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我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当翻译
2016年6月18日凌晨，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车祸中不幸去世，享年77岁。
他是周恩来口中“精干的人”，也是陈毅点中的“将才”。他是中国外交史的见证人，世界熟知的“外交儒将”。他曾坦言自己的信念是“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做点事”。
为了铭记吴建民大使，我们特此呈现名为《斯人已去，犹忆影》的专题栏目，回看这位伟大外交官的成长心路历程。
斯人已去，犹忆影
——纪念“外交儒将”吴建民大使专题1. 吴建民谈外交：“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做点事”
2.吴建民：积累是为更大的舞台打基础
3.吴建民：我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当翻译
1965年8月，我离开布达佩斯，回国后被安排到外交部翻译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当过两次翻译，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做翻译的次数就多一些。
现在学外语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心理素质很重要。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有的翻译虽然水平很高，但是想得太多，反而影响发挥。我们当年有个男同事，笔译水平很高，但他第一次给周总理当口译时，腿一直在哆嗦。总理一看，说你怎么这么紧张啊？算了，你下去吧。
周总理懂英语，法语也能听懂一些，所以，一般给总理做翻译是很紧张的。刚开始的时候老同志教导我要“目中无人”，就是做翻译时不要想东想西，要排除杂念，全神贯注。
人一旦紧张，就不可能全神贯注。这有个过程，需要慢慢修炼，关键要有一颗平常心，别害怕失败，即使这次做得不好，也可以吸取很多经验教训，下一次争取改进就是了。
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很幸运能给我国一些杰出的领导人做翻译，在伟人身边或直接或间接地做一些工作，这对我后来的外交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一个人，对他远距离跟近距离观察不大一样。做翻译的好处是你可以近距离观察他，而且，他讲的话你得翻译出去，外国人讲话你得翻译过来，你的眼睛，除掉记录之外，得一直看着人家，从近距离观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政治领袖并不光靠权力才有魅力。他们是最好的老师，言谈举止都能让人领悟许多。我看他们就像小孩子看大人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总吸引着我的目光，感觉值得回味。
毛泽东：“凡是搞大国主义的人，我都主张整一整”
回到外交部没多久，我就接到通知：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
那是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此前一年中国与刚果（布）建交，中国一直在财力物力上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友好往来频繁。
马桑巴-代巴夫人到中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那天，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虽然内心一个劲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里怦怦直跳。
▲毛泽东主席九月三十日接见了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
好在我在布达佩斯时有过不少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的历练，而且这次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我的现场表现还行。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说话时湖南口音很重，但我基本上听懂了。
后来，我又间或给毛主席做了几次翻译。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我：“你姓什么啊？”我说我姓吴。毛主席说：“姓吴？”我说：“口天吴。”“你这个国家早亡了，”毛主席哈哈一笑，“吴国嘛！”
我第二次给毛主席做翻译是1967年10月，毛主席会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理努马扎莱。这一年，我国驻刚果（布）使馆的代办举行国庆会，在同刚果（布）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颐指气使、很傲慢，瞧不起刚果（布），引起了刚果（布）领导人和政府的不满。这件事情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毛主席在会见努马扎莱时，向对方表示了歉意，并严厉批评了中国代办的大国主义做法。毛主席说：“凡是搞大国主义的人，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毛主席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我终身难忘。
还有几次毛主席会见外宾，由齐宗华翻译，我见习。在几次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我感觉毛主席深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他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深长富含哲理的话。
毛主席见到黑非洲国家一个一个取得独立的时候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认为非洲很有希望。他在会见黑非洲朋友时很开心，对他们观察得很仔细，看到他们黑黝黝的皮肤说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
周恩来：“你要别人尊重你，首先你要尊重别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他非常懂外交，是我们中国当代外交之父。1965到1971年间，我曾若干次在周总理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过不少接触。周总理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过：“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是相互的。”话不长，讲得多好啊！
外宾来的时候，总理会到门口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有的时候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周总理会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有几次，我们到了接见外宾的现场，明明看见总理也来了，眨眼间又不见了。原来总理到旁边的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再出来时整个人就更精神了。
我第一次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我能放松一些，总理主动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我回答说是南京人，总理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因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江浙一带的比较多。
我回家跟施燕华说起这事，她说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时，总理也问过她是什么地方人，听她回答祖籍浙江后，周总理也说了一句“外交部江浙人真不少”。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总理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也在场，立即打电话去问，随之得到答案：“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立刻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很多人在屋子里聊天，周总理一走进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周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此种倾向，就会立即指出。
比如，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再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字之差，大有文章，我是后来才慢慢懂得的。总理尊重人家，特别是小国，所以他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也是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上11点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像往常一样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门一开，一阵晨风吹来，我感到丝丝凉意。那一晚一翻译就是6个小时，很辛苦，但我完全被周总理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一直翻译了下来。送走外宾后，周总理依然不知疲倦、神采奕奕，还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邓小平：“没有虐待你们吧？”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29年来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点邓小平率团出席，并在联大发言。
此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来联合国的那些日子，就下榻在林肯汽车旅馆改造的中国代表团住地，住在第十层。我每天早晨都有晨练的习惯，发现邓小平喜欢早晨起床后散步。因为不能随便外出，他便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走。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请来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我当翻译。餐桌上，我觉得邓小平的言谈很风趣。饭吃到最后，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我当时有点愣，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更多中阿关系的情况，这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对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阿领导人已经开始抱怨。
▲1974年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邓小平在联合国时主持开过几次会，我只参加过一两次，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效率很高。有什么主要情况大家讲一讲，他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邓小平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
特别联大会议前后开了三周，邓小平在纽约只停留了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先后与四五十位外长会面晤谈。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没有会，大家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邓小平脱口而出：“去华尔街。”“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啊。”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美国通”唐明照提醒道。“没有人也可以看看么。”
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眼里，“华尔街”可以说是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的代名词。第一次到美国，仅有这么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人都感到愕然。
后来我听陪同邓小平去华尔街的人说，在观看过程中，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在当时，像“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样的话，从其他领导人那里是不会听到的。这让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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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 著 | 中信出版集团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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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梦迪 赵佳然 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