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和我的90年代

有人说，中国的90年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北京，1982。外国摄影师眼中一群看着“长鼻子”的中国人

北京，1982。 人们正在疯狂抢购新到的进口产品

90年代的北京街头鸟市，爷爷看上去很拽的样子…

90年代大学校园，学习学累了，回宿舍打会儿麻将也不错！

关于逝去的90年代，作家李敬泽说，“八十年代有很多人认领，九十年代好像变成了无人认领的年代。无人认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 

看完了这么多人家的90年代，那么90年代的你，又在干嘛？

在12月出版的新书《我和我的九十年代》中，不少人向我们真诚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独特的九十年代，其中包括九十年代上海的黄金发展时期、三峡大坝兴建、香港回归和国企下岗潮；广受欢迎的影视剧、话剧、小品、电影；早期打工族背井离乡的双面生活、互联网的诞生和飞速发展、股票狂热和海南房地产沉浮；那个年代老百姓口中的流行语等等。

而今天，我们就分享一篇收录其中的文章，由作家蒋方舟所记录的——关于她眼中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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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九十年代

文|蒋方舟

联结一个世代的人的暗号，永远是他们共享的记忆。

对于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主导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想象，围绕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开：从二战后的丰裕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越战到反文化与民权运动。不管政治和文化立场如何，同一代人总是在同一个记忆场域中成长并活动，这种共同记忆，展现出每个时代独特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社会想象起源于九十年代。这并不是说中国庞大而沉重的过去没有发挥其无微不至的影响力，只不过，看惯进步、富裕和繁荣的国人所感知到的那个中国，只有相当年轻、浅近的历史。从打击“投机倒把”的中国到全民炒股的中国，从凭票供应的中国到电商疯狂打折的中国，并没有相隔一个世纪。

对于已经是社会主心骨的60、70 后来说，前一个中国是渐行渐远的遗迹；对我这样的85年后生人，后一个中国是我们出生、成长的理所当然。

在我们还蹲守电视机旁的年纪，《太空堡垒》和《新世纪福音战士》是所有孩子的共同话题。没有人质疑国家在一天天好起来。

生活的改善不只在《新闻联播》里，也在每一年的生活里。这片土地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就和动荡与不安无缘。我们懵懂地听到“亚洲金融危机”或者1998大洪水之类的名词，但举国一致的努力总是可以渡过难关。

1997年香港回归是许多人爱国自豪的最初记忆，我们的九十年代结束于中华世纪坛迎接新千年的焰火，以及2001年申奥成功。

九十年代对于我们更多的是模糊和混沌，一如所有人回望童年仿佛都隔着层磨砂玻璃。但对我们来说，更加光明、清晰的二十一世纪和之前模糊的十年并没有明显的断裂：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是从不够好变得更加好。

在当时的我们无法感知到的幕后，九十年代是个更加粗犷、却从来不缺生气的时代。1992 年的“南方谈话”是它真正的开端。一切似乎都不允许了，但一切似乎都被允许了。

冯仑和潘石屹开始炒房，瀛海威时空开通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王国，大学开始扩招，而毕业生开始自谋生路。世纪末的“野蛮生长”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被规范和整顿，为了满足“入世”标准并且为经济全面转轨做好准备，整个国家开始了一场痛苦的转型。许多家庭的生活从此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而后半部分并不都是美好。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努力拥抱市场经济和“国际化”，仿佛急切地要从上个十年突然结束的混乱与彷徨中找出道路和意义。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对八十年代的回答，也是对八十年代的判词。经世致用的最高律令下，法律、经管成了最新的时髦专业，生物学则是二十一世纪的学科。曾经统一在人文和启蒙大旗下的文化队伍愈发分化，一并坍塌的还有曾经坚不可摧的文化战线中的等级制，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不再是文化人单一的价值与认同的来源。

市场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但也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是文化和产业第一次并列的时代，也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坛”的特殊节点——到了文化产业真正繁荣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坛”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当年。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九十年代的主题无疑是“变化”。

九十年代的“变”，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如今“不变”的基础，为变革应该有的方向和模式设定了标准。也正是因为如今的繁荣无非建立在九十年代所开创的基础上，这段记忆才能够作为社会各个世代的社会想象，服务于当今中国的话语系统。

我们今天回忆九十年代，不是把它当作连接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插头，而是在怀念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某个黄金时代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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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新周刊》 编丨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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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叶乔   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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