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基辛格再次访华，他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点击蓝字关注→ 中信出版集团 2018-12-26

2018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双方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对当前局势进行了深入探讨。习近平主席指出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基辛格博士也表示美中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希望美中双方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

实际上，这不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接见基辛格博士了，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出任国家主席以来，他分别于2013年、2015年、2016年多次接见基辛格博士。而基辛格更令人惊奇的成就在于他在中美“破冰之旅”中的突出贡献以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历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可以说他是中国不断发展、富强的一位见证者。

自基辛格博士1971年秘密访华以来，他几十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访华的具体数字已经很难统计清楚，有说80多次，也有说数百次的，具体次数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我国五位领导人都有过多次接触，对于中美关系的推进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中国读者大多对基辛格有一种特殊的心理，主要缘于他是中美“破冰之旅”的先行者之一，是“阿波罗计划”中率先踏上神秘的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高官。基辛格因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而载入史册。

中美建交的历史缔造者

毫无疑问，基辛格博士对于中美关系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以及中美正式建交。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冷战期间撇开意识形态差距、打开外交通道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而基辛格博士在那段期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率先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晤进行筹备工作。

其实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中美之间并非没有接触。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间，中美外交官在外交场合接触了不下十余次。只是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会谈不可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说来好笑，虽然当时中美两国都有心展开对话，但是由于双方多年来摩擦不断，因此都心有顾虑，双方都刻意不给人一种公开迈出第一步的印象——美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平台可把总体的战略转化为正式立场；中国这么做则是因为它不愿在威胁面前示弱。

双方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外交是政治的延续，而任何一个外交活动都有可能造成国内政治和同盟关系的变动，因此，中美双方通过中间渠道（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对讨论的议题、地点等进行了慎重的交涉，著名的“乒乓外交”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基辛格1972年与周恩来总理的首次会晤

在为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前的磋商中，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大量的接触，双方秉着维护国家利益、减少争端、增进理解的态度讨论了大量的议题，这次密访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两国20年来没有接触，没有什么小事情需要先处理，只有两个例外。这两个问题双方都知道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就是越南问题。

最终，中美双方决定“把解决中南半岛问题作为美军撤出台湾的条件”，但双方都没有为两个问题的解决立即做出承诺，或者给对方施加太大压力，因此这两个问题实际被暂时搁置了，因而扫清了尼克松访华的障碍。

借用基辛格博士的回忆来为这次历史事件写下一个结语：

“7月11日星期天下午离京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草案。周恩来说，我们的声明会震撼世界。我们代表团在回程途中，心里为数小时之后就要震撼世界而暗暗激动。然后，7月15日，在洛杉矶和北京两地同时将那次秘密之旅和总统受邀访华的消息宣告于世。”

基辛格回忆说：当时，任何一位到访中国的外国政要，都以受到毛主席接见为最高礼遇，可他却避之不及。谈及原因，他说：

“因为我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希望成为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美国官员。尽管访问中，我知道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泽东将会见我，如果我不主动提，毛泽东就不见我。但考虑到一旦见了毛，我回美国后会让尼克松不悦甚至动怒，我还是按捺住了见毛泽东的强烈愿望。”

尼克松总统访华

虽然首次访华没有见到毛泽东，可1972年至1975年间，基辛格跟毛泽东有5次见面。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到，1972年初次见毛泽东时：

“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泽东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

1973年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极富智慧”。

基辛格和他的理想主义

基辛格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后出现的世界级的战略家和思想。也是美国历史上富有争议的人物，基辛格其人、其思想一直饱受争议，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有着远见卓识——在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年代，力主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开创了中美外交新时代。

也不乏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受俾斯麦思想影响的有着权力政治灵魂的好战分子——基辛格在全球范围的知名度甚至与美国总统不相上下，因此很多时候，他受到的指责与诽谤不比美国总统少。这大概缘于他独特的思想历程和他人生的丰富、复杂。

意大利记者奥里娅娜·法拉奇曾写道：

这是一个大名人、大要人、大福之人，他被称作超人、超级明星、超级德国佬。看似有矛盾的盟国他能撮合到一起，看似无法签署的协议他能签下来，他能让全世界屏住呼吸、安安静静，就好像所有国家都是他在哈佛教的学生。此君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捉摸、无法忍受，他可以随时面见毛泽东，随时造访克里姆林宫，只要他认为有必要，甚至可以深夜叫醒美国总统并到总统的卧室汇报。这个人怪里怪气，戴一副角质边框眼镜，詹姆斯·邦德往他身边一站立马会显得索然无味。邦德会开枪，会格斗，会从飞驰的汽车上一跃而下，他一样都不会，但是他会建议开战，会促成停战，自诩能改变世界命运，他也的确改变了世界命运。

基辛格确实有这样改变世界命运的能力和与之匹配的政绩和地位。

1969年1月20日到1975年11月3日，基辛格担任过两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先是在尼克松手下，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后，到了福特手下。
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以非美裔身份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第一人，行政权仅次于总统、副总统。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仅限于这几年。
1969年以前，他就被委以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和非官方特使的重任。
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基辛格任中美洲国家两党委员会主席。
1984年至1990年，基辛格任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委员。
此外，他还是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委员（1986—1988年）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2001年至今）。
1973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基辛格和黎德寿二人诺贝尔和平奖，褒扬他们坚持谈判，促成《巴黎和平协约》的签署。4年后，基辛格获得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又获自由勋章。1995年他获封具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的英国荣誉骑士指挥官。

在1972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最受崇拜的人索引”中他排名第四，1973年跃居第一。1973年5月，78%的美国人能认出基辛格，而一般只有总统、总统候选人、大牌体育明星和影视明星能拥有这种知名度。到1974年年中，根据哈里斯调查中心的常规调查结果，他的支持率已达85%，着实惊人。

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的政治履历看上去十分傲人，但他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幼年历经磨难，辗转异国他乡，并在战火中入伍，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

他1923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家庭中。1938年，为了逃避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举家移居到纽约市。1943年，20岁的他应征加入陆军，加入美军第84步兵师，后在第970反情报军团担任德语翻译，以谍报部队士官的身份被派遣到欧洲战场，所属战略情报局。这也为越南战争时期他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自设谍报委员会埋下伏笔。

二战期间，士兵基辛格（右一）跟战友、德国儿童在一起

基辛格在军队中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曾这样描述爱徒，说他“是历史的知音。这种本领再聪明也学不来。它是上帝的礼物”。同基辛格一样，弗里茨·克雷默也是一位从纳粹魔爪下逃脱的难民，他是基辛格历史和哲学教育的启蒙导师。他鼓励基辛格思考历史，并在二战结束后基辛格申请哈佛大学时为他出具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基辛格在1946年回国复员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1950年以一等荣誉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耗时3个月，长达388页，而且这还是删节版。直到今天，这篇论文在哈佛大学依旧常常被人提起，因为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还为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即篇幅不能超过140页。之后，他分别于1952年及1954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

基辛格在哈佛师从威廉·杨德尔·艾略特，他的这位导师是有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曾为六任美国总统担任过政治和历史问题的顾问。在老师的关照和学院的有利条件下，他多次出席战后对国际形势的研讨会，积攒起了进入华盛顿从政的人脉。

他的哈佛同事约翰·斯托辛格回忆两人读研究生第一年见面时的情景：

“他很强势，说历史永远都重要。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宣称，现在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过去，但必定与过去相似。因此，未来也必定如此……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才能明白国家兴衰、人类成败的原因何在。”

这个主题之后伴随了基辛格的一生。基辛格与那一代其他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他敬畏历史胜过敬畏理论，或者说，基辛格外交政策理论包含这样一个特别的认知，即国家和国家政要是根据自身对历史的理解而采取行动的，舍此你便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说克雷默和艾略特分别是基辛格在军队中参军和在哈佛大学求学中的贵人，那么洛克菲勒便是他在政界初露头角的伯乐。从哈佛毕业后，基辛格选择了从政，成为当时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

196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那一年的党内总统提名中，洛克菲勒是提名人之一，而基辛格作为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则一心希望洛克菲勒能够担任美国总统。不过，却事与愿违。1968年11月，尼克松成为第46届美国总统，而洛克菲勒则无缘此次大选。

基辛格曾这样评价过洛克菲勒：

“在我所认识的社会名流中，他对思想意识的力量具有最绝对的、几乎是令人感动的信心。他花了极大的力量去寻求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我确信，洛克菲勒本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样一些当领袖的品质。但是，就在目标实现的当口，他却一反本性，犹豫不决起来。有人说，他虽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可是终于没能当上总统。这句话其实应该反过来说，他之所以未能当上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分子。”

批评基辛格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但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中，作者却认为他自从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基辛格本人对马基雅维利、梅特涅和俾斯麦都不感冒，相反，他在本科阶段就沉迷于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著作。

实际上，基辛格一直自诩“比康德还康德”，他习惯用康德的话来解释他何以发现外交政策上“两种道德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有责任捍卫自由，另一方面必须与对手共存。

弗格森认为，虽然人们习惯于将基辛格归为现实主义者，但他受理想主义的影响比汉斯·摩根索喜欢的那种”现实主义“要大得多。基辛格在91岁高龄时创作的《世界秩序》大量引用了康德的观点即为明证。弗格森还认为，众多传记作家都没看出基辛格奉行理想主义，这一点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基辛格评价的准确性。

有人问基辛格如何评价自己的政治成就，他答道：

“我总想找到一个高于一切的概念，当然，有没有做到需要历史学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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