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② |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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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再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下简称“六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党内的规章制度，提出把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回顾这个七十多年前“严纪律，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对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启示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1938年，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一年多，战争正处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形势更加严峻。“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在这紧要关头，加强党内团结，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模范先锋作用尤为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得出经验：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只有坚持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刘少奇在六中全会上同样提出：“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这些重要的论断共同阐明了党的纪律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在六中全会召开前三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等三个决定，届时提交六中全会讨论通过。这三个决定，成为了当时和后来一段时期，“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全党的模范”的基本纪律和规矩。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他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因此，加强纪律建设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纪律教育，既要“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又要“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
二是强化纪律和规矩的制定，从中央至地方的领导机关，“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启示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六中全会纪律建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决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强调全党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责任
在六中全会召开前不久，党内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最终被开除党籍的恶性事件，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究其原因正是对党的政治纪律的破坏。毛泽东指出，张国焘是党内两面派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党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最终发展造成“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恶劣后果。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核心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举动，关系到政治生活的一言一行。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三个重要决定中都有相关内容的直接规定。
例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这一条旨在坚决消除党内“两面派”的行为；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规定“凡党员受各级组织的处分不服，要求取消或改变处分者，得按级向上级党委控告，直到中央，但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的言论行动。”这一条要求党员干部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而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搞对抗组织的行为。
启示三，严明党的组织纪律。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六中全会之所以起到“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作用，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作为保障。
组织纪律的核心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中规定的“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而这正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
毛泽东重申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极具针对性的。1937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随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与毛泽东、张闻天有不同意见，表现出对中共中央的不尊重，甚至闹某种独立性，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破坏了党的凝聚力。
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认为，发扬党内民主是必要的，可以高度地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但是扩大党内民主不等于民主极端化，搞放任主义。因此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既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能力，又使党的行动在有序的框架内进行，实现党的组织“团结如一人”。
为此，毛泽东将中共二大的“两个服从”和其他几项组织纪律原则加以总结，提出必须要坚持“四个服从”，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还指出，“四个服从”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是“不容忽视的原则”，谁破坏这些原则，“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损害。”使党的组织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肩负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LW
文/高阳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刊于《瞭望》2016年第26期
原题为《再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改造我们的学习》
—— 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新解
文/牛丽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在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争取抗日胜利极为困难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下大力气整顿学风？这是当时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可不为之事，亦是不得不为之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在其成立后的二十年间，历史已多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结合之时，便是取得重大胜利之时；两者背离或者结合不好，则会出现非“左”即右的错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重创。
之所以会出现“左”右倾错误，并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想把革命事业搞好，而是有些共产党人在思考、处理问题时遵循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唯书、唯上、唯主观愿望。“书”指的是马列经典，“上”指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中共的高级干部中，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留苏学生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要么想当然或照着本本办事，要么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原封不动地搬运苏联经验。
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文献
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还未能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总结，特别是未能从思想上找出根源、彻底加以纠正。1940年3月，王明出版了自己于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名为记录“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实则宣扬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当时的八十万中共党员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后入党的新同志。由于王明等人在苏联系统学习过马列经典，又有共产国际作为后台；当主观主义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很容易就有了市场、有了拥趸，迷惑了许多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知之不多的同志。王明的这本小册子，在延安接连印刷了好几版，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如此一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看待马列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事关党和革命前途的大问题。
皖南事变造成的惨重损失使中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40年末，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打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搁置了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惨痛损失，近万人无辜被歼。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且取消其番号。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思想上有“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消除主观主义的影响绝非易事。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完整概念。但要引起全党的重视、扭转党内错误认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
为了彻底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演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心态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命题，指的是重实际、重考据的治学、求学、办学思想。毛泽东古为今用、化旧为新，对这句古语做出了马克思主义新解：“‘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坚持“实事求是”，基础在于搞清“实事”，关键在于完成“求是”；而探求的过程，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使认识不断地修正、发展，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亦是必由之路。
“实事求是”，这摘自《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四个字，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准又通俗易懂的概括，与其原本含义有了本质的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创造的，要求人们不断求得理论和实际、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绝不是简单地背诵词句、空谈理论；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都应该信守的原则，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这不仅是科学的工作方法，而且是纯洁党性的表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更是革命不断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报告把反对主观主义直接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揭开了全党整风学习的序幕。从此，“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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