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专访屠呦呦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n0167qibkbl&width=500&height=375&auto=0
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从5日晚间获奖消息传来，屠呦呦家中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祝贺的、采访的，她的老伴儿李廷钊一边帮着招呼记者落座，一边忙不迭地接着持续响起的电话。
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她的声音清脆，口音夹带着浓浓的宁波味道。
秋日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客厅，把米黄色的沙发照得很亮。年过八旬的屠呦呦身着紫红色飘带领衬衫，外披一件驼色勾花针织开衫，整洁利落的卷发全部梳向脑后。由于听力原因，她向记者的方向前倾身体，专注地望着记者的眼睛。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这是记者翻拍的工作中的屠呦呦（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这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新华社发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20世纪80年代初，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屠呦呦在进行科研工作。新华社发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展示奖杯和证书。新华社记者 王成云 摄
“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说。
2002年，卜鹏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掌声和鲜花都在向着这批代号“523”的人群聚拢。
屠呦呦的书柜中，大大小小的奖状、奖杯、出席证、获奖照片摆满了格架。摆在正中的是2011年赴美接受有“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时，老两口与大女儿一家在白宫门前的合影。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图为在屠呦呦家中柜子里摆放的部分个人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杯。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相信屠老师的获奖能够极大推动我国乃至世界对传统植物药研究的热情，同时会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于创新药物的研发，向包括艾滋病在内的顽疾挑战。”卜鹏滨说。
因为身体原因，一个小时的采访过后，屠呦呦面色有些疲倦，但只要提到青蒿素这个字眼，她全然不顾老伴儿的提醒，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记者丨吴晶、胡浩、王思北
编辑丨令伟家、郑晓奕、白瀛、李柯勇、李萌
转载请标注【来自瞭望微信】
点击【阅读原文】 下载瞭望客户端
更多精彩，请订阅《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