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重整大国脊梁
1.国企改革：重整大国脊梁
2.国企向制度反腐新阶段迈进
3.百万亿国资如何实现监管专项
4.攻克“混改”中小股东“观望症”
■ 国企的不可替代性：不仅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它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 当前国企改革引发争议的焦点：能否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同时保证其全民所有的性质不变
■ 国企改革如何进行？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一场涉及逾15万家企业、百万亿资产和3000多万职工的“改革大戏”正在上演。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基本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重点举措和基本路线图。
新中国的经济史，同样是一部国有企业的发展改革史。对比各个历史阶段国有企业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履行的独特使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新中国在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不断破浪前行的勇气与智慧。
“在共和国66年的历史中，国企一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中扮演举足轻重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国企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真正竞争实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所带来的挑战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未来五年，即到2020年，中国要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基础。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国企改革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进展。时间节点的重合，意味着新一轮国企改革不仅要实现自身的一次蜕变，更肩负着为“十三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的重任。
已故的德国前总理穆特·施密特曾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德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对国有企业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因此，作为一名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他一直高度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2012年，他在同中国学者交流时曾提醒到，“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你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艰难辉煌
不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很难准确评价改革之于国企的重要意义。
让时间的节点回到13年前。2002年，北京西三环，靠近紫竹院公园路口，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大门被封着，汽车被债权人拉走，银行已经不愿意贷款给这家资不抵债的公司了。这就是2002年中国建材总公司的现实处境。任谁也不会想到如今这家拥有十几万员工的世界500强企业短短十几年前曾经历了这样的艰难与落魄。
“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国企这几十年的变化。”采访中，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感慨到，国有企业改革是以改革为动力、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的成功范例。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企仅仅扮演着“计划指标生产者”的角色，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概念中的企业，彼时的国企更像是政府的附属机构。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力量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如何让曾经作为计划经济“典型代表”的国有企业更好地对接市场经济，成为必须要问答的一道难题。
为了将国企逐步引入市场，国家相继尝试采取了扩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包括中国建材在内，多数国有企业都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逐渐陷入困境。
据财政部统计，1998年我国国有非金融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23.8万户，盈利面为50%，盈利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7.3%；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66.5亿元，亏损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55.4%。盈亏相抵，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
国企困境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大面积的企业停产、半停产，开工不足；相当数量的职工下岗、失业；职工工资收入下降；大量企业拖欠银行贷款本息；企业缺乏流动资金进行简单再生产，更不用说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事实上，为国企解困一直是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
“许多人都意识到，改革不动旧的体制机制、不调结构，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李锦表示。
于是，从1998年开始，国企改革开始了真正的“攻坚战”。据不完全统计，自“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八字方针出台后的短短几年内就有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力度最大的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其中约5000户困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了破产，涉及到职工900多万人。
代价沉重，换来了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特别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运行质量也显著提高，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
2003年至2014年，国企的资产总额从20.0万亿增长到102万亿元，销售收入从10万亿元增长到48万亿元，利润总额从4769亿元增长到2.48万亿元。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也从2003年的6家增长到2014年的83家。
“在并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国的国企改革发展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前副主任邵宁在总结国企改革历程时曾如此表示。
未完历程
然而，剧情又出现了反转。
今年以来，国有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1～10月份，国企利润降幅达9.8%，比1～9月8.2%的降幅扩大了1.6个百分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企利润增速已是多月领跌。例如，1～8月，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0.3%和1.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319.4亿元，同比增长了7.3%。
如此表现与之前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分析认为，国企在基础性行业占比较大，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盈利状况受影响比较明显。同时，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也压缩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空间。
除了外界因素，不少观点认为，当前国企所面临的处境，需要更多从企业自身来寻找原因。例如，国企运行效率不高便是经常被提到的一点。
根据相关统计，2014年上市国企净资产收益率低于3%，而同期全部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4.2%。事实上，除2010年外，上市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全部上市公司。而其2010年回报较高，在不少人看来，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四万亿”投资刺激。
占有资源和竞争优势的国企为何效率不足？有分析认为，部分是由于国企“体型庞大”而导致流程复杂、效率低下，但更主要，一方面是国企投资冲动和盲目扩张而忽视发展质量和收益，带来产能过剩、增收不增利；另一方面是国企所有制结构单一导致“一股独大”、布局分散，造成机制不灵活、内生动力不足。
事实上，尽管在持续的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在不少人看来，国企的许多顽疾并没有得到“根治”。机制僵化、冗员繁多、效率低下、动力不足、浪费严重、垄断腐败等许多负面词语至今仍经常被人拿来和国企联系起来。
在受访人士看来，虽然其中的部分观点可能是源自误解和偏见，但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是：中国的国企改革目前仅仅划了一个逗号，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还是外部的监管机制，离改革目标都还有相当差距，仍需攻坚克难。
例如，早在1993年就提出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2004年起，开始在中央企业开展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但直到去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2家央企中，董事会试点企业也仅仅74家，尚有近50家未向公司制转变。
再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原则和方针后，至今已有十几年，但对国有金融资产、自然资源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等，还没有明确和建立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还是“五龙治水”。
“关键的一点还是政企分开不到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谈到，纵观30多年来的国资国企改革，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在其看来，国企改革多年后仍存在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备受苛责的效率低下、高薪浪费，还是引发争议的国企垄断、“国进民退”，抑或是频繁发生的利益输送、国资流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企分开这一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采访中，谈及中央企业专项巡视中发现普遍存在的利益输送和关联交易等现象，他直言，大多数被巡视企业都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而且几乎分布在各个环节，“这说明是制度漏洞造成的，而非单纯的个人问题。”
“国企目前是典型意义上的行政治理，而非公司治理。”在他看来，许多国企虽然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相关架构，但更多是“形似”而“神”未至。
“正是外部力量对国企的具体运行干预过多，一方面导致企业在应对市场变化方面总是‘慢半拍’；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原本设计良好的制度安排难以发挥作用。”华生表示。
全民储备
问题的关键是，对国企而言，能否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同时还要保证其全民所有的性质不变。这正是当前国企改革引发争议的焦点所在。
“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有观点认为，国企所存在的问题，源于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固有缺陷，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的办法只能是让国企完全退出竞争领域，或者是改变企业的性质——让国企私有化。
对于这种言论，多位受访人士明确表示不认同。他们认为，对中国而言，国企的不可替代性不仅体现在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以及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按照专家们的观点，私有制或许会带来很强的“造富”功能，但这种“造富”往往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比如美国最上层1%人群占有了超过1/5的国民收入和超过1/3的国家财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两极分化持续拉大，中产阶级受到严重挤压，2010年CEO平均年薪与普通工人年薪之比甚至达到243:1。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市场效率，同样也要警惕两极分化。
“公有和国有资本究竟为何需要存在？这是厘清改革是与非的基点。”华生谈到，追根溯源，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是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基础。
“国有资本是全国人民的储备资金，现在也许看不出来，但遇到危机就能体现出价值。希腊经济危机怎么办？卖国有资产。中国社保有窟窿了，大发钞票不行，多收税也不行，怎么办？只能拿国资来顶。”他表示，国资是全民的最后一块资产，绝不能轻易抛弃。
对于这个问题，穆特·施密特也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谈到，“中国国企上缴的利润比例不高，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国家资产账户，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阿联酋都是这样，这些国家把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可以看到，其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方之一。”
事实上，在这一方面国家早有动作。国资委统计，到2011年底，已有2119亿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益划归社保基金。中央企业还划转到全国社保基金83.94亿股，为社保基金提供长期收益。而此次《指导意见》更要求，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到2020年将提高到30%。
“试问，国家能将外资、私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华生强调，当今国企的体制亟需改革，但是私有化分掉国企的股份，企业必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使中国重蹈俄罗斯私有化的覆辙。
因此，答案只能指向另一条路：探索国资国企改革的路径，通过制度完善来克服现有的缺陷。
在华生看来，此次《指导意见》提出的以“管资本”作为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路径。
“国企不是最基本的元素，企业是由不同的生产要素组成的。因此，国企改革应该沿着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思路，实现国有资本的灵活进退与增值，而不是死守住国企阵地这个外壳。将国有资产资本化才能流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活力才能真正提高。”他强调，具体的企业，政府不一定要去守住它，可以增股，也可以减持。国有经济并不等同于国有企业，只有跳出国企来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地有所突破。LW
刊于《瞭望》2015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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