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第七年，世界经济有何新态势与新动力？
■ 今年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七年，世界经济仍在努力寻求坚实的经济复苏。
■ 多位资深世界经济问题专家就世界经济趋势和特征，如何创造加快经济增长的“新势头”，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仍在逐步复苏，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会小幅放缓。IMF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在改善，将由2014年的1.8%升至2015年的2.1%（比4月预测值低约0.3个百分点）和2016年的2.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放缓，将由2014年的4.6%放缓至2015年的4.2%。
用IMF总裁拉加德的话说，世界经济需要注入可以克服“新平庸”的“新势头”。世界经济呈现怎样的趋势和特征？如何创造加快经济增长的“新势头”？中国发展面临哪些新机遇和挑战？围绕这些问题，多位资深世界经济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专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拼音首字母为序）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甄炳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世界经济有何趋势？
低增长和大分化
▶ 陈文玲：2015年世界经济除了个别国家复苏势头强劲，总体上还是维持低速增长常态，主要因为：一是当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自身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目前实质性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资本失衡、发展失当、民主失真、市场失灵、治理失效、贫富失调和生态失衡等七大问题，使得全球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共同困境，而这是由于个别国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政客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局部的市场力量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冷战思维形成的旧机制、旧规制凌驾于新规则之上，地缘一体化凌驾于全球一体化之上等五个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所造成的。
三是从更长时期来看，本轮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将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新常态。由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内部结构型因素和外部环境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自身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中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必然趋势。同时，受发达国家超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影响和推动，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态势会随着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博弈而发生变化，金融市场将动荡不定。
世界经济的形势变动和分化今年还会加剧，呈现四大分化：
一是“美扬、欧缓、日衰”，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分化。
二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
三是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四是大宗商品市场走势和金融市场的走势发生了分化。
▶ 甄炳禧：从未来5年来看，据IMF预测，2016～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预计为3.8%～4%，尽管低于2003～2008年的4.8%，但高于2011～2015年的3.5%；全球贸易量年增长率将为5.6%，低于2003～2007年的8.2%，但高于2011～2015年的3.7%。因此未来5年世界经贸增长将有所加快，尽管仍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5年的经贸增速。
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全球需求仍然疲软，经贸发展还会受到诸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干扰。
随着美欧经济增长加快及一些新兴大国经济增速放缓，大国竞争将更趋复杂，在综合实力、经贸规则、市场定价权、国际货币领域的博弈更为突出。
在综合实力竞争方面，新兴大国在经济规模上赶超守成大国为大势所趋，但在科技、军事等方面差距依然巨大。
在新一代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竞争方面，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和引领新一轮规则制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
在国际市场定价权竞争方面，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俄罗斯、美国等为代表的非OPEC产油国，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主要消费国将围绕油价定价进行博弈。大宗商品定价权仍将主要由生产大国、垄断集团及西方财团掌控。
在国际货币竞争方面，美元与人民币博弈趋于激烈。近年来美元地位有所加强，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和美联储加息，美元强势态势仍将持续。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获得实质性进展，人民币已跻身全球五大支付货币。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运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将不断增大，但发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得到全球市场认可尚需时日。
▶ 陈文玲：世界经济增长与货币金融、政治和外交等政策相互交织，经济发展的不确定风险增加。从今年和稍微长远一点的时间看，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有几个大的变量值得注意。
变量之一：全球货币政策的博弈与分化。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差异，从根本上来看，在于各国自身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化。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将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也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大大增加。
变量之二：政治外交博弈与经济交织影响加深。当前大国间战略性经济关系已成为引发新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的“矛盾丛”，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既有规则之间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都体现、渗透和影响其中。
变量之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主题，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变量之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与融合。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和融合掀起的产业变革，将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变量之五：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和政治博弈交织更加紧密。本轮油价下跌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态势不仅仅是由于供求等经济方面的因素，还体现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外交因素与经济交织影响在不断加强深化。
▶ 李长久：世界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包括：金融隐患和风险仍然很大；世界贸易增速放慢；气候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地缘政治危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政局和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其中，美国上调利率导致美元升值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货币政策分歧威胁全球经济，特别是正在冲击增速已经放慢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
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力解决地缘政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防范新的全球金融危机，遏制贫富差距加大，深化全球治理改革，才能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如何创造加快经济增长“新势头”？
结构调整和创新
▶ 陈文玲：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与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其转化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开拓新市场。本轮经济危机推动了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创新引领经济转型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利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高端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美国宣称，未来20年通过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等重构制造业的竞争格局，“工业互联网”概念开始推广。与此同时，德国提出了“工业4.0”。日本也加大了对人工智能和3D技术应用方面的投入和政策优惠。中国走向工业智能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14年10月，中德两国签署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其中工业4.0方面的合作是重要内容。
但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术的应用，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明朗，内部实质性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从2015年和更长时期来看，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与融合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不论是工业4.0还是互联网工业，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质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等的出现与融合。在这场革命中，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人工、机器的方式，制造业开始走向数字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产业形态，如智能制造，供应链重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现代流通对制造流程的再造，能源革命等。
▶ 张茉楠：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来的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使全球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开始检讨“去工业化”政策。
美国政府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以及《出口倍增计划》等诸多法案，提出优先支持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振兴汽车工业。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建立适应先进制造业技术工艺、快速高效商业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10年内建成45个面向不同领域的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研究新组织。
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
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22个重点方向。
▶ 李长久：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是发展网络、核心芯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但也注重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升级，提高其活力和竞争力。新兴经济体面临更紧迫的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寻找新的增长点的任务，但竞争激烈，难度也更大。
▶ 甄炳禧：应吸取美欧“去工业化”的教训，避免走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后“再工业化”的老路。对中国而言，实现制造业向高端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但这不能以放弃广大传统产业的优势为代价，而是在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还要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
中国应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和智能化需要进一步开放，特别是进一步改进引资的环境。应借鉴美国建立全国制造创新网络的经验，推进我国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和新兴产业的合理区域布局。同时，加强企业、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
▶ 张茉楠：从全球发展大趋势看，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新的转型期，各国战略力量的争夺焦点更在于主导权之争，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为了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各国均加大力度，全球创新竞争手段更趋多样，且日趋激烈。
首先，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争夺十分激烈。
其次，科技全球化形成全球创新网络。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的方式和特点，共建大科学工程、开展全球性重大问题合作研发、基于互联网虚拟平台协作研究、从科学问题延伸至产业合作等成为新方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高技术管制不断加强，美国、欧盟等已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技术监管体系，形成“创新挤出”和“创新控制”。
再次，随着技术全球化浪潮来袭，全球贸易保护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隐蔽。
第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研发支出上有拉大的趋势，很可能导致新的技术鸿沟产生。
第五，规则标准与主导是未来全球竞争核心。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技术专利和标准控制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
最后，争夺创新人才已成世界各国战略手段，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争夺十分激烈，相比之下，中国创新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中国发展面临哪些新机遇和挑战？
▶ 甄炳禧：未来五年，世界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但总体上看，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对外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谈谈机遇：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总体有利。全球需求随着经济增长有所扩大，有助于中国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尤其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扩大，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互联互通的加强，海外经营环境的改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巨大商机。此外，全球新能源和页岩能源发展方兴未艾，能源生产持续增长；其他大宗商品供给充足，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价格将稳中有降。
第二，新的工业革命有助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新的工业革命在引发中国科技创新和应用的同时，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新的工业革命还带来产业组织变革，将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三，全球化新发展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恢复增长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大海外经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贸易多边谈判继续推进的同时，中国的多边、双边自贸协定商签和实施步伐将加快。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有利于提高中国在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也有利于中国规则与美欧规则对接，于中国长远发展有利。
第四，在大国竞争方面，时势总体于中国有利。从全球大趋势看，中国等新兴大国持续发展，美国等守成大国相对衰落，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从中国自身实力发展势头来看，中美经贸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此外，大国竞争加剧的同时，也将加强相互协调合作。中国与美欧日通过双边对话机制和G20等多边机制加强协调，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间的协调合作也将进一步深化。
存在的挑战有：
第一，西方货币政策调整使新兴市场波动性增大，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风险上升，对“一带一路”建设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第二，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与低梯度发展中国家加速承接产业转移并存，将对中国制造业构成“三明治”式压力。
第三，全球自贸发展不平衡对中国的挑战不可低估，各种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利。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日益多样化，管控风险能力有待增强。
第四，中国将直面大国竞争态势的挑战。尽管世界经济格局“南升北降”为大势所趋，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力量对比“北强南弱”态势难以根本改变。目前，以购买力计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总量的52%，但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名义值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5%左右。
尽管中美经贸规模差距明显缩小，但两国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犹存。就贸易和投资而言，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额仅为美国的1/2，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美国的1/9。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在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制定中仍占有主导地位，中国等新兴大国总体上仍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由于中国持续较快发展和实力上升冲击现有国际利益格局，西方对中国的防范、牵制和施压增强，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疑虑戒备也有所上升。
▶ 陈文玲：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脆弱，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我们需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主动的姿态，从战略的高度提升我国抵御和防控外部风险的能力。
首先是顺应世界大道，尽最大努力推进全球利益最大限度实现。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要求全球进入共同治理，建立共同秩序、共同规则的新时代。共同治理需要实现六个“共”：共存、共享、共治、共进、共赢和共建。我们要有长远眼光，特别要注意多做带动大家都发展的事情，团结带领大家同走繁荣昌盛之路。在当前形势下，就是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全球市场增量的开拓，带动沿线乃至全球各经济体的发展，避免由于全球市场存量争夺可能带来的冲突，造福全人类。
其次是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制定和部署我国经济政策。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我国“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有效。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适时调整我国外汇储备，促进储备资产多元化。
三是从战略高度构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贸外交关系。当前经济发展与政治、外交等政策交织影响不断加强，因此，处理好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
四是以更主动的姿态多路径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探索多种路径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继续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积极推进“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的落实。LW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皇甫平丽
刊于《瞭望》2015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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