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已迈进跟踪、并行、领跑兼有的新阶段 ■科技工作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 | |
“‘十二五’这几年是科技界发展、航天事业发展的最好阶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科技创新。“以航天领域为例，在一些重大航天工程的立项上，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支持；在重大航天工程实施之后，中央会及时对有关人员进行表彰，提出新的要求；重大的航天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到现场指导。”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两会上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我算了一下，仅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常务会专题研究科技工作就达到15次之多。”
万钢表示，当前世界正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也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突出创新驱动，其根本就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他认为，应抓住并用好我国经济“新常态”蕴含的战略机遇，加快深化科技改革，促进我国科技事业更大发展。
科技发展继续呈现良好势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田静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从发表的学术论文看，许多领域都已经走到世界科技研发的前沿，正在从“跟随者”走向“并行者”，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也越来越有力。
身在航天领域，梁小虹感慨道：“这几年是航天事业最好的几年。重大专项工程，国家给了十分充足的经费。在卫星应用领域也有了长足突破，如通信卫星、北斗导航、遥感气象卫星等，（项目）上得都比较多，反映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整体的科技水平进步非常明显。”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回望过去的几年，我国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等科研领域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也印证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足迹：
从2009年“天河一号”初出茅庐、到2010年首次超越“美洲豹”、登顶世界级超级计算机的“王者俱乐部”，至今，我国“天河”系超级计算机已经连续四次位居世界超级计算机榜首；
从2003年“神舟”五号初游太空，到2012年“神九”首次载人交会对接成功，中国成功叩开了空间站时代的大门；
从2007年10月我国首颗人造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到2013年12月“嫦娥三号”成功落月，中国探测器首登地外天体，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
2012年6月24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突破7000米级海试，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被称为“中国的GPS”的北斗导航系统广泛应用服务于国土、测绘、交通、救灾等领域，“高分二号”卫星推动民用遥感达到亚米级高分辨率，“快舟二号”成功升空，“辽宁舰”入列，运-20大型运输机首飞成功，高铁等重大技术装备走向世界……在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领域，我国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
在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大亚湾实验发现中微子新震荡模式、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全球首次实现量子通信100公里隐形传态等科研成果震撼世界科技界。
在关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的相关领域，一批突破性成果赫然在列。如我自主研制成功的首款相变存储器芯片，研制成功世界首台永磁悬浮旋转机械，国产CPU搭建的千万亿次计算机成功应用，亚洲最大全方位可转动射电望远镜正式落成，研制成功全球首个“戊肝”疫苗，首次高效人工合成青蒿素，成功研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实现体细胞重编程技术重大突破，杂交水稻百亩均产突破1000公斤，培育出世界首例赖氨酸转基因克隆奶牛，粮食实现了“十一连增”。
在今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万钢表示，我国科技实力和科技水平继续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已迈进跟踪、并行、领跑兼有的新阶段。”
按下科技改革“快进键”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的发展举世瞩目。但给我感觉最明显的还是改革带来的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科技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副理事长孙海鹰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孙海鹰认为：“这几年科技领域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科技工作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这可以说是整个科技界认识上的升华。”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产业创新模式发展的结果，是由技术推动向需求拉动和系统推动转变，同时也是国家强国富民的需求使然。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黄云指出，这几年高校科研成果申报和教师晋级职称评审方面变化也很大。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对教师、科研人员的评价，可能更多地注重“表面上的东西”，如期刊论文、专利数量、承担了多少国家项目、课题等，虽然也提要有应用、要有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在评价上并不明显。“这几年，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更注重产学研结合一体化，强调对行业的贡献，强调科研人员的发明创造、成果对产业应用的突破和贡献，更注重实效了，更加务实了。”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宏广说，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还亟须突破高端人才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成果转化不畅、创新环境不优等瓶颈制约。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但就业人口中，研发人员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从全球顶尖科学家分布看，美国以52.9%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英、德随后，占据近15%的份额，我国仅占4.7%。
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虽有显著增强，但尚未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的主体，还不能发挥创新主力军作用；以人为本的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转化的机制尚不健全；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管理方式尚待形成。目前科技管理中，重物轻人的倾向并未根本改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支撑依然不足。这些制约创新发展的障碍，都亟须通过深化科技改革来破解。
王宏广认为，只有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才能加快创新发展的步伐，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水平和能力。“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球综合排名第35位左右，而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如何支撑经济发展，如何破解‘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是摆在中国科技界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孙海鹰也表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科技创新，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他解释说，过去是高校院所和企业分离，前者不了解企业需求，有什么技术，企业就被动去接受什么技术；而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是发表论文、申请课题、获奖项目的多少，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相距甚远。这“不仅导致我国前瞻、高端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太少，也导致适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好成果太少”。
多位科技界别委员向本刊记者表示，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诸如科技立项与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结合不紧密，投入分散且低水平重复、效益低；科技人才和成果评价导向出偏；科研院所和高校没有有效地建立为企业服务的机制和体系、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对经济贡献不够大等问题，正在得到缓解和不同程度的解决。
孙海鹰则认为，目前科技界的问题，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而是好的科技成果太少。他解释说，从科技部等部委公布的数据分析，这几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交易额上升明显，技术研发和服务的占比均达到40%以上，技术转让只占10%左右；说明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比例正逐年上升。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创新环境的变化，合作研发有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也说明，目前科技界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知识转移成技术的能力不足。
梁小虹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要包容失败，要有宽松的科研环境。他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允许失败，在科研试验的初期就不允许失败。而搞科学试验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最初的导向就是不允许失败，一定会压制人们的创新热情，给科研人员造成压力。“不是说宽容失败，科研人员就不负责任，科研人员依然会如临深渊地工作。探索自然、研究科学，一定有未知，成功不等于成熟，成熟不等于可靠，一次成功也不等于次次成功。如果不允许失败，科研人员在设计理念上就自然会追求保守，相当于阻碍了科技进步。”
梁小虹举例说，如果研制一个产品，可以保证百分百成功，但不能满足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研制的产品只有98%的成功率，但能够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科研人员会怎么选择？如果不宽容失败，一定选择前者。如果允许在理论上失败的概率，有小概率的“不可靠”，会激励科研人员研制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能够引领潮流的产品。
其次，要有相关的政策措施，鼓励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梁小虹告诉记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有1万多名科研人员，有调查显示，新员工来了五年，创新能力下降一半。为什么？“因为每个科研人员日常都是从事系统工作的某一个环节。有些科研人员所做的工作只能是继承。能不能允许他们做一些个人创新？现在缺少相关的鼓励措施。”
王宏广、孙海鹰等表示，距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目标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而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还亟待提高。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换挡期，急需以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培育新增长点、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只有进一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扫清创新路上一切障碍，并形成强有力的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体制机制，才能保证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
前瞻布局科技发展
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科技规划纲要编制的启动之年。如何做好未来五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关系着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我国在世界科技格局中的地位，甚至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因此，着眼长远前瞻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和投入、加强高端人才队伍培养、建立创新评估制度、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等成为受访专家高度关注的问题。
梁小虹认为，科技规划的制定要有前瞻性，要有发展的眼光，做到未雨绸缪。“科技创新的规划一定不能短视，一定要把未来15年、20年规划出来，一张蓝图干到底。”他强调说，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理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领先和优于重大工程和专项，基础研究是本，根深才能叶茂，根不深，叶茂也不能长久。”
他说，我们搞航天的人，遇到的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是，往往既要进行工程创新，又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因为在工程创新的时候遇到了基础理论问题，而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又鲜有人做。“国家应该加大对基础理论领域研究的支持，基础理论研究平时看似作用不大，其实扎实支持了科技创新。”
陈群则希望未来发展规划能“选好一些关键科研领域进行突破。”他强调说，科研是有风险的，不是有投入必定有产出，“需要优化考核机制，对科学研究要有耐心，不要过于频繁地考核。我们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敢于做一些有风险、有挑战的研究。”
陈群说，高校的科研应更强调基础研究，重视小团队项目。“高校科研可能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但不大可能做到直接投入生产，走向市场还是需要再创造、再完善。市场需求在哪儿，企业更清楚。我们期望推动产学研的结合，希望企业能更多走上靠科技创新发展的道路。这既是服务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多位受访的科技界别政协委员表示，基础研究是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更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应更加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的投入。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争取到2020年达到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的10%以上。
田静认为，人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应彻底改变科技投入中“重物轻人”的做法。在科技经费的使用中，应遵从市场规律，从经费投入结构上充分尊重和承认人才的价值，实事求是地开支人员经费，引导科技人员把精力放回到实质性的科技贡献上来。应切实解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行政化”问题，为科技人员营造良好的成长和创新环境；努力培育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生态环境”。
他建议，在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同时，瞄准和抓住势在必争的战略性技术和产业方向，集中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带动企业与资本市场，打通“中间试验”（规模化生产）等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培育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迈过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的“门槛”。
孙海鹰建议，“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要以创新驱动总揽全局，从国家战略需要、民生需求出发，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出发，增强和大幅提高知识创新的能力；前瞻布局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领域，集中创新资源，重点突破；围绕国家建设发展需要和民生福祉，对信息、生态、环境等领域重点布局，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他认为，服务业是高校院所和企业间的“粘接剂”、“撮合剂”，应努力发展创新服务业，建立研发和成果转移的服务体系，切实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LW
记者/孙英兰 韩冰
《瞭望》2015年第11期
本期专题目录
发力“十二五”
■ 结构调整锻造增长“厚”劲
■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共同富裕路
■ 青山绿水离我们有多远
■ 改革开放新征程
展望“十三五”
■ “十三五”剑指“全面小康”
■ “十三五”复兴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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