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政府该做什么
■ 互联网类似于“电”。“电”作为基础设施，影响了以往各行业的业务流程和技术结构
■ 政府行动有三原则：推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先行先试，采取“包容性治理模式”
■ 文章值得一读
“互联网+”说得越里越多。如何理解“互联网+”，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力，哪些事可以交给市场，值得认真探讨。
怎么看待“互联网+”
事实上，与“互联网+”有关的尝试早在移动互联之前，已有很多实践。以媒体和银行为例，此前的互联网媒体和网络银行，就是“互联网+媒体”和“互联网+银行”。
但这一时期的“互联网+”，某种程度上只是把网络作为传统业务领域的延伸，只是“传统新闻内容”在网络平台上的展示，或“传统交易窗口”在网络上的延伸，互联网还只是一个工具，并没成为其自身经营的能力和基础条件。
真正的新媒体怎么做呢？它并不是采集内容去发布，而是以网络、网民创造内容，通过社交、互动来让内容不断演化发展。它本身的商业模式和逻辑，与传统媒体的记者采编非常不同。
可见，只把互联网作为工具，将内容在网站上展示一下，并不是“互联网+”。
“互联网+”，不是一个产品、一个高新技术产品，虽然很多企业向政府申请时说自己是软件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但应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基础设施。
互联网类似于“电”。没有“电”之前，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采矿业、运输业、媒体业都存在。有了“电”以后，它融入了所有的行业，成为基础来推动别的行业发展。
在用“电”的情况下，商业模式、技术模式、生产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而并不是简单地将“电”作为简单技术对工厂进行照明。“电”的加入会对业务流程和技术结构产生影响。
“互联网+”对行业的改变也应该是类似的改变。
“互联网”怎么“+”
要融入行业本身，而不是简单地“+”一起。今年以来的“互联网+”热潮中，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陷入到“+”的恐慌中，觉得自己还没触网，竞争对手触网了，就感到非常危险。或者别的行业触网了，自己所在的行业没触网，就认为整个行业都可能被颠覆。但是，怎么“+”，既包括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上的考虑，实际上也包括一个时机的问题。
教育和医疗尤为典型。“互联网+教育”是未来，是“金矿”，受到众多资本追逐。然而，“互联网+教育”实际上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而是在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已经谈了十年“互联网+教育”，仍然没有看到在中国有成功的“互联网+教育”的模式。
“互联网+医疗”也类似。现在大家讲“互联网+医疗”，只是说怎么解决挂号问题、怎么解决排队问题，在未来也许还能衍生很多模式。卫生部门提出，希望未来每个家庭都有家庭医生，一个家庭医生负责2000人、600个家庭等一系列的计划。可见，只有向医疗技术方向走，才会真正实现“互联网+医疗”。
也就是说，有些趋势或有些行业看上去一定是未来，但是未来的门还没有打开。大家都在试，资本也在投。但到今天，还没有一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的模式是在市场上得到一致认可并成功实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互联网+”不应该是在这个时期一热，大家就同时冲进去。我们也看到在“互联网+”的热潮下，有人已经提出有没有泡沫、会不会过热等问题。怎么在这个热潮下冷思考，显得非常必要。
这个也会影响到政府制定“互联网+”的政策。比如，是不是应该所有的政府部门，或者所有的产业都去试？我们觉得确实不应该这样。“互联网+”一定是未来，但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具体的业务在什么时候“+”，既不是现在口号倡导的，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真正由互联网在那个领域逐步创造出商业模式，即最终还是由商业来判定。就像一些成功的领域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商业模式创造出来以后再来应用。
反过来说，“互联网+医疗”现在要不要“+”？我们觉得医疗可以从挂号、解决排队、看病难等问题入手，逐步会有一个过程。先“+”某些点，再在这里面寻找机会，再创造成功的商业模式。最后可以自然淘汰出来哪些“+”的方式是对的，哪些“+”的方式是不对的。
那么，如何冷静面对“互联网+”的全面渗透？大家都非常认同“互联网+”已经不只是加一个产业、生意、垂直服务领域。“互联网+”是全社会在“+”，这是第一个由政府引导和提出来的。“互联网+”不仅加了餐饮、地理信息、用户数据，整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要把政府、政策，甚至法制、政府的管理机制、社会的管理机制都进行“互联网+”改造，才有可能配合产业发展。如果单纯作为一个业务或者一种产品形态，或者一个行业的形态来看“互联网+”，未来一定解决不了“互联网+”的问题。
何谓“互联网+”的政府思维
“互联网+”的变化过程里，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哪些是应该企业干的，哪些是应该政府干的？“互联网+”一热起来，一些省市相关部门曾与我们深入探讨，能不能构建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他们再把上游的融资、辅导培训、上市都整合进来，腾讯在平台上推动产品。他们有场地、能给资金、能吸引互联网开发者来。实际上，这种思路还是站在政府传统招商引资的基础上，“互联网+”不应是这样的。
政府存在要不要投资、要不要直接介入的问题。我们觉得需要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哪些是市场可以做的？比如融资、创业。实际上企业有比较成熟的创业平台，而且在融资、上市等领域有完整的配套体系。目前“热钱”已经很多了，政府在这里投入可能价值不大。
有些地方政府希望他们的开发者在腾讯平台上能有更大的支持力度和优惠，并询问腾讯能否进行投资鼓励。但对于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互联网企业而言，从商业上是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整个互联网都是一个开放的创业平台，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一家企业不需要培育一批人、一个创新基地，来从里面抓未来的苗子。
因为在整个国际范围内，谁的“互联网+”业务和技术出彩，完全可以直接用资本收购它，可以把最好的拿过来，为什么要先去“种地”呢？而且，在最终“互联网+”的胜出市场上，也可以看出谁的菜种得最好，而不用去管自己应该在哪一块儿地上种菜，只需要看最后的结果。政府也应该有这种思维方式。
“互联网+”的政府行动原则
目前来看，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上，有三方面议题应该特别给予重点关注。
其一，政府应推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这类基础设施，除了云计算、带宽、鼓励创业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即对数据的使用和整合能力。目前，国内不同的城市在这方面的能力差异太大。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很难找到掌握着这个城市所有权威数据的相应部门。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些省份虽然很偏远，但是政府一直在收集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上做工作，反而数据的整合能力更强。比如宁夏，直接就有十个领域的业务是可以直接上“互联网+”的。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政府拿不出可以直接用的数据，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去整合、协调再应用。所以，在基础设施上，政府除了硬件、带宽等建设，还应该特别关注大数据的采集、使用和整合。
例如，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但好像没有人把“一带一路”和“互联网+”放在一起。我们在与“一带一路”涉及城市的沟通过程中，大家基本上还是谈交通设施，没有一个城市谈到怎么用数据去解决“丝绸之路”的问题。从山东开一列火车到欧洲是一百年前就可以做的事情，甚至古代用马匹都能走出这条线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整合数据、使用数据是对“一带一路”更核心的纽带作用，是打通中国和中亚、欧洲更重要的线路。我们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些基础建设上有更超前的做法。
其二，政府先行先试。
“互联网+”有很多是需要去引导的，尤其是政府和民生。一方面是商业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带动“互联网+”；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应该率先在民生领域，在政务领域去用“互联网+”。这应该是政府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着重去做的，其他领域应该尽量交给市场、交给商业模式去创新。
其三，政府管理“互联网+”需要“包容性治理模式”。
在治理模式上，应该用“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来看待“互联网+”的问题。
最典型的像互联网金融的问题：远程能不能办证、能不能开户的问题。比如，微众银行正在摸索互联网金融到底怎么做，其中一个定位是微众银行要做中国第一个不设实体网点的银行。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开户要用资料进行身份认证等，技术完全可行但政策上还有问题。这些应该尽快打通。还有一个是微众银行准备发行无实体的信用卡，这又跟现有的政策和法规冲突。这些法规容不容易打通？坦白来讲是容易打通的，但政府的行动有多坚决、有多快才是重点。
在政策和治理模式上，应该用“互联网+”里面产生的内生治理作为政府的治理。什么叫“内生治理”？我们认为，是在商业模式里创造出来的，为了完善这个商业模式而做的管理机制。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冲突比较明显的出租车问题。出租车行业改造既有存量的改革，也有增量的机会，但因为存量的矛盾而不敢去动、不敢给新的增量机会。
这其中就有几种说法：第一，说管得不好；第二，存在偷税漏税。实际上，恰恰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传统体制管得太窄了，才会有黑车，才会有偷税漏税。出租车的管理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为了管得好，政府要发牌照认定。现在所有专车司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认证情况，不仅是专车运营公司会掌握，在网上打车时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个司机的情况，包括信用基础和别人的打分等。在整个打车的过程中，车走在哪里、多少钱，是完全在网上有即时的反映和记录的。假如担心安全问题，家人可以随时看到这辆车走到哪里。这种内生的商业机制的管理比原来的行政管理更直观、更有效率，而且保障地更严密。这种内生的管理，怎样变成政府对新的“互联网+行业”的治理模式，怎么把商业的转成政府的治理模式，就显得非常重要。
未来“互联网+”对中国的经济体量发生作用，必须要有大块的业务、大批的领域进入“互联网+”，比如交通、医疗、教育、农业和生产。以交通、教育、医疗为例，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变。比如，医疗方面是比较积极的，甚至是比较细节的，包括怎么去看病，怎么做家庭医生，怎么用互联网等。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方式效率很低、成功几率也不高的。医疗的问题也应该让商业、让市场去尝试，包括医疗机构和互联网行业。
在尝试的过程中，当有像滴滴打车这样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时，政府要做的就是怎么去对接、去过渡、去放行。也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治理模式的时候，以接入为考虑点、以放行为方法。在商业环境中，不成功或者得不到验证，就必然会死掉。已经成功了、被市场接受了就意味着存在商业价值。这种模式比政府直接去制定怎么“+”、怎么开放要有用、有效率得多。
刊于《瞭望》2015年23期，作者为腾讯副总裁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转载请标注：瞭望【国是论】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