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春节里的乡村文化自觉

◆ 近几年春节流行的“返乡体”文章，不论是客观中肯的，还是片面偏颇的，都是在重新认识乡村、反观都市、思考内心归属，这是来自农村的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

◆ “人走了”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要发挥文化在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和归宿感上的巨大作用

◆ 农村传统文化习俗对村民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规整

◆ 培养新型农民需要接受现代化的科技和管理知识，也要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 乡村文化自觉为补齐农村文化短板提供契机，引导农村知识群体身体力行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有效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凯

　　保护乡土文化、重拾传统年俗、重视家风家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节期间在渝鄂部分农村走访时感受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变化，一些村民对部分正在消失的农村传统文化习俗有了新的认识，乡村文化自觉正逐渐增强，农村地区文化需求日益高涨。

乡村文化的建设者

　　在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天印村，75岁的村民刘映升在自家农房里建了一座公益性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这里位于北碚重点开发区，其他村民都已经拆迁搬走了，在周边正在施工的高楼包围中，这座民间博物馆十分显眼。

　　大年初一，附近两个社区的一些居民带着孩子来参观。木质脚踏水车、扬谷机、铁犁、一整套铁质秤砣……走进刘映升“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生产、生活、民风民俗三个展览室里满是各种越来越难看到的农具和农村生活用具。

　　“年龄大一些的参观者可以在这里找到童年的记忆，孩子们则可以了解过去农村的生活。这里的东西都是我从90年代开始在周边村民家里收集的，虽然并不值钱，但很多都已经看不到了，每个物品中都有文化内涵，我为每个物品都编写了一首打油诗，让它们活起来。”

　　刘映升拿出“橙香”，一跟竹竿上面插着一个风干的橙子，橙子上面密密麻麻插着香，“我小时候当地到春节、中秋等节日时，家家户户晚上都点橙香，星星点点、香火缭绕，如同仙境，但现在这种习俗已经消失了。”

　　在天印村生活了60多年的刘映升是退休教师，谈起为什么要办农耕博物馆，他说：“我向往乡村生活，离不开乡土和乡亲。90年代教育部门有个政策，我的很多同事都转为城市户口，我没有转。现在很多农村被开发了，村民变成了市民，农房变成了高楼，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外来者，都应该让他们知道根在哪里！”

　　除了像刘映升这样的村民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外，《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节期间在重庆、湖北部分农村走访时发现，一些因退休、创业的返乡者也为农村文化建设带来了新动力。

　　在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王寿社区，退休干部周永兴、方天星夫妇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回到了家乡居住。酷爱书法的周永兴是下陆区书法协会主席，方天星则退休后自学国画，并在家里开办了一家从事书画装裱和展览的文化公司。走进他们在村子里的两层小楼，墙壁上挂满了各种书画作品，春节期间他们为邻里写春联、带领亲友参观当地书画展，“我们俩计划将村子里的文化人士组织起来，搞一个文化中心，向村民赠送书画、组织文艺表演培训。”

　　“过去农村春节有舞龙舞狮唱戏等文化活动，随着人口向城市迁移，很多活动慢慢地没人继承消失了，一些村民到了春节就是喝酒打牌。但是王寿社区这个村不一样，有一批书画爱好者，村民还组建了乡土乐器‘牌子锣’讲习所，申请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期间这个村打牌的很少，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下陆区委一位干部对记者说。

　　在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仓宝村，72岁的村民苏祖才长期在外经商，2014年他返乡定居，建了一座古香古色的三层农家四合院，取名“苏源”，并购置了书桌、椅凳、各类图书，将其作为村里的文化中心，而自己却只住其中的一间房。

　　“春节期间我为村里孩子们讲传统文化，并准备买1000个饭盒送给附近学校的学生们。”苏祖才对记者说：“我13岁外出打工，始终牵挂着家乡。我没读什么书，但小时候受‘耕读当勤、赋税当纳、邻里当和’的家规陶冶，读《曾文正公全集》，传统文化影响了我的一生。村民要富口袋得先富脑袋，我退休后的打算就是在‘苏源’给晚辈们讲传统文化、家风家训。”

日渐增长的文化自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是农村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潘家恩认为，“人走了”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要建设新农村、留住乡愁，除了要提高村民收入，同样也要发挥文化在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和归宿感、培育新型农民上的巨大作用，但文化建设往往因是“虚的”而被忽视。

　　春节期间，多数外出者会回到农村，在年俗年味儿的影响下，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身份和居住环境的快速变化，让一些村民或者来自农村的城市居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根基。潘家恩表示，近几年春节，回乡过年抒发“乡愁”的“返乡体”文章在朋友圈和媒体上广为流传，不论是客观反映农村变化和问题的中肯之作，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片面唱衰农村的偏颇文字，某种程度上都是在重新认识乡村也力图反观都市、思考内心的归属，这本身就是来自农村的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年来部分农村已不再是单向的人口流出，农村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吸引了城市资本和人力下乡，城市存在的雾霾、拥堵、高房价和农村家庭需求让返乡者也开始增多，再加上村民收入的提高，农村文化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重庆市永川区龙宝山村村支部书记胡显全说，龙宝山村有3900多位村民，近几年道路实现了硬化，外出务工的村民回来修房子的越来越多，春节期间村里道路堵车得很，“更为重要的是，务工提高了多数农村家庭收入，村民们渴望有更多文化活动，对传统的祭祖、守夜、团拜等年俗更加重视，携家出游、逛灯会庙会、看电影等也成为农村家庭新的选择。”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部分地方正在探索加快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的发展。重庆市永川区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说，文化的断裂是近年来部分农村矛盾纠纷、赌博迷信等增多的主因，2015年以来，永川区动员村民推选900多位身边的“好人、能人、热心人”参与纠纷调解等乡村治理，通过他们在农村地区树立精神标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开展“党员干部亮家训”、“孝亲尊师好校风”、“百名母亲讲家教”、“寻找传家宝”等活动，让好家规、好家训带动醇美村风乡风的形成。

　　永川区牌坊坝村毛家沟大院有15户居民，院坝里一块牌子上写着由大院居民共同订立的12条《大院村民公约》，要求院内的居民做到“勤苦致富、讲礼守法、上慈下孝、宽容友善”等。大院居民康钦儒退休后回到老家照顾父母，他家里挂着“孝敬父母诚实守信”8个大字，他说：“这是我家祖辈留下来的家训。几十年来，父母照此教育我，我也照此教育子女。”在家训的熏陶下，康钦儒一家和睦、儿女成才，正是这样的好家风催生出了村民公约。

让农民成为文化建设主体

　　潘家恩认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加快步伐，通过文化建设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受访基层干部说，和经济建设相比，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群体逐渐增强的文化自觉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过去不少农村也建了图书室、健身器具等文化设施，但与村民的需求并不契合；同时一些春节期间的返乡者也不满足于“放放电影演演戏，打打乒乓下下棋，翻翻报纸猜猜谜”，农村文化建设要突破开展文体活动的狭窄范围，多措并举重建乡村道德体系。

　　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倩予认为，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努力，也要尊重农民群体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可以暂时主导和引导，但无法取代农民的主体地位，“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替农民做主，其实农村文化建设还是要靠农民参与。”如一些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请的是专业团队，应该让当地村民参与传统技艺表演传承，而不是当看客。

　　近年来一些地区通过村民自治互助激发村民文化建设积极性，用乡规民约让优秀文化落地。重庆城口县、巫溪县等地针对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办酒席盲目讲排场、搞攀比，正常的人情往来变成了沉重的“人情债”的不良风气，通过组织村民大会将“整酒禁令”写进村规民约，有效刹住了农村滥办酒席风。

　　受访专家和干部认为，与经济建设相比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乡村文化自觉为补齐农村文化短板提供契机，应多措并举增强农村文化认同感和归宿感，为培育新型农民和建设新农村增强内生动力。农村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农村知识群体的桥梁作用。

　　赵德明、潘家恩等认为，基层干部、村医、中小学教师、返乡创业者等农村知识群体具有自身地位、职业和个人威信因素的影响，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方面有较强的能力，将农村知识群体等乡土精英凝聚起来，引导他们身体力行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有效。

　　此外，受访者建议应重视传统文化在农村地区的传承。赵德明、苏祖才、刘映升等认为，古代“皇权不下县”，乡村治理主要靠传统文化道德，文化的历史性决定了农村传统文化习俗对村民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规整，培养新型农民需要接受现代化的科技和管理知识，同样也要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引导村民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价值、培育文化自觉能力，政府应有意识地整理、保护当地特色传统文化。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6-7期，原题《春节里的乡村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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