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思潮三大特点及根源
◆ 民粹势力的影响力上升,冲击西方传统政治格局
◆ 急于改变现状显出较强非理性的色彩
◆ 社交媒体推波助澜,西方社会传统共识面临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近年来,美欧日等多国出现反体制、反权威、反精英的民粹运动。这不仅是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反映了西方治理困局。
西方民粹思潮三大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西方民粹思潮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不仅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走向令人大跌眼镜,法德意等国的民粹势力也呈上升趋势。
从目前看,西方民粹思潮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民粹势力的影响力上升,冲击西方传统政治格局。
事实上,民粹主义在西方并非新鲜事物,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式民主的伴生物。然而,过去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方社会中往往处于边缘,影响力不大。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大批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人物却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逐步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登堂入室。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以反建制派自居的特朗普最后脱颖而出,入主白宫,成为近年来从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飞出的一只“黑天鹅”。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尽管“留欧”派始终在民调中以微弱优势领先,然而“脱欧”派却最终获胜。
今年的法、意、德等国的选举中,民粹政党和政治人物表现抢眼。特别是最近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如同去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可以说是今年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大事件。其对随后将举行的意大利、德国选举的走向,影响也不容低估。法国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是,中间派势力代表马克龙大优势击败极右翼的勒庞。法国大选的结果起到了阻击疑欧势力的作用,同时也结束了左右翼政党轮换坐庄的法国传统政治格局。
在东亚地区,日本右翼政客小池百合子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并宣称将成立“小池新党”。
在此情况下,西方一些传统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也在民意和选票的压力下,随“民粹化”之流。英国“脱欧”公投前,英国保守党重量级议员、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公开倒戈支持“脱欧”,引起英国舆论一片大哗。
二是急于改变现状显出较强非理性的色彩。
多个民调显示,西方国家民众普遍对自身现实处境感到不满。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借此为己所用,甚至操弄民众不满。
特朗普上台伊始,接连出台各种行政命令,宣布逐步废除奥巴马医改,取消奥巴马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系列举措等。尽管引发国内外激烈反弹,但在美国内也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在英国“脱欧”过程中,“脱欧”将面临要支付欧盟高额“分手费”等代价被频频提及,但英国不少民众对此的关注并不很高。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民众也开始一反其传统的理性形象,采取一些激烈手段表达其对现状的不满。在特朗普当选后,大批“倒特”与“挺特”民众走上街头,甚至一度爆发严重街头冲突和骚乱。此外,在英国“脱欧”、法国大选中,也都出现民众间的冲突。
三是各种新型社交媒体推波助澜,西方社会传统共识面临挑战。
在近年来西方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社交媒体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推手。一些政治人物本身也乐此不疲、参与其中。特朗普常通过推特发表评论和消息,乃至被一些媒体称为“推特总统”。
一些社交媒体也成了“小道消息”平台,乃至大面积误导民众,其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和片面消息比主流媒体的客观分析更受追捧。根据美国媒体统计,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特朗普使用的不少论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瑕疵并未影响其支持者对其的追捧。
对此,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认为,面对新型媒体的积极参与,西方传统主流媒体与政治精英的话语权遭到削弱,一些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共识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民粹思潮背后深层根源
引发当前西方民粹思潮的原因,从远期看,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弊端的必然产物;从中近期看,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面临内外冲击的反应。
总体看,西方民粹思潮背后,主要折射出几个深层根源。
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
法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如以前的危机那样,大大缓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差距有所加剧。尽管危机以来,西方采取一系列反危机举措,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复苏,但其并未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而在现阶段,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与治理相对不足间的矛盾。特别是西方国家自危机以来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资本的扩张。在此情况下,引发危机的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西方经济不得不面临平庸低速复苏的窘境。而由于富人更容易从金融投资和资本中获利,西方社会贫富差距还有所扩大,曾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成为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比如,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例在2015年就首次下降至一半以下,西方民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其次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内外挑战加剧的产物。
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对国际关系的掌控力明显削弱。统计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在2010年首次超过西方国家。同时,新兴国家积极争取拥有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些都强化了西方国家的焦虑感、危机感。
从西方国家内部看,西方传统政治体制与民主制度在化解内外挑战时越来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一方面,在选票压力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很难推动实施着眼长远的规划,满足民众短期愿望、拉抬得票率成了这些政治家的首要考量。另一方面,民众面对自身处境恶化,以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无力,对现状愈发不满,改变现状的诉求更加迫切,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第三是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自诩“胜利者”,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支持者。然而,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全球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有所凸显。移民、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挑战,冲击了西方国家的传统治理体制。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转趋负面和保守,一些民众对社会传统精英所推动的全球化政策更加不满,开始转向反全球化、反精英的民粹力量。
西方民粹思潮警示未来。西方政治的嬗变不可避免会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后危机时代世界大转型、大调整日益深化,世界各国也将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新型治理难题。□
刊于《瞭望》2017年21期,原题《民粹背后的西方治理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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