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程 | 从选拔精英，到人尽其才
◆ 恢复高考40年来，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 从主要考查知识点和“唯分录取”，转变为注重考生能力和全面评价
◆ 附文：三代人的高考印记
从选拔精英到人人成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从制度设置伊始，科学选拔人才就是高考的重要功能之一。
刚刚过去的2017年高考中，将有超过700万学子经过选拔进入大学学习；同年，约795万大学生毕业，其中大部分将进入社会，补充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入口，高考以什么标准选才、怎样选才，不仅关乎为社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也对高中乃至整个基础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恢复高考40年来，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背后的人才选拔取向也随之变化——从主要考查知识点和“唯分录取”，转变为注重考生能力和全面评价。高考不再只挑选精英，而是向选拔包括应用型、技术型在内的多元人才倾斜。最终目的，是将每个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人人成才。
从知识到能力
“恢复高考的背景主要是国家渴求人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与建设需求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人才进行专门化学习是快出人才、快出成绩的最佳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
事实上，恢复高考前，一些高校已开始重新招生，实行推荐入学制，但很多人因政审不过关错失了机会。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重大突破，适合当时的精英选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
因准备仓促，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命题，一年后，回到了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轨道上，并逐渐形成文科6门、理科7门的科目模式。
受访专家指出，这一阶段的高考主要是考查基础知识，偏记忆，对知识体系、思辨和实践能力考虑较少。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当时生源紧缺且质量不高的困境。
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高考都“身兼两职”，既要选“尖子”，又要充当教学评价工具，这让考试内容的设定有了很大局限性，也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出现。80年代末，原国家教委决定建立并推广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承担评价学生和学校的任务，这为此后高考科目设置多元化提供了空间。
1991年发布的《高中毕业会考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指出，“会考后的高考，在考查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考查能力。”199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高考命题“总体上将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要把以知识立意转变为以能力立意。”同年，“3+X”科目改革开始推广。
“从实施3+X及其变种的高考科目设置来看，高考内容开始变得灵活、复杂起来。”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木洲说。人才选拔标准逐渐从以基础知识考查为主，向知识考查为基础、综合能力为导向倾斜。命题范围由不超出教学大纲，到不拘泥于大纲、向学科体系发展。试题结构意识逐步凸显，既有考查基础知识的，也有考查归纳、分析、应用能力的题目。从考试内容来看，选择填空等客观题占比减少，主观开放型试题分值增加，试题要素也开始突出问题情景，注重与时事热点相联系。
“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追求个性化、追求差异化及创新性发展的内在需求。”李木洲说。
全面评价人才
不论知识还是能力立意，主要都是通过书面考试呈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试分数成为评价一个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
笔试确有客观、公平的特点，但无法测试出考生方方面面的能力。“以分数论英雄”造成重智育轻德育的片面化培养，有不同闪光点的人难以被这套选拔体系捕捉。
“用一个标准衡量人才，所有人都不是人才。失败的人肯定不被这个考试认为是人才，得高分的人也不是，因为他可能丢掉了优势和兴趣来追求分数。最终导致很多人不能成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
“唯分数论”还导致“考什么教什么”的应试教育屡治不愈，学生偏科，知识碎片化，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
“一个人只有知识和能力是不行的。要成为一个全面的人，还要有素质。比如品质、情操等等。”李木洲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选拔原则就被提出。此后，建立高中档案、德体优秀考生降分录取等举措陆续出台，但都未收到理想效果。
“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做起来确实比较难”。钟秉林说。他认为这和中国教育规模大、差异大，素质考核难以量化，缺乏可比性有关。同时由于诚信体系还不健全，实际运作确实很难。
8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的概念被提出。顾明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素质教育就是针对‘应试教育’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整体素质。”
此后，如何全面有效测评学生素质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200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首次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综合素质评价。2008年，又提出“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生的综合评价制度，并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评价体系。”
“初期的高考选拔是社会本位，强调经济、政治价值对人才的需求。现在强调人本价值，人的全面发展。”钟秉林说。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由此，“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正式提出。
在此基础上，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提出探索“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上海、浙江成为率先启动改革的试点省份。
受访专家指出，“两依据一参考”促进了高考从单一标准向全面评价学生转变，衡量人的尺子，由一把变成了多把。一方面，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全覆盖，有助于防止偏科，形成更加全面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综合素质评价将从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进行记录。评价一个学生，不再是“考三天”，还要“看三年”。这也为培养选拔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这些举措也对高中教学产生了影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指出，试点中的不少学校开始注重生涯教育，“选课走班”正成为常态。“选考需要选课，选课必然走班，必然有小班制、选课制、走班制，这对高中来讲就是改革，推动更加个性化的教育。”
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明确。比如只作为“参考”的综合素质评价怎么切实发挥作用；如何避免暗箱操作，如何做到真实可信而不是“万人一面”。
钟秉林认为，这需要在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上下功夫。比如丰富校园生活，建设社会实践基地。同时要加快建立诚信档案体系，完善信息公示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
多元化选拔人才
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只有顶尖人才才能进入大学深造。“那时是精英教育阶段，参与竞争的总量有限。”谈松华对此解释说。
另外，那时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享受干部待遇。“那时主要还是选拔干部。当时公务员制度不健全，有段时间高考在扮演这个角色。”李木洲说。
转折出现在1999年。这一年高校扩招，招生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而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高等教育需求的人群大大增加。这就对多元选拔、分流培养提出了要求。
“过去缺乏的是精英，尤其是科学技术人才。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国家不仅需要精英人才，还需要技术工人、有文化的农民等多元人才。以前也需要，但条件达不到，只能集中力量满足最迫切的需求。”顾明远说。
多元选拔也符合人的天性。程方平介绍说，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人类智能分8～10个大类，学术重视的逻辑和数学智能，只占全类的15%，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就是针对这15%，而多元选拔则要为100%的学生服务。
此后，如春季高考、保送生、加分政策以及影响较广的自主招生等一系列举措陆续出台。这些举措无疑扩大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操作空间，但储朝晖也指出，很多地方没有真正引用专业评价，缺乏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
此外，录取规模小、影响有限也是困境之一。“保送生全国只有5000个。自主招生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全国只有5%的高校有5%的自主招生权，而且它就是为了选拔天才怪才或者综合能力特别强的一类人。选的只是精英里所谓的多元型人才，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李木洲说。
这需要在更大范围上，将不同人才选拔到研究型、应用型、高职高专等不同类型的高校中去。而这些高校培养目标不同，选拔标准自然不同，一张试卷已经不能“包打天下”了。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分开进行的分类考试，应运而生。
“分类考试既利于引导学生根据兴趣与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方向，也利于高校根据自身办学优势与特色，选拔到志趣合一的培养对象，提高因材施教的精度与准度。”李木洲指出。
根据《实施意见》，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已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今年将成为主渠道。
谈松华表示，建立分类考试、多元录取、自主招生、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等多样的选拔录取方式，目的就是让学生有多种成才途径。而多元选拔正是建立在综合评价人才的基础之上，是科学选拔人才的重要一步。
此外，新高考改革中，填报志愿专业优先、英语一年多考、取消文理分科等举措，都在为科学选才摸索道路。
“科学的选拔人才，就是根据不同学校和专业对人才要求的不同，把合适的人选拔到适合的地方。最终实现人人成才。”谈松华说。”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
▲ 清华大学1977 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摄影/瞭望资料
三代人的高考印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会一生在老家种地或后来再干点别的什么工作，或许也会成为‘煤老板’之一。”中科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维华说。
1977年，他成为“被时代选中的人”，走进了高考考场。那一年，27万多人的命运因为高考来了一个急转弯。此后40年，先后有一亿中国青年通过这项考试走进大学、走上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几代人的命运，更主要的是，它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国家。
70年代：“这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从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除了文化考试，他们还要应付颇显复杂的体检、政审和地市初选。
留给武维华的时间更短。他知道消息时已是11月中旬。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他是山西省孝义县（现为孝义市）“学大寨建设兵团”的“战士”，任务是修水库、造梯田、拦河筑坝。最大的愿望是“每天有碗能吃饱的面条”。
此时，高中毕业的武维华，已经返乡当了3年半的农民，炸石、背砖、教课，什么活都干过。最苦的是背砖，要光着膀子从五六十摄氏度的砖窑里把刚出炉的砖背出去，一次一百多斤。他瘦得像“麻秆儿”，身上都是灰，看不清个模样。
虽然他在全县“学习好是有名的”，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从没做过还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梦”。
所以，在1977年那个“冷得不行”的冬天，武维华准备搏一把。
他向建设兵团领导请假复习，没被批准。只能白天干活，晚上挑灯看书。
“参加高考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次‘裸考’，当时只是抱着‘试一把’的想法，没有存被录取的奢望。”武维华说。
考试那天，他凌晨起床，带着几个窝头，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赶往20公里外的县城考点。
那天，和他一起进入考场的，是全国570万考生。他们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各个方向涌来，他们当中，仅有不到5%的人能被录取。师生同考、夫妻同考、父子同考，比比皆是。
有人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还不足以描述当时喷薄而出的迎考热情。此后的1978、1979两年，又分别有610万和468万考生走进了考场，这个纪录直到23年后的2002年，才被打破。
弘大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光武就是1979年468万考生中的一名。恢复高考那年他16岁，正上高一，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时候高中毕业就是插队或者当兵，知道这个消息时就觉得，改变社会、改变自己的机会有了。”李光武说，他自小学习就拔尖，所以得知自己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时，没太惊讶。“我要考不上，别人还怎么考啊？”
武维华的心情就没这么洒脱。收到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首先担心的是家里少了个壮劳力怎么办。报志愿时，他看到“植物生理专业”里有“植物”两字，觉得可能跟庄稼有关，就报了。
当时已经21岁的武维华，在班上仍算年纪小的，班里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34岁。那时大学不光免学费，还发生活费。李光武回忆说，他每月能领14块5毛钱，“当时全家的收入也就100块，没这个钱我上不了学。”
十几年没能好好教课的老师也对学生抱着很大期望。“特别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院士也出来讲大课，说你们负有社会责任，你们要比我们更厉害。”李光武回忆。
没有人旷课，也没有人早退。很多人废寝忘食，“恨不得把失去的都补回来”。“那时我们都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觉得肩负着使命，要学好，给国家民族做贡献。”李光武说。他的理想就是“产业报国”。
毕业后，李光武在工厂、外企都干过，也创办了自己的代理公司，但渐渐他发现“很多技术都是国外的，被人家挣了大钱。”
“使命感”像砂纸一样在他心里磨来磨去。“总觉得要去干一些有用的事儿，让国家能跟外国抗衡，国家的尊严要靠我们对世界有贡献。”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光武接触到了气凝胶。这是一种被称为“可以改变世界的神奇材料”，其特性创下了1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军民两用技术。但传统超临界干燥法产量小、造价高，国内无法大范围应用。低成本、产业化制备技术也因之成为世界级难题。
为此，李光武放弃了已步入正轨的代理公司，个人先后投入1700万元进行气凝胶研发。经过不断试验，终于突破了技术瓶颈，实现了低成本产业化生产，国内年产100立方米气凝胶的生产设备投资由5000万元降到了200万元，质量还是“世界最高的”。
今年年初，弘大科技股份公司投资建设的气凝胶大规模产业化工厂落成，年产能超1万立方米，是过去国内产能的十倍，改写了该领域长期由外国公司主导的局面。
很多外资公司找到他想技术入股，李光武都拒绝了。“卖给他们专利，我是挣钱了，但回过头来他们得赚中国人多少钱呀？只有让这个技术成为中国的，我们才能自强。”李光武说，“如果没有高考，想为国家做这样的大贡献都不一定有机会。”
“为国家做点什么”在那一代人的内心中尤其强烈。
这也成为武维华放弃美国的机会、回国任教的原因。1994年回国的他，在没有启动经费的情况下，自筹科研经费、同别人挤办公室，历经十余年，带领团队发现了调控植物钾营养性状的重要机制，还在植物磷高效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对于缓解我国磷钾亏缺、严重制约农业发展的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他牵头的中国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致力于研究植物抗逆高效性状，培育适合在干旱、盐碱、土壤贫瘠等地栽培的新品种。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耕地利用率，意义重大。
研究者只是武维华的一个身份。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几十年间，他为上千名学生传道授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从没停止为农业发展建言献策。“就是想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没有高考，对个人而言也就是人生轨迹的不同而已。但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1977年的恢复高考确实意义重大而深远，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不仅是中国教育的复苏，它更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国家的现代化征程乃至民族的复兴也都是以此为新的起点。”武维华说。
90年代：“依然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虽然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八九十年代，高考报名人数始终维持在一两百万。纵观整个时期，都不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那时候农村‘最热的’不是考大学，而是上中专，觉得考上就能参加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以下简称“五院”）西安分院上海研发中心总工程师、研究员马小飞说，他出生在高考恢复的第四年，来自甘肃天水农村。
“我们小时候，附近有两个人考上了兰州大学，小学校长经常把他们比做标杆。”马小飞隐约觉得，大学可能是个比中专更好的地方，他决定试试。
虽然相对于1977年，90年代的高考录取率已大大提高，但彼时最多也只有三成人能进入大学，农村更低。马小飞所在的高三年级有六七百人，能上重点大学的应届生也就七八个，学校的板报上写的都是“黑色的七月”。以至于走进考场的时候，马小飞感觉“无比激动、紧张”。
考场里别说空调，电扇也没有。很少有家长陪考。考试那天下大雨，马小飞没有伞，一个人淋着雨走回了住处，“觉得自己很强大”。
相比而言，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副部长王敏的高考记忆没有这么强烈。1994年，他上高二，因为成绩优秀获准提前参加高考，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力学系。他还记得考试那几天挺幸福的一件事——可以喝到太阳神口服液。
“我们那个年代，高考是唯一的正常的上升途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可能一辈子在家乡待着了。”王敏说。
当时，一个地方能出个大学生，仍然是件大事。最终考上东北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马小飞，一下成了村里的名人，家里一时门庭若市，大家都想来看看大学生长什么样。
1996年9月，马小飞坐了31个小时的火车，从天水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沈阳。那是他第一次出县城，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第一次打电话。他还碰到一个第一次，就是上大学要交钱了。
事实上，那时的大学生已不像十几年前是“天之骄子”。90年代初期开始，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1996年起，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开始增加。马小飞一年要交2000块的学费，这让他四年暑假没敢回家，做时薪30块的家教赚生活费。
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也随着扩招向大众化转变。90年代中期，一些高校陆续扩大了招生规模。王敏和马小飞高考的1994和1996年，录取率均达到了35.9%。而到1999年，随着全面扩招的开始，这个数字迅速提高到了54.5%。
高考开始扭转越来越多人命运的舵盘。“不只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改变了家庭的命运。”马小飞说，他考上大学后，很多亲戚朋友也开始上高中参加高考，两个弟弟也被他带着考上了大学。
但改变不止于此。大学毕业后马小飞来到五院西安分院读研，随后留在该研究院工作，成为了飞行器领域的专家，和团队一道改变了中国在星载可展开天线领域落后的状况。
星载可展开天线由于研制技术难度大，成为衡量各国卫星天线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天线有足够的尺寸，通讯时所需的地面终端才能越小、越灵活。但2005年以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
现在，这个空白已被马小飞和他的团队成功填补，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该类型天线的国家。作为技术负责人的马小飞，目前正在攻关“世界上难度系数最大的天线”。
2016年8月，我国首颗移动通信卫星“天通一号”发射成功。得益于可展开天线的卓越表现，人们终于可以摆脱在山区、海上等没有地面基站信号的地方无法拨打电话的窘境。发射现场，马小飞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比高考还紧张”。
曾经因为高考第一次走出家乡看世界的马小飞，21年后，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太空中的第一次。
同样带来第一次的还有王敏。实际上，“天通一号”所使用的“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下称“东四平台”），正是王敏参与研制的。
一般来说，通信卫星由平台和有效载荷组成。有效载荷有不同功能，平台则是通用的。平台的能力决定了卫星的能力。
2001年，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硕士毕业的王敏，进入五院总体设计部，开始参与“东四平台”的研制。此前，我国通信卫星平台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蜕变，但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90年代，我们的通信卫星都是买国外的。我们想让中国的用户用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卫星，还想把卫星卖到国外去。”王敏说。
“东四平台”首次达到了与国际同类卫星先进平台相当的水平。正是基于“东四平台”，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的王敏和团队，研制出了我国首颗整星出口卫星“尼日利亚一号”，圆了几代航天人“实现中国整星出口零的突破”的梦想。
17年间，王敏参与研发的19颗通信卫星被送上太空，彻底扭转了国内相关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这些卫星为国内300多套电视节目提供着服务，是载人航天中传输数据的基础。其中，刚刚发射的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使在飞机、高铁上流畅接入互联网成为可能。
现在，王敏作为副总设计师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的首颗实验星“实践十八号”即将进行在轨试验验证。“东五平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通信卫星平台，能力和技术指标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我还是相信，技术能增强国家的实力，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王敏说。
2010代：“让我看到书里才有的人”
虽然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自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历史峰值后持续下降，但仍保持着近千万的水平。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高考。
随着“扩招”，录取率也一路攀升，2011年首次突破了七成，高考已不复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但是上好大学，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仍然不易。
2016年，杨坤完成了心愿，成为村里“一两百年来”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们班基本上都是农村的，班主任说，想要改变自己就要读书。”
他来自湘西山区，村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位老师。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成了村里第一个从小学开始就到县里读书的人。“村里人都说三道四，说你出来读书，花这么多钱，考不上怎么办？我妈每次都跟我说，你要争口气，考个大学。”
但那时候，杨坤并不很明白高考究竟是为什么。他记忆更深刻的是复习的难熬：每天不到六小时的睡眠、做不完的作业，“下课趴倒一片”。最苦的时候，他撕过卷子，一度不想去学校了。
这种经历对于两次参加高考、身处高考大省河南的位东来说，记忆更深。“卷子都是几车几车运来，我们从来不问有多少套，都问有几个人高。”
但是，没人怀疑这份付出值不值得。虽然随着机会的丰富，有人说高考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已经不再重要，但杨坤不这么看。
“那是对城里孩子来说的，高考对于农村孩子真的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有高考才能让我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否则很可能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就放下了。”杨坤感叹道。
为促进教育公平，近年国家不断强调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高考录取率，尤其是上重点大学的比例。2012年起，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相继实施了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统计显示，2013到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四年增长10%以上。
位东和杨坤就是其中的受益者。2016年，通过“圆梦计划”，杨坤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录取。位东则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进入了北京大学，尽管他的成绩已超过北大录取分数线。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位东激动地绕着玉米地奔跑，“想大喊”。“我奶说，她还没见过上北大的。”
实际上，直到上了大学，杨坤才体会到这场考试意味着什么。“来到了大城市、好学校，才知道变化有多大。”他说，“高考让我来到大学，好像穿越到了未来，见到很多大世面，做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活动中，他“很近很近”地见到了物理学家杨振宁，“那是书里才有的人”。
杨坤也影响着他的家乡。“我考上以后，我们村很多人也开始去县城读书了。我妈说，看到我能考大学，他们希望也能考。”
他的家乡至今没有硬化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其实国家有这个项目，但没人会申请。有能力的话，我想做。”杨坤说。
他想做的事情还很多。他喜欢物理，偶像是交流电发现者尼古拉·特斯拉。“他做的东西我特崇拜。一百多年前，他就想提供免费能源。他为社会的进步做了很多事，我想以后跟他一样。
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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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主编 | 潘燕
新媒体编辑 | 唐朵朵 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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