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风”反得紧 “隐形”藏得深
■ 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显性现象大大减少，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四风”正进入“深水区”，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公开的奢靡之风基本收敛，很多领导干部尾箱空了、“饭局”少了、司机闲了、好车交了、“签单权”收了、去食堂多了、大办公室退了、排队送礼的没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最强硬的实干行动之一，中央力推反“四风”催生了党风、政风、民风的深刻变化。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深入河北、湖南、安徽、内蒙古等地调研发现，反“四风”有力遏制了形形色色不良习气，带来了党员干部整体精神面貌和工作生活状态的积极变化，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和赞许。
本刊记者调研也发现，由于“四风”问题根深蒂固、积习难改，当前存在“显性问题越来越少、隐性问题越藏越深”现象，一些“顶风违纪”新伎俩不断滋生且治理难度加大。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反“四风”可在完善制度设计和执纪执法、动员社会力量、导入“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上“发功”，持之以恒向纵深推进。
显性问题越来越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多地调研时最突出的感受是，各地制度越定越细，执纪越抓越严，处分越来越多，监管越盯越紧。反“四风”的持续推进，不仅令广大党政干部心生敬畏，还促进了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深刻转变。
“早些年一顿饭经常陪十几桌，身心俱疲耽误工作；到省里市里请客，一天能吃两三次鱼翅鲍鱼，自己都觉得浪费。如今公款大吃大喝没了，应酬少了，陪家人时间多了，最大变化是能健身了，以前是酒桌上天天见，现在是公园散步锻炼见。”安徽、河北等地多位县委书记说，奢靡之风、享乐主义两风治理措施得力，效果最明显。
河北一位连锁企业董事长告诉本刊记者：“前几年每到中秋、春节前，我最头疼的就是签批各分公司的送礼清单，不送礼不请客就得罪人，现在已经3年没签这种单了。以前公司每年卖团购卡一两个亿，现在降至2000多万，虽然企业效益下滑了，但我打心眼里高兴。”
“省级及以上基本规范，市级层面正在规范，县级有所触动”，这是多位地方干部对反“四风”在地方执行情况总体评估。
一位中部地区的县级干部说，到省里办事总体上感觉“人好找、脸好看、事好办”了。“过去有些人山珍海味不吃不办，如今请也不吃。亲朋故旧小聚就在小饭店解决，没有了大吃大喝的‘新型人际交往方式’感觉正常多了。”
记者调研中接触了多位地方领导干部，发现他们身上华服、豪表、名包、奢饰等逐渐难觅踪迹。受访干部说，如今公开的奢靡之风已基本收敛。
反“四风”严打奢侈公务接待、职务消费和公款开支，对消费市场的“传导效应”十分明显。从沿海到内地，记者走访看到，目前市场上一些高档酒、名贵菜、奢侈品、红木玉石艺术品等“文玩雅好”，受追捧的热度一落千丈，成交价格走低，有的甚至“跳楼价”甩卖也乏人问津。
警惕“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发现，作风问题具有习惯性、顽固性、反复性，反“四风”需警惕“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两年，有的地方酒厂把高档酒装进百八十块钱的瓶子里，这种‘贱瓶装贵酒’，有地方政府接待部门竟成批量购进。”多位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
在“显性四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隐性四风”则越藏越深、越来越难查，这主要表现为：
——公款吃喝“隐形化”，开支报销花样多。
河北省纪委党风办主任陈玉祥说，治理公款吃喝效果最大，但吃喝地点、形式等变种也最多，尤其是国有企业食堂档次高又隐蔽，难监督。特别是在支付方式上更加隐形化，有的将超出预算的招待费转移到其他渠道支出；有的采取拖欠酒店餐费、暂时不报销入账的方法逃避检查；还有的等待合适时机虚报物业、会议、餐补、办公、耗材采购等费用中“夹带”处理，千方百计将公款消费合理化。更有干部反映，一些乡镇政府修路，仍虚报造假，甚至虚构一些小工程项目冲销“四风”开支。
有的干部特权思想根深蒂固，也制约着“四风”治理向纵深发展。本刊记者到多地单位食堂看到，“领导开小灶，群众大食堂”现象依然不少。受访干部群众说：“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吃饭有多难？有的领导干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高高在上的做派仍然存在。”
——“私车公养”藏猫腻，公款旅游有“暗门”。
化公为私、公私不分，安徽、河北等地干部反映，有的单位领导打着“私车公用”幌子，将私家车燃油、维修保养、过路过桥等费用由单位报销，或者以单位名义给私家车安装ETC卡，并公款报销相关费用。例如，中国联通安徽宣城分公司给领导干部个人车安装了单位ETC卡，受到查处。此外，公款旅游仍然存在，有的领导干部采取因私出国形式回避因公出国审批。据通报，安徽省文联所属4个协会组织出国考察，无外事部门批文，先后有22人持因私护照出国，公款支付部分出国费用14.7万元。
——巧立名目发福利，瞒天过海套公款。
河北、湖南等地有干部反映，有的单位以办公费、加班费、修理费等名目违规发放福利；还有的地方，有单位假借招商考察、推介地方特色产业、项目、产品等活动，变相公款旅游或旅游费用由利益相关企业或单位支付。有的部门买购物卡发福利或送礼，对此解释说购买购物卡发福利可以不交税，有的单位借给职工发福利名义，处理送礼行贿经费，做出一笔“糊涂账”。也有个别领导干部夫妻双方以瞒天过海手段均获得福利分房，仍以假离婚或开具假证明等形式，套取住房补贴。更有个别领导干部竟然长期虚报套取出差补助，河北隆化县组织部原部长陈汉军3年多公车私用去天津看望孩子，套取各种补助6万余元。
——上级层面见收敛，“基层边缘”尚麻木。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反“四风”不均衡现象凸显，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
今年端午节，中纪委到北方某省巡视发现，吃喝风、公车私用、超标用房等，部分基层干部仍我行我素。近期查处的河北曲周公安局原局长王春锋，在位期间未经县委批准，私自对12名科级干部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引起干部群众不满。
长沙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例显示，一些基层干部搞“雁过拔毛”：如宁乡县一个村支书不仅在危房改造资金上向危房户索要2000元“好处费”，就连贫困生从团县委申请获得1400元助学金，也被其抽走400元作为“感谢费”。一些被查处的基层干部，手还伸向了残疾人燃油补助、安置费乃至迁坟补贴……
北方一位省级干部说，他们组织纪检检查时发现，土地、城建、交通、国资监管、政法等实权部门，包括一些非实权部门的岗位，诸多操作环节上，有的干部送钱照样敢收，“猫腻”照样敢玩。
普通干部作风为何难改？一位基层干部认为，主要领导位高权重，被单位和下级盯着，一举一动自然小心翼翼。而普通干部则认为，“我权力不大，想搞大的贪污腐败很难，不就是吃点喝点，收些烟酒糖茶土特产什么的，又不影响单位其他人利益”。这种“不会犯大错误”的“不以为然”观念，造成一些人的思想麻痹甚至无所顾忌。
措施升级获长效
内蒙古、安徽、河北多位受访县委书记说，当前应关注一些干部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反四风”时间挺长了，再熬一熬“一切就会过去”；还有人抱怨，领导干部没了特权，普通群众没了福利，“油水”都没了，谁还去工作？也有人反映，送往迎来也是为了基层地方和所在单位发展，接待、应酬也是为了发展，等等。
受这些想法左右，一些地方“四风”反弹初露端倪：今年中秋、国庆两节期间，瞭望记者在呼和浩特、石家庄、合肥等地调研，有群众反映，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送礼之风与去年相比出现了明显反弹，还有的单位“想方设法搞变通、执行规定打折扣”。记者在多地高速路口、个别小区内部，甚至是城郊结合部大马路边，见到了多个礼品交接的“接头”场面。
河北肥乡县委副书记董保军等受访者认为，治标容易治本难，反“四风”正在进入攻坚阶段，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显性现象大大减少，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长时间的专项治理，特别是要以制度建设逐步规范。
多地受访干部和专家建议，反“四风”向纵深推进，应从如下层面入手：
一是完善制度设计和强化执纪执法。
多位受访者认为，“四风”问题出现新变化，究其原因还是权力因素作祟，利益输送链条未被切断，还未完全把权力关进笼子。他们建议，制度建设应立足全局规划、科学设定，要通过对三公经费、公车使用、为官不为等制度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建立健全主体明确、责任清晰、具体量化、易于操作的长效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范钻空子、打擦边球等问题发生。在此基础上，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要善于识破“四风”问题的“隐身衣”，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
二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例如，秦皇岛市纪委与秦皇岛新闻网共同研发了“‘四风’问题人人拍”网络监督软件，将监督权交给群众。群众通过该软件反映的“四风”信息，得到了市纪委的快速处理，一批“四风”问题被抓了“现行”。这种有机整合专门机关监督和依靠群众监督的做法，值得借鉴。
三是导入“互联网+”等“数字化作风建设”手段。
当前，微信红包、电子礼品券等新四风以及行贿受贿渠道的出现表明，督促改作风需要优化技术手段。在湖南、江西等地，一些地方使用人脸识别考勤、公务电脑信息拦截与过滤、电子化综合办公、数字化城市综治等“数字化作风建设”手段管理公职人员队伍，起到了反“四风”既解决“皮毛”、更改善实质的成效。
受访干部、专家认为，“数字化作风建设”是提升发现和查处“四风”问题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锻造党政干部队伍新作风、新习惯，有助于全面推动治理能力水平提升，值得探索和推广。LW
记者/杨守勇 苏晓洲 王圣志 张丽娜 徐海涛 谭畅
刊于《瞭望》2015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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