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莫言、余华等几代作家的文字，还会影响今天看10W+长大的一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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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文学刊物，对中国文坛影响深远。如果要列举读过它的作家，那会是一份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冰心，巴金，艾青，莫言，铁凝……都在其中。

它就是《世界文学》。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曾经影响过莫言、余华等几代中国作家的文字，还会影响今天看10W+长大的一代吗？

空气中的召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

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算是个准文学青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通过文字、印象和长时间的通信，杨先生确定了我对文学的热情，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

“爱文学的话，到《世界文学》来工作，最好不过了，”她说。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空气中的召唤。

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

解放后，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在北京与其说创办，不如说又恢复了《译文》，后来才更名为《世界文学》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

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楼适夷先生、戈宝权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道路。”

杨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1983年7月，我从西郊坐了好几趟公交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

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那个年代的编辑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做嫁衣。编辑部的不少前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几乎所有时间，他们都在阅读原著，寻找线索，挖掘选题，寻觅并培养译者。

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发现她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

有时，一天得给译作者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看得冯秀娟老师直心疼，在一旁连连说：“老杨，歇会儿，快歇会儿。”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杨乐云、苏杭等前辈都既是出色的编辑，又是优秀的作家、译家或画家。但他们大多只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开始投入于翻译和写作，主要文学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

高莽先生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妻子，一边译出和写出那么多文学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译五六百字，坚持不懈，日积月累，译出了福克纳和门罗的好几部小说。杨乐云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在苦苦翻译赫拉巴尔赫塞弗尔特，孤独，却不寂寞。

许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么苦那么累？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杨先生有一回对我说。

文学照亮了他们的内心。因此，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可爱的人。

瞧，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编辑。

从“伟大的盖茨比”到“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杨先生一些功夫。

起初，译者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了，没有韵味。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苏杭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

世界美如斯，多么典雅而又韵致，弥散出艺术气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学作品的气质。

先生告诉我，菲茨杰拉德的著名中篇《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世界文学》首发的，译者最初将标题译为“伟大的盖茨比”。

研读作品后，李文俊先生觉得这一译法尚不到位，用“伟大的”来形容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显然不恰当。“great”在英语里实际上有众多含义，既有“伟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厉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义。而用“了不起”来形容盖茨比恐怕最为贴切。

于是，中国读者就通过《世界文学》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汉语译著。

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说实在的，当时，前辈们的这种认真劲儿既让我钦佩，同时又有点把我吓着了。当文学编辑，同读文学作品，绝对是两回事。文学阅读是单纯的、愉悦的。而文学编辑却是复杂的、劳苦的。

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

八十年代，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三十人，分为苏东组、英美组、西方组、东方组和秘书组，每周一必开例会，先是主编高莽、副主编李文俊、编辑部主任冯秀娟和苏杭、郑启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组长碰头，随后再招呼全体编辑开会，主要讨论选题、组稿和发稿。

各语种编辑在介绍选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夹杂一些外语，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这时，你就会听到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捷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先后响起，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头一回参加这样的会议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缕幻觉：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文学联合国。

（七八十年代的《世界文学》）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

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

学法语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后成为《世界文学》主编，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从未见过他计较什么，平时特别关照年轻编辑。

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

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

编辑应该是美食家

每逢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

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先生当时担任文化部长，兼任《世界文学》主编，公务繁忙，偶尔会来编辑部开会。每次会后都会餐叙。

《世界文学》出了好几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绝对是美食家。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也是。还有李文俊、张佩芬、严永兴诸位先生。

高莽先生独爱北京烤鸭，常常说：“发明烤鸭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李文俊先生时常回忆起庄寿慈先生家做的狮子头：“实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时打我嘴巴，我也不会松口的！”杨乐云、严永兴、庄嘉宁等前辈还有制作美食的才华。

李文俊先生甚至开玩笑道：“来《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逻辑是：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才有可能热爱文学。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

诗人沈苇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

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是一份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冰心，巴金，艾青，施存蜇，郑敏，徐迟，邵燕祥，邹荻帆，袁可嘉，王蒙，刘心武，陈忠实，贾平凹，北岛，林希，田中禾，莫言，铁凝，吉狄马加，陈众议，楼肇明，张玮，南翔，冯骥才，赵玫，于坚，陈超，唐晓渡，王家新，阎连科，潞潞，余华，苏童，宗仁发，西川，残雪，马原，苇岸，刁斗，郁郁，刘恪，陈东东，宁肯，车前子，毕飞宇，海子，寒烟，阿乙，止庵，沈苇，邱华栋，庞培，东西，汪剑钊，梁晓明，程巍，汗漫，小海，蓝蓝，树才，赵荔红，黄礼孩，鲁敏，沈念，田耳，李浩，黑陶，郭建强，钟立风，黄土路……

其中，绝大多数既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又是《世界文学》的作者或译者。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还有部分音乐人也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

著名音乐人李健两年前曾发微博感叹，庆幸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杂志，并直言：“文学教给了我所有的事，包括音乐。” 音乐人钟立风更是忠实粉丝：“是音乐和文学完成了我的呼吸：字吸，歌呼。……尤其是当我走进《世界文学》时，一句诗歌里的隐喻，一篇小说里的奇异幻想，甚至某位作者文笔之外的一个暗示……..都会使我找到一个新的和弦和节律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