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40年，走到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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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 “过去5年，中国电影真正成为文化产业的龙头产业。”
◆ 有业界人士担心，反映现实和时代的电影题材正在丢失
◆ 要警惕粗放型、数量型发展模式潜藏的结构性危机
◆ 目前正处于“产业黄金十年”向“创作黄金十年”的关键过渡期
◆ 复苏、繁荣后的中国电影也面临一个新命题：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如何更好地通过电影这个“世界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 此为专题报道中的一篇，全组报道见文末【阅读原文】
原题《中国电影发展驶入快车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100年前，美国电影大师大卫·格里菲斯曾预言：电影在未来将成为新的世界语言，凡看者都能理解。
100年后，预言成真。
作为通用的视听语言，电影正重塑着人们的视听经验，定义着人们的审美趣味，整合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它是文化传播媒介，也是国家精神图谱。
正因如此，在《主流》一书中，法国社会观察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将电影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产品之一，将世界各国电影、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之间的竞争，描述为一场“全球文化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正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产业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说，“对于全球电影来说，中国市场已经举足轻重。”
改变中国电影走向的，是源于40年前的那场改革大潮。
当思想解放和市场化改革让中国迎来“无限春风”，这阵风也鼓满了中国电影的帆——前者使创作观念不断开放、艺术形态持续多样；后者则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进入市场选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解冻潮涌，到新世纪之初遭遇进口大片挤压时的一路下滑至年产电影不到100部、全国年票房不到10亿元，再到如今的年产影片700部、年票房超过550亿元……背后是中国电影市场资本愈发活跃，投资结构逐渐优化，多类型、多样化、多品种创作格局得以巩固，国际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电影行业法律体系逐渐完善。
“中国已经迅速崛起成为电影大国，迈出了向电影强国过渡的坚实一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国家发展中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在银幕上有所体现，电影发展与社会变迁彼此作注。当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电影也经历了从电影弱国到电影大国的蜕变，开启向电影强国进军的新征程。
【“我们的电影还能这么拍”】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著名导演谢飞还记得1979年第一次看到电影《小花》时的“震动”——电影不仅仅可以突出革命英雄主义，描写战争时，竟也能看到人情、人性的美好。“我们的电影还能这么拍！”
此前的“文革”十年，电影生产停滞，只有描写阶级斗争的革命样板戏才被允许制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被作为文艺方针提出来，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新阶段。
被封存的老电影重新上映，译制片再上银幕。此前只能看到8部样板戏的国人，爆发出了对电影的空前热情：1979年，全国观影人次达到“天文数字”般的290亿人次，年人均观影28次——在美国电影黄金时代，年人均观影也不过23次。
积压十年的创作活力也在瞬间爆发，“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和衷共济，各展才华”，新观念、新风格、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当时西方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电影观念极大地更新了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此时的电影是公众娱乐生活，也是社会性文化事件和引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在谢飞看来，“文革”后的中国电影跟以前最大的区别，一是更真实了，二是有了艺术家的个性，“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1986年，由他执导、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电影《湘女潇潇》中，出现了被惩罚的乡村寡妇裸体沉潭的场面，当时，银幕上出现裸体乃是“禁忌”。准备那场戏时，谢飞感到很大压力。他问沈从文，是不是一定要那样拍？老先生回答，那时的村里就是这么做的，旧社会的逻辑就是“她‘偷人’做了‘不要脸’的事，就把她的脸丢尽”。“我当时就想，沈从文在二十多岁那个年代就敢把真实的东西写出来，50年后，我怎么能不敢拍出来呢？”谢飞说。
正是这种“敢于真实”，让中国电影尘封多年的现实主义精神重新抖擞，开始表现人性、反思历史、剖析现实，重新与文化思潮、社会现实相呼应。
上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都在银幕中找到了表达空间。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第三代导演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其中蕴含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在那个年代引起了热烈反响与讨论。
当探索和革新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强音，不断试验创新并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和与国际接轨的窗口。
1988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摘冠。张艺谋曾回忆说，“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尽管《红高粱》的获奖也伴之以是否“丑化国人形象”的争论，但当时德新社的一篇报道还是写道：“这部中国影片首映时令柏林电影节的观众吃惊和震惊。该片被评价为中国实行‘新的开放’的证明。”
此后，中国电影频频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美国影评人斯坦利·库特认为，这些电影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以一种相对真实诚恳的态度，将一个原本单一化的中国形象立体展现了出来——长期封闭的中国电影，开始与世界沟通。
【释放电影市场活力】
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带来了电影创作的繁荣，但电影市场的活力仍受限于当时的体制。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电影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电影制作和放映由国家下达任务、投入资金，拍出的影片由中影集团统购包销，票房高低与制片方无关，极大地限制了生产积极性与市场活力。加之1980年代末电视、录像带兴起，挤压了电影的生存空间，电影市场自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滑坡，观众数量以每年10亿人次的速度下降。
改革迫在眉睫。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同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下发，随着新一轮改革推进，中国电影开始了对市场体制机制的探索。
1994年11月12日，北京已是天寒地冻，各大影院门前却排起长队，人们在寒风中，等待一部名叫《亡命天涯》的好莱坞电影在中国首映，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从这年起，中影集团开始每年以票房分账方式进口“十部大片”。对是否引进国外影片，业内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因此直到上映时，海报上还赫然写着，“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
“‘进口大片’对当时日渐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是一剂强心针，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观众保持着看电影的需求和热情。”吴冠平说，但也对国产影片产生了冲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产片票房份额持续下滑到不足30%。尽管这段时间出现的“贺岁片”促进了市场活跃度，主旋律电影也取得一定成绩，但依然无法止住国内电影市场的下滑。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将每年的进口影片提高到20部。也是在此际，“中国电影市场年票房滑至不到10亿元，观众流失，从业者转行，国有电影制片厂靠‘输血’为生。”北京新影联院线副总经理、资深电影人高军回忆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上世纪90年代电影体制改革推进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何认识电影，即电影是事业还是产业，大家看法不一。”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被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
“这给了电影改革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指引。”饶曙光说。
等待已久的中国电影迅速开启新一轮机制体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全方位、整体性的，制片、发行、放映都放宽了。”饶曙光说。
挡在电影发展路上的门槛被一道道撤掉。
2002年开始推行的“院线制”，结束了50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发行方改为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2003年《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出台，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全链条向市场开放。电影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
“民营影视公司逐渐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力量，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在吴冠平看来，电影产业化改革就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减少管理程序，把管理电影变成服务电影。”
一系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放开手脚后的中国电影迈开步伐，商业规律重新得到重视，档期意识、观众意识增强，类型片逐渐成熟。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商业大片。2004年，国产电影票房首次超过进口大片。
尹鸿认为，正是产业化改革，使电影产业从冷清萧条走向了繁荣。此外，良好的经济发展大环境、有观影习惯的“80后”“90后”进入成年消费期、中产阶层的壮大及大众消费能力的提高、网络时代对电影制作营销手段的丰富等，都成为中国电影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两年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电影产业驶入快车道】
在思想解放和产业化改革的红利下，电影繁荣和中国崛起不断产生着共振。中国电影产业进入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2003年到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连续保持30%以上的年票房增速，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559.11亿元，创历史新高。我国电影银幕2003年不到1800块，2017年底已超过5万块。影片年产量从2004年的100部左右，跃升到如今的700部。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与位居第一的美国在电影市场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增长速度都是空前的。”饶曙光说，“过去5年，中国电影真正成为文化产业的龙头产业。”
这与近五年来改革的深入推进密不可分，如：
通过简政放权、简化审批、调控监管等措施，积极支持民营电影企业、互联网电影发展；
通过举办论坛、培训培养中国电影新力量；
通过创办国际电影节、搭建海外发行平台等方式推动电影产业海外布局；
通过重点选题规划、政策资金扶持、配置优质资源等方式，促进电影提质；
通过成立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与好莱坞合作培训中国电影人才等，提高中国电影专业化水平……
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这不仅是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自此，电影行业基本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
电影创作的繁荣成为改革最好的注脚。无论是《冈仁波齐》《二十二》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艺术电影，还是日益成熟的《美人鱼》《唐人街探案》等商业类型片，以及《湄公河行动》《建国大业》等主旋律电影的崛起，都表明多类型、多样化、多品种的创作生产格局正在形成。
在世界电影的坐标中，中国也在重新寻找定位。2017年中国电影海外销售收入达42.53亿元，是2012年的4倍，签署合拍协议国家达20个。“中国电影从‘借船出海’到‘联合舰队’、再到‘自主驰骋，扬帆远航’的思路和战略愈发清晰坚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还在固化中国的“昨日印象”，那么《一代宗师》《我们诞生在中国》《战狼2》，就是在展示今日的决心。
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电影增速不足3%，中国电影却占到增量的65%。
继并购全美第二大院线AMC后，2016年，中国万达集团又以约230亿元人民币收购《盗梦空间》等电影的出品公司美国传奇影业公司。最新的消息是，互联网巨擘阿里巴巴及文投集团入股万达影业，持股达12.77%。电影产业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如何‘接管’好莱坞？”这是2017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标题。
文章认为，中国电影票房的权重已经开始影响好莱坞的电影创作，对中国观众以及影片能否在中国公映的在意，已成为好莱坞电影的准则之一。“韩国凭借电视剧成功分得了全球电视市场的一部分，难道中国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继承者不能够输出文化软实力吗？”
【走向“创作黄金十年”】
如何让中国电影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何让中国电影实现更大的繁荣？
在饶曙光看来，最重要的指标有两个：数字和质量。“2002年改革以来我们已有漂亮的数字，但还缺少与之匹配的高质量作品。”这成为很多电影人的共识与担忧。
近年来电影市场的快速增长，让投资人看到了商机，大量资本涌入。饶曙光说，“电影投资要实现商业价值，但电影不能用来单纯进行人民币计算。现在评价一个导演、一部作品的标准就是看票房，这样往往很难满足观众的艺术欣赏需求以及国家的主流导向目标。”
“电影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一个好的电影剧本经过两三年的打磨很正常。”高军无奈地说，现在不少剧本只写一两个月就开拍了。“资本把电影绑架了。老想快速回报，这对电影是破坏性的。内容才是一部作品的生死线。”
让谢飞感到担忧的是，反映现实和时代的电影题材正在丢失。“娱乐可以有，但更需要有文化、有历史、有艺术的作品滋养观众。”他说，历史证明，以往大量电影作品的“高峰”，正是现实主义的结晶。
饶曙光也多次撰文强调，要警惕粗放型、数量型发展模式潜藏的结构性危机：“现在观影人次的增长已无法匹配银幕数增长。影片上座率已经低于15%，这是一个警戒线。”
2016年，全国电影发展增速出现了十余年来的第一次放缓。
同年10月，在第二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认为这是行业从峰值进入波浪式起伏的过程。一天后的长春电影节上，与会电影人达成“长春共识”：发展是硬道理、质量是生命线、改变是新课题、团结是凝聚力。
“这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拐点，而是中国电影增长模式的拐点。过去单纯依靠数量、人口红利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质量型、内涵型增长才能可持续发展。”饶曙光说。
一方面，要摆脱“GDP思维”。高军认为，电影票房增速与GDP增速相一致比较理性健康。“允许增速慢下来，给结构调整留下空间。”饶曙光强调，“电影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扎根人民，内容为王；要寻找有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故事，增加原创，鼓励现实主义创作；保障编剧的利益，给创作者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
另一方面，在产业化改革去“门槛”的过程中，也要减少拦在电影人创作想象力前的“门槛”。“电影审查制度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谢飞说。
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整体向好的大趋势没有变，目前正处于“产业黄金十年”向“创作黄金十年”的关键过渡期，进入从高速发展向优质发展的新常态。
【距离电影强国还有多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时曾说，“美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便是巨大的媒体集团和好莱坞。好莱坞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美国公共外交的肌肉，赢得了全世界公众和精英的内心”。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复苏、繁荣后的中国电影也面临一个新命题：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如何更好地通过电影这个“世界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由富而强的伟大进程，在满足国内观众更高观影需求的同时，作为国际传播重要载体，中国电影还承担着与世界共享中国文化、改善人类文化格局的重要使命。”尹鸿说。
“国产电影在本土电影市场所占份额，和国产电影的输出、辐射力与国际能见度，是衡量电影强国的两大标准。”丁亚平认为。
在饶曙光看来，中国仍是一个电影大国，市场还未完全成熟，当前中国电影还面临诸多挑战，如：
好莱坞电影的持续性挑战；
网络大电影的挑战；
人才短缺匮乏；
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
电影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电影工业化水平不高、工业体系建设滞后，行业规范缺失，版权意识不足；
电影产业链未能有效延伸，电影后产品衍生品开发举步维艰；
电影市场同质化严重、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未能有效建立和推进；
电影观念跟不上电影实践的发展变化等等。
尹鸿认为，中国与电影强国目标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差距：
一是中国电影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贡献不足；
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和带动性不足；
三是全球竞争力不足。
“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中国电影空间似乎更加有限。”尹鸿说，中国电影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并没有与国内市场高速发展同步，国际市场收入仅仅停留在几亿美元层次上，不仅低于许多欧美国家，也低于亚洲的印度、韩国、日本。
在尹鸿看来，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需从三方面持续发力。
首先，要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中国电影还处在“本土性”阶段，缺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要变“用中国眼光看世界”为“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电影产品。
其次，要建构完善的互联网化电影工业体系。尹鸿认为，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深度与之融合，形成与好莱坞相比更加互联网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和市场体系。“这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弯道超车的重要动因。”
第三，要建构适应全球市场的国际传播体系。可借鉴美国电影“全球化”的经验，采取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策略，形成全球性电影传播体系。“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而且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去丰富、完善世界文化。让中国电影成为能够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电影的一部分。”尹鸿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也有了“三步走”的路线图。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现在到2020年，要着力提升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预计到2020年后，中国电影市场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银幕数量超过6万块，年票房达到700亿元。
从2020年到2035年，要着力构建中国电影的软实力。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将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志性产业，基本形成科学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电影要达到国际影响力领先的水平。到这个阶段，中国作为电影强国将构建起世界规模最大、技术先进、运行科学的完善产业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无止境，在数字、网络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更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不断解放思想。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有更好的未来。”谢飞说。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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