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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神结局催泪!但99%的人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从清朝就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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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15年来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我不是药神》成为了纵横暑期档的最大赢家。



徐峥扮演的一个起初为钱、终而为义的药贩子程勇,在面对吃不起天价抗癌药的慢粒白血病人渴望与祈求时,拼上身家性命铤而走险,为白血病人代购便宜的印度仿制药。入狱那天,他救过的白血病人自发站满了街道,为他送行。


影片的最后,程勇案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天价的抗癌药格列宁最终被纳入医保,无数白血病人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当荧幕上跳动着“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符合条件的纳入医保”的字样时,无数人长吁了一口气。不少人说,“医保”这两个经常跳动在每月工资单上的字眼,在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忽然变得格外有意义。正如影片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但是医保的存在,大大减缓了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压力。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一个国家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


一方面,财政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重要筹资来源,在部分大病保险基金中,财政补贴还是额外筹资的来源;另一方面,医疗救助资金完全由财政拨款构成,负担了城乡贫困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及部分应急医疗费用和大额医疗费用,社会保险事业费用和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成本由各级财政提供必要经费支持。



用“人话”来说,国家母亲有收入,国家的儿女就有保障。所以说,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


无聊的科普时间结束,以上的知识点估计大部分人都心里有数。

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财税制度,是从什么时候迈入现代化的吗?解放后?民国?


NO!其实,从晚清开始,咱们的老祖宗就在列强的压迫下,创造出了令人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叹为观止的现代财政制度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在历史上被定格为民不聊生、饱受压迫、贫穷落后的大清帝国。


清朝末期在历史书上是黑白照笼罩下暗无天日的封建王朝,但斯蒂芬·哈尔金的《追寻富强》,却给了我们看待清帝国的一个另类视角。



很多电影和小说,会不遗余力描绘农民在苛捐杂税下求生无门的惨状。的确,在清朝统治的前200年,公共财政很大一部分依靠农业税制度。


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税收、资源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的模式。缺钱的清政府需要增加军事支出、购买军备、修建攻防、整编部队,用来保护它的子民——或者说它自己——不被列强一口吃掉。


当然效果是杠杠的——据斯蒂芬记载,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税收从1842年的银4200万两到1911年的超过1.2亿两,总共翻了三倍。


时至今日,翻开这本书,可以看到大清帝国为了自救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值得被记住。

“劫富济贫,支援边疆”

贫富差距这件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清朝在“杀富济贫”方面还是有一套。四爷雍正他老人家,不只忙于宫斗,他和臣民还将中国各省划定为自给自足、税收不足和税收盈余三类地区,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将东部繁荣地区的钱物分配到北部和西部的落后地区。



所以,支援边疆这件事,从几百年前就开始做了。


这些来自兄弟省份的资源,不仅用来支援军事开支,派驻新疆的士兵还会大搞屯田来种植谷物,军队还经常帮助当地建设以及修缮运河和灌溉措施等水利基础工程。


厘金局

19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日子过不下去了。


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人口损失,把清政府的收入打了个对折还多——1850~1853年的政府收入下降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40%。


王朝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能否找到其他的收入来源,所以,当局开始对中国境内商品的流转加征新的税捐,并且创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厘金局。



厘金——大概就相当于,商人若想从此过,必须留下买路财。虽然当时的厘金给中下层的百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在江南,当地商人平均13里就要遇到一个税卡。但是,从农业税到商业税的转换,的确在当时拯救了大清帝国。


这些商品税收入用于支付军队开销,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来直面外来威胁。


海关

1950年后,中国商品经济的活力让政府得以拓展其资源基础,而在新增税收中,除了厘金,占份额最大的,就是海关了。



尽管国际商贸只是中国总体经济活动的冰山一角,但海关的收入还是在不断增长。19世纪中期大清帝国海关的创立,为国防开支提供了巨额资金。扣除通胀因素,1890年的海关税增长至1860年的4倍,然后再甲午战争后稳定在每年1800万两双侠。到了清末,关税总收入至少占总收入的12%。


所以,在清朝统治的最后30年,公共税收的结构发生了进一步改变:大清帝国的税收,从农业型成功转型为商业型。




在近代早期欧洲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在我们印象中,孱弱无能的清政府,至少在财政体系上,从直接农业税到间接的商业税捐再到现代税收的三阶段发展进程,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历如出一辙。


关税和厘金支撑起了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师们沿着海岸线筑起了火炮炮台,在江南一带,国防规划的完善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斯蒂芬在《追求富强》中感叹,清政府在晚期“创建的公共税收新制度,似乎可以反驳王朝衰落说”,它所表现出的制度创新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是超乎我们大部分人想象的,在帝国晚期,中国就已经为创建一个军事—财政国家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我们喜欢调侃:大清国早就亡了一百多年啦。但是,历史却证明,这个亡了的大清朝,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颠覆性的另一面。


尽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书上,晚清被描述为一个苟延残喘、腐败不堪的封建帝国,它当时所面临的的内忧外患,已经无药可医。但是,在斯蒂芬·哈尔西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一书中,清帝国在最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仍然在不断地、努力地寻找着自救的方案,它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拖着沉重的锁链向现代国家迈进。


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吃惊自己因为一本学术书而感动到热泪盈眶。的确,“追寻富强”是中国人从未停息的一个梦,它早就融化在国民的骨血里。所以,不如认真读一读,看看我们的上几代,曾经奋斗不息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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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美] 斯蒂芬·哈尔西 著丨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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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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