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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2015-09-03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


▲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拍摄的毛泽东身穿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


◎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危急关头中共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组织游击队开展东北抗战,并与国民党爱国军队和各抗日武装初步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

◎ 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


▲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在西安谈判后回到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重大推进作用。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 1937年2月至8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多次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图为事变爆发后第6天(7月13日)毛泽东的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全国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8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

◎ 在上述积极推动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提出通过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

◎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指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

◎ 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1937年刘少奇回延安时留影。


1936年春,刘少奇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赴华北领导白区斗争。

1937年8月初,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太原组建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

北方局努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华北各地恢复组织,发动民众进行武装抗日。


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的周恩来。


◎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周恩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武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并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工作。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于1938年2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 朱德和彭德怀在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驻地。


◎ 1937年8月20日,朱德、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表《留别西北同胞书》,表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不做亡国奴,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去英勇杀敌,以此答谢西北父老兄弟姐妹。

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


▲ 1939年任弼时在莫斯科。


◎ 任弼时在1937年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一道,在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的领导工作。

1938年春,他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以求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实际的了解。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1940年3月回到延安,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 朱德(左四)、任弼时(左二)等在山西省五台山驻地。


◎ 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八路军挺进敌后,捷报频传,有力地支持国民党军作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一千余,缴获日军大批辎重武器,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 一二九师领导人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合影。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


◎ 1938年1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创建了晋冀豫、冀南和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领导在前线观察地形。左起:甘泗淇、关向应、周士第、贺龙。


◎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〇师在敌后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一二〇师打垮了敌人第一次大围攻,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8年8月以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成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


▲ 图为1937年刘少奇回延安时留影。


◎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1个独立营。随即奔赴抗日前线,给敌人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造成严重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新四军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开辟淞沪、杨中、皖东、豫皖苏边等地区。


▲ 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毛泽东(前排左二)、王稼祥(前排左三)、朱德(前排左四)、项英(前排左五);陈云(后排左一)、秦邦宪(后排左二)、彭德怀(后排左三)、刘少奇(后排左四)、周恩来(后排左五)、张闻天(后排左六)。


◎ 日军占领武汉后,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广泛地团结了中华民族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是凝聚抗日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的政治形态和重要途径,铸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固长城,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


▲ 1940年春,朱德(左二)赴河南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左三)进行谈判,共商抗战大计时,与卫立煌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郭寄峤的合影。


◎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旗:当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时,主动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当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后,仍然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困难局面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抗击和牵制侵华日军主力,同时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从而在惊涛骇浪中保住了国共合作的大局,从而成为中国一切反侵略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山西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广大群众拥护抗战,反对投降。


◎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的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指引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 “百团大战”时,彭德怀在炮团哨所,当时距敌只有500米。


◎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赢得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动员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历时3个半月,进行了1824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


▲ 1941年,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左一)、代理军长陈毅(左三)和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于江苏盐城合影。


◎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进步力量对国民党摧残抗日力量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临严重的局势,中国共产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实行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从而使国共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加强了新四军的领导。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了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担负起华中敌后的抗日任务。


▲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大力倡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


◎ 1941年起,日军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在日军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清乡”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实行对敌斗争等“十大政策”和“敌进我进”方针,不仅对战胜极端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转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 1941年冬,周恩来(左四)、董必武(左二)、邓颖超(左六)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接待美国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左三)时留影。


◎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决定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丰碑。


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图为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赵超构等。


▲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全党达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中共七大闭幕不久,中国抗日战争即转入全国大反攻阶段。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1945年8月,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刊于《瞭望》2015年第33期

图文|中央文献研究室

执笔人|史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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