童医院日门、急诊量近万人次，六成以上为外地患儿，每天做B超的队伍排得很长。该院超声科主任贾立群的妻子说：“他脑子里不装别的，下班时间也不归自己，节假日从不敢走远，甚至还有理发理半截就赶去医院的时候。半夜也不得消停，最多的一夜，被呼叫了19次。”

　　繁重的工作下，几乎所有受访医生都表示他们对过劳有切身体验。

　　北京同仁医院原党委书记韩小茜说，由于工作拼命，魏文斌的健康已严重透支，“他是40多岁的年纪，六七十岁的颈椎”。

　　贾立群保持上班时不吃午饭的“习惯”已经20多年。长期不规律的饮食下，有一次，在他忍痛熬完了一整天的B超检查工作后，被诊断为阑尾穿孔，如果治疗再晚一些，甚至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孙兆忠说，他经常会累到在睡觉时都感觉疲劳。“前段时间做手术时突然出虚汗，后来检查发现，除了胃肠息肉外，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累的。”

　　荣风年的经历是：“有一次我做了一天的手术回到家，想抱抱两岁十个月的外孙，孩子跑过来让我抱，轻轻的一股推力，就把我击倒在地，实在站不起来。”荣风年说，这31年的从医生涯，让她患上了支气管炎、肩周炎、网球肘、胃病、关节炎、关节劳损、腰椎劳损、高度紧张、失眠、高血压、神经衰弱等十几种常见职业病。

　　生理过劳之外，医生大多还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最让我们紧张的是医患矛盾。有些病人或家属，救治效果稍不理想就会口出恶言、拳脚相向，一点都不理解我们的辛苦。”安徽省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总医师王雪说。

　　还有不少医生反映“不敢生病”，只能带病坚持工作：耽误了手术，病人家属就认定是故意拖延。“其实一些手术出现并发症难以避免，这和病人体质有很大关系，但病人家属不理解，认为是你的失误造成的，会追着你问，甚至骂你，你都没办法解释，因为他们确实不懂。”荣风年说。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处长、麻醉科副主任李元海说，由于整天被关在手术室，年轻医生们缺乏正常的社交和情绪纾解的渠道，精神压力更大，但承压能力更低，于医、于患都非常不利。

院外工作“掏空”医生

　　如果只是繁重的诊疗任务，或可通过轮岗、定期休假等方式，让高负荷的医务人员得到调整、休息。但不少医生反映，各种各样的院外工作已经将他们的业余时间掏空。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伍冀湘坦言，目前该院医生的劳动负担确实非常重，但医院还不得不督促医生搞科研、抓教学：如果只是把今天的医疗问题解决了，可能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科研和教学，那我们的明天和后天怎么办？

　　李元海说：“医院给我们科室定的任务是一年要发表论文10篇，而且最好是SCI。因此即使有双休节假日，除了正常排班之外，年轻医生们也很难休息。”

　　荣风年向本刊记者展示了她在今年8月15日至12月2日期间的讲课日程备忘录，具体包括：福州会议、济宁会议、山东大学本科绪论、威海医学会文登会议、威海医学会妇女儿童医院会议、大连医学会会议、德州医学会子宫切除会议、新专家培训、牟平中医院指导、护理专科培训、新闻大厦会议主持、全省腔镜班、医师年会。“除我之外，医院对其他的妇科医生都有考核办法，并安排了一系列业务学习，要求每周必须参加会议培训。现在卫生管理部门和医院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医生学习，每年所有医生都有继续医学教育考核，25个学分，有网上答题，有的参加会议。尤其是35岁左右的医生，上有老下有小，有各类人才培训，还得参加会议，累得苦不堪言。”

　　孙兆忠承担着滨州医学院的临床教学课程，几乎每个月都有教学任务。“教学比做手术还累，一讲就是半天。我们这个年龄，是主任医师，也有正高职称，但我还带着3个硕士研究生，还得培养年轻医生的梯队，晚上回家了还得备课。”

　　除学术研究、参加会议、业务培训、教学等额外工作，不少医生还承担着指导基层医院的任务，他们一般利用周末时间，到合作医院进行业务指导、接诊和直接参与手术。

大医院的“医生荒”

　　多家医院反映，医疗资源整体供不应求，且分配失衡，是导致大量医生身体和精神过劳的根本原因。

　　目前，医务人员编制安排整体偏紧。据荣风年介绍，现行综合医院组织编制依然按照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县及县级以上综合医院编制原则（试行草案）》实行，床位与医师比约为1:0.3，床位与护士比约为1:0.6，床位与医技人员比约为1:0.29。但实际上，城市大医院满负荷运转、病床使用率高达95%以上，而医生院外任务重、工作时间内非直接医疗活动多，再加上大医院还被要求承担其他的一些公共服务内容，导致大医院编制尤其紧张，甚至达不到1978年颁布的标准。为满足工作需要，医院只好大量聘用临时工，但也面临管理上的困难和隐患，威胁医疗安全。

　　荣风年说，2013年，她所在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获批13个正高编制，27个副高编制，但医院有2000多名医护人员，编制明显不够，结果导致一些医生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更高层次，但由于职称不够，还是不能做本来能做的手术。

　　李元海说，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标准，麻醉医生应该按照1:2~2.5配备，他所在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60个手术台，本应配备大约150位麻醉医生，但该院实际仅有50位麻醉医生，连1:1的比例都不到，他们一年要完成的标准手术超过4.5万台，另外还有一些不需要进手术室的普通麻醉。

　　此外，随着医保全覆盖的快速推进，一些大医院就医人数陡增，但医护资源补充不及，“医生荒”的形势非常严峻。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说，现在大医院各种疾病“通吃”，但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缺医少药、得不到患者信任，影响了医疗环境和质量，造成大量医疗资源浪费，还导致大医院、骨干医生成为过劳的“重灾区”。

　　与就诊需求相比，医生队伍的建设却相对缓慢。多家医院反映，医学院毕业生一开始只能写病历，担任手术助手，5年后能做二三级手术，还算是悟性好的。一些医学博士，尽管经过医学院5年、硕士3年、博士4年的专业培养，但独立开展诊疗工作至少还要5年，而且还只能做三级以下手术，三四级手术还得骨干医生去做。

五策缓解医生过劳

　　第一，加快卫生系统组织变革，构建合理医疗体系。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现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呈现畸形“倒三角”，越是大医院资源越集中、患者也越集中。当前组织变革的重点就是改善县、乡基层医疗机构水平，建立转诊制度，让患者首诊在基层、小病在基层、康复在基层，促成“正三角”。

　　第二，增加医院编制，或者打破编制同工同酬。受访医院普遍表示，扩大编制、增加医生数量，是目前各家医院落实医生强制休假制度的前提。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妇产科主任荣风年建议尽快调研公立医院编制问题，制定适应新形势下综合医院的编制标准，补充各大医院的编制不足。

　　第三，完善医生考核机制，简化考试、论文、培训等强制性行政要求，并卸下医生为医院创收的压力，让医生把更多精力放在临床。

　　第四，提高医生待遇水平。荣风年说，她一个月做95台手术，每个月约600人次的门诊量，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拿到的奖金加津贴平均一个月1.5万元左右。“我这还是全院前十的，我从来不收红包，每个月，我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我的研究生，他们跟着我临床学习也非常辛苦。”

　　第五，加大宣传改善医患关系。山东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孙兆忠说，目前国家对医护人员宣传力度不够，社会上对医生的仇视情绪仍然很多，需要加大对医生美好医德的宣传力度，让医生也有尊严。■（记者/方问禹 席敏 李亚红 鲍晓菁，《瞭望》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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