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撤留之间，乡村学校“空心”之惑
◆ 编选了《瞭望》近期两篇聚焦乡村学校问题的报道：一篇在“师多生少”之惑，另一篇则试图探索解决方案
◆ 各地有自己的具体情况，经验难以普适，解决问题需要整体统筹、多方合力
◆ 两篇文章分别为：《乡村学校“师多生少”，撤留皆成愁》；《这所乡村学校生源为何逆势上扬》，此前我们还刊发过 ☞ “空心化”挑战农村教育布局
乡村学校“师多生少”，撤留皆成愁
记者/贾立君
乡村学校萎缩现象并不鲜见。而与其他地方“缺师少教”情形不同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一些乡村学校“师多生少”，难以为继，学校是撤是留，成为困扰政府、学校、师生及百姓的一大难题。
34名教师与19名学生
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团结乡台基庙村，绿树环绕的校园，突兀在夏日阳光下。
沿着直通学校大门的旧砖甬道走进去，两侧各5栋红砖红瓦平房。道边枝桠稠密的圆冠榆树上鸟声啁啾，第一、第二排门窗紧闭没有人影，未硬化的土院里野草杂生，静谧得如同放了暑假一般。到了第三排，偶见房门敞开，依稀有人声传出。站在小学校院子里，环顾占地1.86万平方米、比两个足球场还大的寂寥校园，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所拥有近千名师生的学校。
“我不是什么校长，只是这个教学点的负责人。”55岁的高峰岗说，这所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学校，新世纪初还有900多名学生、70多名老师。如今，98间房子只有两间教室在使用，“学生少了，只能搞‘复式班’教学，共34名老师、19名学生”，这些孩子中还包括一个不久前插班的学前儿童。
▲5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团结中心校台基庙教学点的师生们正在上课
瞭望记者看到，两间教室都是土砖铺地，寥寥数人，每人一个小课桌。一、二年级教室里，一年级4名学生临窗而坐，二年级2名同学课桌靠墙；三、四年级教室里，各6名同学，中间的过道即是“班界”；讲桌上置两套教材，老师讲罢这个年级的课，再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
在一间约20平方米的教师宿舍里，四张铁床占去大部分空间，几名老师或坐或卧聊天；陈设简单，四壁空空，地面与教室一样，土砖上洒了水，清凉一些，冬天需烧炭炉子取暖。若不是在校园里，这会让人以为是民工宿舍。
“我们这里原来也是个很大的学校。”老师们七嘴八舌地说，近年生源逐渐递减，到2010年只剩400多名学生，到2013年又缩减为100多名，特别是2014年六年级毕业生离校后，只余50多名学生。去年秋季开学，五年级1名学生被合并到了几公里外的团结乡中心学校，这里的行政机构同时撤并，成了团结中心学校的一个教学点。
生均成本10万元
“打扫卫生的老师都是高级职称。”高峰岗告诉记者，学校教师中7人为高级职称，其余都是副高职称，人均月工资5000多元，最高的7000多元，在当地可谓“高薪阶层”。
高峰岗说，“师多生少”工作不好安排，17人请了“病假”，他们叫“坐休”；在校17名教师中，他是教学点负责人，2人管档案、4人搞后勤，其余均任课，另外临时雇了个看校门的。一位教师坦言，他们工作量最多的也只有城市学校的一半。
今年35岁的白晓红，是学校最年轻、学历最高也是唯一的女老师。200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她，2009年作为自治区首批“特岗教师”来到这里教英语，其余都是“民转公”教师，年龄均在50岁以上。
“这里的孩子特别可怜，基本都是留守儿童。”白晓红说，14名住校生中5个是单亲家庭，有的孩子离家几十公里，周末不想回去，因父母大多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在家留守，学校吃得好一些，还有同学做伴；尤其是，三年级6个孩子中有3人智障，“话都说不清楚，啥也学不了。”最令她担忧的是，学生“毕业一届少一届”，甚至面临断层。
兴和县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全县尚有类似教学点9个，共134名教师、133名学生。教师年龄结构、思想意识、教学技能与城里有较大差距。最令他们担心的是安全问题，“人多了，往往会人浮于事，而学生年幼，还有一些智障、残疾生，管理难度大。”
内蒙古乡村学校“师多生少”现象，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和外流人口最多的乌兰察布市。眼下，全市41个乡村教学点，共有教师668人、学生559人。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白向群此前在台基庙小学调研时算过一笔账：乡村10多名学生的教学点，与乡镇100多名学生的中心学校所需费用差不多，像台基庙小学这样的教学点，连同教师工资在内，年需财政拨付200多万元，生均维持成本10万元以上。
或撤或留皆是愁
不久前，内蒙古教育扶贫工作现场会在兴和县召开，这里的乡村教育现状引起教育界人士广泛关注。有关教学点撤留问题，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
有人认为，教学点普遍已处于一种“留守”状态，难以为继，应全部撤并到乡镇或县城学校，让所有孩子都接受较为优质的教育。
也有人认为，学校是农村最有文化的地方，甚至是“灵魂支柱”，不能撤。乡村学校生源减少成因复杂，其中十多年前大规模“撤乡并镇”时，许多乡村学校一夜之间随之撤并，使得众多农村牧区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必须到较远的城镇学校住校；“撤校”是“城镇化”的产物，也是农村“空心化”的结果之一。
“留下的都是没办法走的人。”台基庙小学的老师们说，“如果这里没有学校的话，孩子们连个念书的地方都没有了”，况且教学点往往辐射几十公里内的上百个村庄，或多或少会有入学需求。
台基庙小学四年级学生樊燕、刘佩文说，因为村里的小学被撤并，她们一年级开始就在这里住校，希望下半年还能在此上五年级，毕竟离家近，否则就得到更远的地方求学，家长目前很犯愁。
“进不得城回不了乡”
乌兰察布市之所以成为内蒙古乡村教学点最多的盟市，是因“城镇化”进程较慢。全区其他11个盟市的乡村学校，几年前大多已被撤并。那么，撤并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真是害苦了，三个儿子两个离婚。”武川县上秃亥乡一位老人叹息道：因附近的原东土城小学被撤，大儿媳和三儿媳分别到10公里外的县城“陪读”，“每天给孩子做完饭没事干就打麻将，时间长了让别人给混跑了”，无奈之下，原本种地的两个壮劳力儿子只好进城“陪读”、打零工。
“我们村里原来的小学让撤了，弄得好多人家‘妻离子散’。”武川县上秃亥乡乌兰桃力盖村几位农民围着记者说。这时，一位老人骑摩托车从马路上下来，“他最有发言权，你问问他”。原来，这位言语不多的老人儿媳离婚远走，儿子外出打工，留下6岁的孙女在20公里外的县城上幼儿园，他与身体不好的老伴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车库“陪读”。家里有地、有羊，他只好每天“两头跑”。
记者从武川县到固阳县途中了解到，100多公里的马路沿线原先的多所学校被撤得一所不剩，固阳县新建乡最后一所“师多生少”小学也于去年撤销。一些村民感慨，以前乡乡都有初中甚至高中，多数行政村有小学，如今因“陪读”出现的离异家庭比比皆是。
固阳县第三中学不完全统计显示，全校780名学生中，单亲家庭的孩子多达110人。“单亲孩子很多，顾及到学生的面子，我们没有具体调查。”固阳县城南边的光明小学办公室主任李小平说，这是一所集中接收全县农村孩子的学校，全校758名学生中361人住校，其余基本都是家人“陪读”在附近租房居住。“我们这里有个奇怪现象，住校生夏天多，冬天少。”李小平说，父母离异的孩子多由父亲陪读，“夏季要打工，冬季活儿少才能给孩子做饭。有的孩子去年有妈妈，今年没有了，你说可怜不可怜？”
“进不得城，回不了乡，日子不好过啊！”固阳县光明小学门前，送8岁的女儿上学前班的张润虎，是45公里外某村农民，“现在乡下连幼儿园都没有，更不要说小学了”，他和妻子只好带孩子来县城谋生，如今打工活儿难找，家里土地靠天吃饭收成少，年景不好还赔钱，出租给别人种了。他说，“农村再不好，也能养猪养鸡，生活上不用花太多钱；城里今天挣不到钱，就只能吃最便宜的豆芽豆腐，找到活儿才能买点肉改善一下生活。”家里81岁的老母亲独自留守，“这里离不开，不然，媳妇跟别人跑了的有多少？”他苦笑道：“我结婚迟，46岁了孩子才这么小，穷地方找个媳妇不容易啊。”
“陪读妈妈跟人跑，陪读爸爸顾小顾不了老。”一位县教育局局长说，“撤点并校”各有利弊，农村孩子进城能享受较好的教育资源，并且内蒙古这些年全面实施免费教育，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基本上吃住都不用花钱，但另一方面，也给百姓造成不少麻烦。
“精准扶贫”可解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内蒙古正在积极破解乡村教育难题，欲以“精准扶贫”方式阻断贫困“代际遗传”。
乌兰察布市副市长王心宇介绍说，市里本着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拟将63所农村牧区学校优化整合为45所，但41个乡村教学点还未确定整合方向，不过总体思路是，要听取群众意见或保留或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整合。对于愿意进城读书的，政府将给“陪读”家长补贴租房费、交通费，并组织培训、结合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让他们能有稳定收入。
有关人士认为，乡村学校“师多生少”难以为继，以及进城“陪读”现象，在全国不少地方特别是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普遍存在，但适龄孩子是动态性的，若补贴，人群怎么界定、标准如何制定等问题都得考虑。“教育局也很纠结，真是一道难解的题。”兴和县教育局副局长刘世海说。
“农村应该适当保留小学，适时兴建幼儿园。”固阳县第一中学校长蔡有渊说，小学生住校缺失家庭教育和亲情培养，对孩子成长很不利。一些从小学开始住校的学生，上了中学和家人变成“人民币的关系”——家长来时，“隔着校门拿上钱转身就走，连多一句话都没有，这是很令人心寒的事情。”
“撤校容易建校难，乡村学校的困境，与教学质量下滑也有很大关系。”一位乡长说，有许多党政机关干部曾经在乡村学校读书，老师也多是民办教师，可有的升学率比城市学校还高。如今放开二胎政策，进城农民也有返乡苗头，对于“师多生少”学校不宜再“一刀切”，“可以优化教师结构，适时适当留一些精干老师，加强管理，还是会有生源的。”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27期，原题《乡村学校“师多生少”之惑》
这所乡村学校生源为何逆势生长
记者/沈洋 胡喆
城镇学校人满为患，乡村学校日渐萎缩，这是全国义务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当大部分地区农村生源师资向城区聚集时，地处赣东北的革命老区江西弋阳县乡村学校学生数量占比却比3年前增加了5.09个百分点。
弋阳县乡村学校学生数量为何会逆势增长？弋阳县义务教育改革，为我们观察基层教改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江西省弋阳县逸夫小学“底线课堂”展示
乡村学校生源“回归”
今年近50岁的童金田老师当初没想到会在朱坑镇荷塘教学点一呆就是10年。但他从未后悔过，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2006年，刚来到荷塘教学点时，那里总共只有20名学生，童金田是唯一的教师。“校舍破破烂烂的，别人都觉得这个教学点撑不了几年。”当时他自己也很悲观。如今，随着另外两名教师的加入，这种情况已大有好转。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荷塘教学点看到，修葺一新的校舍、干净整洁的校园，学生数量达到60多人。“学生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去年增设了二年级。”荷塘村村支书叶冬飞说，村民热切地希望荷塘教学点恢复成完全小学。
小学如此，初中也一样。曹溪中学是弋阳县最北边的农村初级中学，距离县城42公里。2012年秋季，曹溪中学只有561名学生，现在在校生为827人，３年增加了266名学生。镇里连续两任分管教育的领导，都主动让孩子从县城返回到曹溪中学上学。
“这266名学生不用舍近求远去县城就读，为家庭节省了一大笔支出。”曹溪中学校长汪水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县城上私立学校，每人每年学杂费至少１万元，还要交生活费；而上公办学校，家长得租房陪读。无论是哪种方式，每年至少要多花费1.5万元。
本刊记者实地采访了弋阳3个乡镇的近10所中小学和教学点，发现学生数量普遍增加，学校发展充满活力。
“3年前弋阳县义务教育乡村学校学生数量为30539人，占比为67.27%，现在则上升到37100人，占比为72.36%，学生人数增加了21.48%，占比增加了5.09个百分点。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城区中小学学生普遍减少，最好的初中方志敏中学比3年前减少了830人，大班额得到有效化解。”弋阳县教体局局长方华说，今年秋季开学，圭峰、葛溪、曹溪三所农村初中学生数量将超过1000人，乡村学校生源更加稳定。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发展
现今，弋阳乡村学校学生数量增加，教师干劲十足，学校充满活力。但在三年前，弋阳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城区学校不堪重负，乡村学校因生源不足而资源闲置。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发展，是如何转变的？
——疏堵结合，在规范城区学校招生的同时，着力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平。
2013年，约有41.5万人口的弋阳县实施城区中小学招生新政，向择校乱象开刀。“进城务工、经商、购房等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给予保障，堵的是中介机构等以利益输送而形成的跨学区择校。”弋阳县教体局副局长黄国栋告诉记者，规范城区学校招生每年堵住了千余名跨学区择校生，净化了教育风气，促进了教育公平。
但堵只能治标，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平才是治本之策。3年来，弋阳县投入2.68亿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6所，15所学校新建了教师周转房，为58所学校新建了食堂，对50多所学校和教学点进行了标准化建设。同时，中心小学以上学校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教育资源班班通。
——改革考核评价体系，从关注分数和优秀率到突出合格率和关爱率，唤起了乡村学校教师的教学热情。
在荷塘教学点，童金田一个人教二年级所有课程，自诩“全科老师”，而且教育质量考核在朱坑镇排名第一。“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考核主要指标是排名后20%学生的平均分和辍学率。”葛溪乡中心小学校长吴弋兵说，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这让乡村教师看到了希望。
另外，弋阳县教体局改革教学“常规检查”，用帮助替代评价，把教学检查变成教学培训，全面提升乡村教师教学水平。2014年开始，弋阳县教体局对学校教育教学常规检查以“申请式”、“展示式”为主，检查内容、标准、对象、时间都由学校自行决定，从查你、评你、管你到帮你，教学检查变成了帮助、交流、培训。
“行政会议少了，专业会议多了。校长们的精力可以集中在学校管理上，老师们则更加专注于课堂。”这是记者采访过的弋阳县十几名校长教师的共同感受。
——家校深度合作，让学校和家长成为孩子教育的合作人，让家长参与教学管理提升满意度。
“班上最近举办了一次亲子活动，90%的学生家长前来参加，不少是特意从务工地换乘几趟车赶回来的。”朱坑中心小学五年级教师蔡向龙说，家长对班级工作的支持让他颇为感动。
“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朱坑中心小学校长丁文福说，这要归因于学校开展的家校合作活动。
家校合作是弋阳县各中小学开展的重点工作之一。曹溪中学邀请家长来校值日、参加监考和食堂管理监督；中畈中学建立“家校大舞台”，每年送戏到乡村，与村民同乐；葛溪中学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组织师生和家长把全镇14个自然村的卫生全面清扫，让村容“容光焕发”，面目一新。家校合作让家长成为学校集体中的一员，赢得了家长对学校的支持和理解。
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
“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弋阳县教体局3年前提出的办教育理念，如今已经深入人心。在弋阳，乡村教育已经超越教育本身，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希望。
朱坑镇塘坪村的吴春萍以前认为孩子的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经常出去打麻将。几次家长会后，她意识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责任，果断地卖掉麻将桌，经常陪孩子写作业。
有的乡镇，通过开展“最美育人家庭”、“最美家长”评选，把书房、书桌、图书作为必备条件，一大批家庭卖掉麻将桌买回书桌，变麻将房为书房，家风得以改变。
南岩镇叶坝村是个有近3000人的大村庄，民风彪悍。“过去，有的村民甚至把牛羊、鸡鸭放进叶坝小学吃草觅食，教师敢怒不敢言。”南岩镇中心小学校长叶小明说，可今年听说学校要搞绿化，各村民小组争相送来树苗。叶坝村去年还成立教育促进会，首次就募集了25万元捐款。
近年来，全县近20个村庄自发成立教育促进会，募集爱心捐款用于奖励优秀师生，关爱困难学生，涌现出一大批乐心于捐资助学的新乡贤。民风好转，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朱坑镇荷塘村的叶利红和丈夫原本在浙江务工，两人月收入上万元，两个儿子在家里跟爷爷奶奶生活。2014年，叶利红夫妻放弃了外面的高薪毅然回到家乡。“虽然收入低了一些，但两个孩子的学习进步不小。”叶利红觉得很值，“家长辛辛苦苦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据弋阳县教体局统计，2013学年全县中小学生留守儿童比例超过50%，2015学年下降到42.52%，约2800名父母重新回到孩子身边。而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让很多乡村又恢复了活力。
乡村教育改革另一视角
“让弋阳的孩子在弋阳接受良好的教育，让弋阳的教育走向专业发展的道路，让弋阳的教育成为弋阳人的骄傲。”3年来，弋阳县教育不断朝这“三个发展目标”前进。
初中生3年巩固率提高了6.34%，每年减少100余名学生提前走入社会；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有的与城镇学校比也不逊色。从3年前全市后几名，到2014、2015年，连续两年中考平均分和合格率在上饶市12个县市区中位居第二名。
让弋阳县教体局局长方华感到自豪的是，弋阳基础教育取得的成绩并不是靠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增加教师编制实现的，而是靠内涵发展实现的。
“过去，因为优质生源师资流向城镇，乡村学校校长大都以‘维持会长’身份和要求对待工作，心思没有放在学校管理上。”方华说，规范城区学校招生、遏制乡村生源不合理外流，让乡村学校校长重新燃起了信心，县教体局又充分放权鼓励校长大胆探索，培养了一批有教育情怀和办学思想的“领头羊”。
葛溪中学校长路光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每周要抽出半天到1天时间到各个村去转悠，对孩子们上学是否要经过山塘水库、有哪些安全隐患了如指掌；为了得到家长的支持，他曾到家长集中的务工地浙江义乌市开家长会；为了减少留守儿童数量，他请家长担任学校食堂职工；学校还和村委会合作，把一些图书放到农家书屋，让孩子们周末也有地方看书。
此前，部分教师因缺乏展示平台，没有职业成就感和自豪感，责任心不强。黄国栋说，为了改变这种情形，弋阳县乡村学校在工作上重用、生活上关心、情感上贴近教师，积极为乡村教师营造“家”一般的氛围，让教师从内心感受到“自己很受重视”。同时，推出一批优秀乡村教师典型，用身边人培训身边人，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唤醒了教师心中的“善”和“上”，唤来了弋阳乡村教育的春天。
虽然家住县城，但葛溪中心小学教师林丽芳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村里去和学生们一起过周末，“我不觉得是负担，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林丽芳说，她还经常带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参加活动。
葛溪中心小学和葛溪中学联动，开展“百名教师包百村”活动，教师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走村入户，为学生提供辅导，组织学生家长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教师对这项活动的态度是逐步转变的，从开始的不认同到观望、被动参加，到最后主动参与。”葛溪中心小学校长吴弋兵说，在优秀教师的引领下，教师走村入户形成一种风气，“现在学校基本不需要管了。”
虽然乡村教育发生可喜变化，但弋阳教育界人士仍忧心忡忡，他们最担心的是农村教师队伍不足问题。记者在弋阳采访发现，有的乡村学校因师资不足，聘用了代课教师，一些原本可以恢复成完小的教学点因缺师资难以恢复。
乡村教师短缺是全国性问题，但首先要稳定现有乡村教师队伍。一些乡村教师建议，在现行基础上应根据在乡村学校工作的年限逐渐增加偏远地区津贴，时间越长津贴越高，以稳定乡村教师队伍。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24期，原题《弋阳：乡村学校缘何逆势生长》
☞ 乡村教师的梦想：能洗澡 能体检 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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