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躲不开的转型阵痛
“中央轰油门，县里挂空挡；中央打方向，县里紧刹车。”面对新形势、新规则、新要求，有的县委书记在急速转型中动作变形、认识错位，感到不适、不安、不明。他们说，在中央要求、上级压力和群众期盼之间，我们有时就像电影《人在囧途》中的那些角色。
中部某县县委书记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央是时针，省里是分针，县里是秒针；时针转一格，秒针要转3600格。过去，秒针经常“抢跑”；现在中央校了准星，但一些新政策来得急，缺少缓冲期，秒针又跟不上拍了。
“真正的压力是怎么消化以前的不规范。”隔着会议室的条桌，这位身材高大、一脸英气的县委书记语速加快，透出一种焦急。
从2011年起，该县对城区内11家危险化工企业和环保风险企业进行搬迁升级改造，费用需20多亿元。当时政府给了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弥补企业资金不足；可去年以来，这些优惠政策无法继续实行。这位县委书记说：“土地财税政策上应给县级一个缓冲期、一点自主权，否则非常被动。”
西部一位县委书记说，清理政府债务来得也很陡，目前全县政府债务20多亿元，其中被叫停的BT模式10多亿元，银行贷款8亿元，县本级财政收入只有1.55亿元，还债高峰期来临，已影响各单位的工作运转经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如果不修路，群众就没法发展，但修路又会形成新的政府债务。
一些发达地区县委书记反映，国家土地、财税等一些关键性政策过于死板，没有给县域快速发展留余地。比如土地规划五年一调整，但发展形势却一年一变。东部一位县委书记说，现在农村的车辆越来越多，道路急需拓宽，但国家规定农村道路宽度不能超6米，超出就是违法供地，不超，又适应不了现实需要。
一些县委书记建议，国家在政策、资源配置方面，应向县一级倾斜；应相信县一级，把管用的政策、资源、权力给县一级，鼓励县级创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同多位县委书记坦诚交谈，察觉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劲风之下，一些县委书记内心不安，感觉自己像被挂在塔尖上的风铃，风动而心动。
“县委书记不好干。”一位县委书记仰脸望着记者，迷茫的眼神散发出无奈。沉默了一分多钟，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这些干部都是从那个时代污水河里蹚过来的，河里有很多污泥，不免沾在身上。当时有发展的正当性、目标的正义性垫着底，只要是为了干事，只要不装兜里，就觉得理直气壮。如今，我们有一种恐慌。”
“‘靴子’啥时落下来？”这位北方的县委书记话语风趣，谈笑间，突然抛出一个沉重的话题：“以前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现在不办就不办了，以前办的还得追究。”
无论是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的讨论课上，还是在与记者面对面的交谈中，信访维稳已成为最令县委书记“头痛”的问题，而其中“非正常理由上访”成为最刺骨的风。
一些县委书记说，现在正常到北京上访，国家信访局已不登记排名了，但对“非访”依然排名通报，要求我们必须当天接离。一位县委书记说，现在不怕有理的，就怕没理的；但多有“非访户”到北京，不去国家信访局，而是出现在敏感地段，主要想通过施压，让无理变有理。我们一去接人，就只能乱答应他们的条件，但答应又兑现不了，从而走入恶性循环。
谈起“非访”，东北一位县委书记有些激动。这位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到县公园散步，只要跟上他的步速，谁都可以边走边聊的书记也不禁吐槽。
县里有一个“非访户”，赴京上访原因是住宅拆迁安置中，他提出要净面积，公摊面积不能算到居住面积中。为此，他去年6次去北京上访。还有一个“非访户”，看到镇上的农民合作社挣钱，想加入被拒，竟3次去北京上访。为了息访，合作社把他安排到沿海卖土豆，卖好卖坏一天给200元钱。
一些县委书记说，“非访”不是上访，应该取消“非访”处置程序，公开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在加大反腐力度的新时期，由于触动了一些利益群体或满足不了一些人的无理要求，县委书记成为网络舆论和现实举报的“围攻”对象。
北方一位县委书记前几天接到一封信，写信人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并要挟说，我现在很困难，但我在岗位上接触过很多事情，不帮我，就把事捅上去。来信中还附了一封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抬头写的是中纪委和中组部。这位县委书记说，此人反映的供热公司改制问题，效果好账目清，经得住查，但这种事太多，一年总要摊上几起。
西北一位县委书记说，一天中午他接了一个电话，有群众反映因为排水不畅，家里的祖坟被淹了。“上访人来见我时，带着针孔摄像机、录音笔，当时我只要说一句错话，就会被网络‘围攻’。”
一些县委书记说，如果把县级比作一辆汽车，县委书记就像油门。但由于路径变了、行车规则变了、动力系统变了，油门还不适应，踩不灵现象经常出现。
一些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一大责任就是抓班子、带队伍、干事情。原先常用的一些激励干部的手段，比如在拆迁、招商等“中心工作”一线现场提拔干部，用目标考核重奖干部，目前这些招儿都不能用了。
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县里实行乡科级领导干部53岁退二线，把领导岗位倒出来给年轻人，干部职位跟水似的，能流动，现在中央规定不能“提前切”，必须干满60岁，结果县里7年之内干部提拔没空位。不光提不了，县里过去超职数配备的乡科级实职还有20多人、虚职还有100多人，消化压力巨大。
“现在不光给不了帽子，还发不了票子。”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甩了甩双手，面露无奈地说：“在物质激励方面，省里定的奖项还算数，县里已没权给干部经济奖励。以前，我们每年都要开干部奖励大会，最高奖一万元，现在一分钱奖不了。正向激励在基层很乏力。”
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县委书记依然在经历着系统性磨合的不畅感。一位县委书记说，目前法律执行仍存在弹性大的问题，像可伸可缩的皮筋。
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还建议，由于我国的执法体系根系不发达，执法资源仍存部门分割、分散的问题，建议在基层建立“一警制”执法体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采访一位省辖市市委书记，了解他对县委书记的要求。他说，县委书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强，中国国情复杂，政府不同层级的执政方式也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所不同。LW
记者丨林嵬 董振国 周立民
《瞭望》201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