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诺奖得主揪心之作：身为女性，每天醒来都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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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里阿玛，犯了两重罪：一是生于此地，二是生而为人。在库鲁马尼，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还不如一件东西。她不存在。”

“在一个没有文明法则的村庄中，人就是狮子，而狮子也就是人——猎人是无用的。”

——《母狮的忏悔》米亚·科托著

这是一本关于女性觉醒的小说，却是出自一位男性作家之手。字里行间，你能感受到作家米亚·科托对于在非洲广袤大地上女性艰难处境的悲悯和思考，书中充满诗意的金句比比皆是，每一句读来没有无病呻吟，只有切肤之痛。

作者简介

米亚·科托（Mia Couto），原名António Emílio Leite Couto，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父亲是当地著名的诗人和记者。他自幼受家庭影响，14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大学时修习医学，期间参与了莫桑比克反葡萄牙殖民的独立战争。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他投身新闻事业，在多家报刊媒体担任编辑，1980年重回大学攻读生物环境学，现在是一名记者兼生物学家。

1983年，他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问世。1986年，短篇小说集《夜晚的声音》在葡萄牙出版，引发国际关注，此后作品不断，并斩获多项文学大奖：1992年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入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十二部非洲小说”；2014年，他击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15年他凭借《耶稣撒冷》入围国际布克奖终选名单，该奖项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风向标；2017年，他的最新作品《母狮的忏悔》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时至今日，科托创作了长篇小说共计16部，其作品在22个国家发行，成为被翻译出版最多的莫桑比克作家。

“童年里，我们所有人都曾体验过这最初的语言，这是一种混沌的语言。我们都曾安享一个神圣的时刻，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所有的生命，而彼时，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种宿命。这种与畸形而又混乱的世界间的联系被乔伊斯称为‘混沌理论’，正是这种联系促成写作之事，无论身处哪块大洲，无论归属哪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学体裁。”

——摘自米亚·科托《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闵雪飞译

母狮的罪与罚，国族的痛与殇——母狮的忏悔译后记

文 | 马琳（原文有删改）

作为一个出生在非洲的葡萄牙移民后代、一个在莫桑比克成长的白人，特殊的身份对米亚·科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米亚·科托通过写作向世界介绍莫桑比克，虽然小说具有虚构性，却都基于莫桑比克真实的历史与社会现实。

青年时期的米亚·科托与反抗殖民统治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有着紧密联系。解放战争后期，正在上大学的科托放弃医学专业，成为一名记者。独立后的莫桑比克遭遇内战，科托作为新闻社的通讯员多次到各地走访，感受到国家内部语言、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复杂多样性，意识到莫桑比克的国家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它包含着多种声音。

在此期间，科托发表了带有反殖民主义色彩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其中诸如《身份》（Identidade）、《大地的口音》（Sotaque da Terra）等诗作对殖民活动造成的“混血文化”进行思考，试图为“莫桑比克国家身份”这一命题找寻新的意义。

米亚·科托以葡语进行书写，将非洲土语及莫桑比克方言与葡萄牙语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形成了鲜明的“非洲性”的叙事。他以莫桑比克农村地区口语化、多元化的表达来还原当地风貌正是构建莫桑比克独立文化身份的立足点。

《母狮的忏悔》正体现了科托一贯的语言风格与创作意图。这部小说发表于2012年，是米亚·科托基于自己在莫桑比克北部的真实经历所写就的，这点在小说开篇有所解释。小说延续了科托的叙事风格，由库鲁马尼女孩马里阿玛和猎人阿尔坎如分别以第一人称进行双线叙述，讲述发生在库鲁马尼的狮子袭击人类的事件，以及人类对狮子的猎捕。

在经历了该事件后，科托在进行调查时逐渐发掘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了解到莫桑比克北部地区的女性在传统约束下的生存状况。狮子以女性为袭击目标是因为她们每日独自在乡间劳作，在惨剧接连发生的时期，女人们依旧不得不在丈夫或父亲的命令下只身去野外抬水、拾柴、看管菜地。狮子吃女人在科托笔下演化为一个比喻，用来揭示父权制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女性被社会、被生活本身所“吞食”。

《母狮的忏悔》中存在两种压迫，一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一是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则是双重压迫的受害者。《母狮的忏悔》中有非洲古老传统的延续，有殖民文化对莫桑比克农村的渗透，有战争在人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这是科托首次将非洲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为第一主题进行创作。

在殖民地时期，莫桑比克人民被动接受殖民文化，经历战争的伤痛，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在莫桑比克摆脱了殖民地身份后，女性仍旧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继续受到来自男性的“第二次殖民”。

科托对于女性的关注在其作品中早有展现，在2003年发表的故事《那马罗伊传说》（A Lenda de Namarói）中，作家就借叙述者之口说出与《创世纪》相反的世界起源：“起初，世上只有我们女人，后来才出现了男人。”《创世纪》作为父权思想的产物，在历史上成为许多文化中男权至上的依据。科托打破传统，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在小说《二十与锌》（Vinte e Zinco）中，科托一语道出非洲女性的现实地位：“她们两人坐在地上，那才是女人该坐的地方。”

在《母狮的忏悔》中，“马里阿玛的记述”这一条主线讲述了马里阿玛一家人在后殖民时期的生活，穿插着对莫桑比克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在马里阿玛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以热尼托·贝伯为“一家之主”的库鲁马尼家庭。

无论是在传统环境中还是在接受了殖民者的同化教育后，女人始终受到剥削与压迫。在只有传统、没有法制的库鲁马尼，男性统治地位最直接的表现便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男性在“父权传统”的名义下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并不会受到制裁。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这种暴力是无声的，我更愿意说它是被噤声的，被泛化的大男子主义之风所噤声。”

西林西娅、阿妮法和马里阿玛分别代表着莫桑比克父权制社会中的三种女性形象。

西林西娅虽然在开篇就已经死去，但她活在马里阿玛的文字中。马里阿玛记忆中的西林西娅没有太多语言，她未曾说出自己的遭遇，但是告诫马里阿玛：“别希望它们（胸部）长大，妹妹，别希望成为女人。”对于西林西娅如何命丧狮口，书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但却暗示她故意在夜间出门，让自己成为狮子的目标。通过这一举动，西林西娅终于第一次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阿妮法·阿苏拉是主人公马里阿玛的母亲，虽然能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但却已彻底接受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并将它施加到女儿身上。即便忍受着丈夫的暴力对待，在得知丈夫对女儿所做出的暴行后，她的第一反应竟是责怪女儿。在小说开头，阿妮法不希望猎人带走她仅剩的一个女儿，但在结尾，她请求猎人带马里阿玛离开库鲁马尼，她希望马里阿玛能够去过真正的生活，开启新的篇章，而她将继续守护着早已渗透进血脉的传统。

马里阿玛代表着希望、自由以及强烈的反叛精神。虽然她生活在压迫中，处于从属地位，但作为一个识字的女性，她通过书写来抵抗绝对的父权统治。她记录西林西娅与母亲的遭遇，并在书写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发生在库鲁马尼女人身上的悲剧。库鲁马尼的女人都不能算活人，马里阿玛也是“生而即死”。最终，马里阿玛选择去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以另一种方式抛弃旧世界。

通过塑造这些在屈从中或灭亡或反叛的女性形象，科托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公正，也表达了他对于改变父权传统的看法：男性应该借鉴女性的经验，毕竟“女人打磨男人的灵魂，如同流水磨石”。

在由猎人阿尔坎如进行叙述的主线中，猎捕狮子这件事看似是重点，实则却跌落到第二位。真正伤害女人的“狮子”是父权制，这在马里阿玛的叙述中已有充分体现，所以，阿尔坎如的叙述更多是站在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去观察库鲁马尼，感受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这条主线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争给库鲁马尼人留下的伤痛。在古斯塔夫对村民进行采访的时候，作者借阿尔坎如之口说出他对战争的看法：“不存在用语言可以讲述的战争。有血的地方，就不会有话语。”

米亚·科托曾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他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是欧洲人的后代也是莫桑比克人，是活在高度宗教化的国度中的科学家，也是在高度口语化的社会中写字的人。个人身份的种种矛盾令他对莫桑比克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书写国家历史与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从《母狮的忏悔》开始，科托开始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在莫桑比克农村地区，女性正是“他者”之“他者”，饱尝多种压迫。科托以这部小说融入了莫桑比克人数虽少但成果斐然的“女性写作”，为女性发声，为女性地位的改变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