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货币体系是美国的“阴谋”？世界货币动荡的根源是……

于杰中信出版集团 2018-12-25

写在前面：自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后，美国何时将被中国超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中国，热点更具体，从“中国借给了美国很多钱”到“要不要换一点儿美元”，北京的专家学者、出租车司机到各地的乡村书记，有着各自的逻辑。而事实上，国际问题与货币体系一些真实的关系，却被很多人忽视甚至误解了。

2018年12月，影响和启示了许多人的《时运变迁》修订版再版上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携手回顾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这本书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很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同样很有帮助。

分享于杰2016年7月所作序言，今日看依旧很有意义。

自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后，美国何时将被中国超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中国国内，热点则更具体，从“中国借给了美国很多钱”到“要不要换一点儿美元”，北京的专家学者、出租车司机到各地的乡村书记，有着各自的逻辑。

“二战”以后，美国之外实现快速、稳步发展的经济体，均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共性也很明显，那就是借助全球化。从战后的西德、日本，到后来的中国，概莫能外。一个普适的路径是，利用廉价成本优势，尽可能多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快速完成国内积累、增加美元储备，跻身全球重要经济体行列，同时提升本国货币地位。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

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同时期的后起国家，与美国间的摩擦不断，后者的地位被持续挑战。这些摩擦中，货币事务是典型且绕不过去的环节，过去七十年，美元就一直处于“将崩溃”的预言中。期间的曲折、妥协，正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理论和事后演绎，能够完整诠释的。

作为这个体系的参与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详解了形成和维护这个体系的过程。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很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同样很有帮助。

“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东西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直至苏联解体。世界经济秩序围绕冷战展开，在西方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领导者是美国。《时运变迁》的内容正跨越了这一时期。

同“二战”前相比，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是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事，重建、发展为第一要务。冷战可能影响了西方全球化的国别范围，但其不少经济问题却可能因为冷战而被淡化，即便是摩擦，也会较好地解决。

此间的参与者，经济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阶段性飞跃，有的成为发达经济体。而另一阵营里的国家，直到冷战后期参与到西方全球化体系，经济状况才逐渐真正改观。此时，全球化不再拘于西方，美国仍是主导国家。

全球化，是过去七十年世界经济繁荣，从西方扩展到东方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分析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思考未来全球经济问题的宏观逻辑，这个逻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自由贸易是全球化的思想基础，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视为载体。早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但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正常的贸易往来便无从谈起，更不会有全球化。这是“二战”前世界贸易无序带来的教训，也得感谢当时在全球经济领域最具领导经验、并信奉自由贸易思想的英国，还有凯恩斯这些世界级专家的贡献。

也因此，确定全球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先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为后者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框架。这个过程并不平坦。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步于1944年战争行将结束时的布雷顿森林。时年七月，在当地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成立了两个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

这两个机构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明确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对价，即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

为什么是这个价格？没有理论依据，可参照的标准只是战前的美元／黄金价格，再者就是美国的意愿。美国同时承诺，根据IMF成员国的要求，其随时可将后者手里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有见“（绿）票”即付黄金的意思。黄金－美元本位制随之确立。

美国的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就达到了其历史顶峰，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不是美国单方有意、有能力为之的。

因此，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要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不确切。一则是，当时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过协议的形式来确定；再则，任何货币的国际地位都不可能通过协议确定；任何协议也确定不了任何货币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全世界（后来的西方世界）期望美国带领他们走出战争废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货币机制，都还是纸上约定。原因很简单，美国忙于援助、西欧和日本忙于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发展，积累美元最重要。相对于黄金，美元资产还有利息，而美元等同于黄金。因此美元在当时比黄金更受欢迎，西德、日本等国家没有兑换要求。

自此，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问题来了，要不要把这些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没有人意识到，美国会出现没有黄金可兑换的问题，当时担心的是“美元荒”。这是一个理论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对美、欧、日的决策者来说，他们面临着不确定、无把握的选择。黄金－美元本位制，是基于“二战”以前的经验作出的安排。

金本位在大危机期间的紧缩效应（要维持金本位，美联储在1931年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宽松；同时，居民又将纸币兑换成黄金。结果是，美国物价在1931-1932年下跌近10%；1930-193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萎缩近三分之一，失业遽增），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心有余悸。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只是法国或者说是其时任总统戴高乐的独角戏。

在1967年法国选择退出黄金总库时，大国中并没有积极响应者，而不是各种版本故事中的集体行动，否则，美元与黄金脱钩时间就会提前到1967年下半年。西德和日本，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再全球化便利，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一方面对美国有感恩之念；另一方面，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元面临的压力，是包括它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脱离美国、美元探讨货币体系，没有任何意义。

认识到前述的第二个方面，也就不难理解，因为其内在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在忐忑中迈出这一步，他们甚至尝试再度回到同黄金有关的机制，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表明，脱钩是正确且明智的选择。

跨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新货币机制，方向在哪里？无人知道、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持。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期间，是西方经济体寻找全球新货币机制、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纠正过程，两个过程互相交织。

说是纠正过程，因为日元、西德马克、英镑和法国法郎此前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确定的。二十多年之后，国际环境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汇率的调整在所难免。

这同时是大国间的相互协作和妥协，通过美国同后者之间的系列谈判完成。谈判过程曲折，但结果尚如人意。这些协作的巅峰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在广场会议上主动提出日元对美元升值，且幅度超过美国预期。至于逼迫和阴谋一说，只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据当时日本首相和财经高官的计划，这更像是美日两国之间的“合谋”。

西方大国同时在寻找一个合理、恰当的汇率机制。浮动汇率是一个很小心的尝试性选择。两次大战期间浮动汇率的后果，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敢完全放手。

那段时间里，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是浮动汇率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但现实显然胜于理论。沃尔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1971年黄金－美元脱钩（他曾表示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他职业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及1973年尝试浮动汇率这两个世界性举措的蓝图设计者（他于1972年起草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当时被传称为“沃尔克计划”）。书中他对这个过程的记录和反思，胜过诸多事后的推演。

需要提及的是，此间，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自战后初期的有意压制，转变为后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对欧洲的态度一贯：尽快走上正常的经济增长轨道。

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融合，即欧洲共同体，对欧洲走向统一货币也是支持甚至是期望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冷战的需要，西方全球化的快速扩张，部分得益于冷战。二是美国希望欧洲能在货币事务中有一些担当，减少对美元的压力和国际货币市场动荡。欧洲货币体系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点。

因此，与其说美国打压欧元，倒不如说美国在利用欧元。如果要打压，最佳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间，美国可以将其消灭在“萌芽里”，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当时欧洲内部的意见就不一致。欧洲问题的复杂，在统一货币欧元之后，仍然存在。

我在2016年四月底拜访沃尔克先生时，问及此前G20上海会议中国与美、欧、日之间就人民币汇率达成“类广场协议”的可能性，他回答说：不可能。原因是欧洲的问题很多。2016年6月份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一判断的印证。

美国、欧洲特别是西德、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化，在新汇率机制的谈判过程中完全体现。美国地位相对衰落，西德、日本在提高。正如本书名字，时运确实变迁了。

对于这种变化，三个经济体都非常清楚，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西德和日本知晓美国的地位，期望美国继续发挥这种领袖作用，且没有意愿同美国共同承担领导责任，更不用说取代美国。作为当年广场协议日本方面的参与者，行天丰雄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和日本的心态。

战后七十年，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是包括各经济体政府在内的全球市场选择的结果。

正常的市场交易是参与者之间的契约行为，其背后依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货币是信用的载体，货币的流通就是信用的转移。这里的信用，是货币发行国（经济体）政府的信用，可视为其所有个人信用的集合。

极端情况下，当市场参与者对所有的政府信用，即社会人之间的信用失去了信心，那货币就失去了价值。这时，人们会去寻找不需要政府信用背书的其它可依托的载体，黄金就是好的选择。一国居民放弃本币争抢美元资产，是对本国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给美国投了信任票，而黄金则可视为对美国国力和信用的对冲投资品。

也是基于这一点，沃尔克在书里明确表达了对黄金的态度。加拿大近年来处理其黄金储备的做法，相信也是缘于这一理念。

半个多世纪里，世界上关于美元将崩溃的预言从没有停止过，但全球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重却始终稳定，黄金持续失势。

其它国家政府、商业行为选择美元，不是美国政府、军方或美联储的强迫行为，也不是后者有意为之。还有比美元更便捷和低成本的选择吗？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如果换成石油卢布会更好吗？精于算计的产油国繁荣了欧洲美元市场，也因为趋利而选择通过欧美大银行向拉美国家发放巨额贷款，它们很清楚利益所在。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事实上的美元本位。美元本位、一种货币独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繁荣了贸易、加速了全球化，同时便利了金融业的繁荣，促进了衍生品交易，助长了泡沫。

如两位作者在二十年前就提出的反思，这种格局，甚至现行的浮动汇率，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可以持续多久？这仍需要探索，需要各经济体间坦诚合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期望能有一个去美元化过程，但起码到目前，这个目标还看不到希望。这与阴谋无关。

至于美联储的“国有”“私有”性质，发达经济体从来就不认为其是一个问题。了解英格兰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的历史，以及眼下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银行“非国有”是常态。中央银行的股权归属与其政策独立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府全资控股或作为政府部门的中央银行，并不能保证有益于经济发展、有益于市场。这个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前的中国可能认识得更清楚。

再全球化七十年

从影响力范围的角度，“二战”以来的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始，美国带领西方特别是西德、日实现经济复苏、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第一阶段，西方大国通过协调、谈判，形成全球化的规则，并在冷战后推行于全世界。此间，英、美的贡献居功至伟，后来的日本、西德、法国和瑞士等国家，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学界、政界、银行界和商界，均不可或缺，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合力。冷战对方的潜在威胁，强化了这个合力。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资金（石油美元）的参与，对全球化也有推动作用，虽然成本很高（拉美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是新加入者遵守规则、享受红利并做贡献的时期。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是中国试探性地探索，朱镕基力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历史性的一步。

全球化过程中，失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各经济体是在持续的失衡中，寻找均衡，这个寻找过程，就是摩擦、争端。

摩擦起于贸易，贸易影响货币，货币再逆向影响贸易。解决争端的过程，需要妥协。在前述第一阶段，全球化经历了两次失衡：第一次是到1971年，西方最终放弃了黄金－美元本位的固定汇率制；第二次是到1985年，市场经济国家的失衡达到二战后的最严重状态，广场协议随之达成。

美国同西德、日本之间的摩擦，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于其内部，西方经济将整体受损；对外则将因此败于冷战的另一方。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考虑因素仍然存在。因此，“遏制”“打压”一类的政策，不会成为这几个经济体之间解决失衡的选择。协调才是他们的首选。

中国是最近全球化过程中的明星。原因是中国在此间的成绩突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跻身全球第二，且体量庞大。同时也因为这一阶段的全球失衡远超前两次，并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三次失衡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全球市场的开放让后来者快速扩大产能、输出商品；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产能的提升周期缩短。中国也是此轮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

《时运变迁》里的记录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世界需要一个主导国家，这个国家可以是美国，也可以是英国、中国，发挥召集人、协调者的角色。当然，经验也给出了充当这个主导国家的条件。

同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世界需要一种货币充当“锚”，这个锚，可以是英镑、美元，也可以是黄金、人民币。历史同样给出了充当锚的货币的条件。这两者是密切相连的。设想一下，无“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主导国的国际关系，将会如何？

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化，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货币领域，都是美国主导。

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居民的信用消费。技术创新有其内在的时间周期，以数十年计。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信息技术，快速实现追赶，企业获取新技术的时间，可以以分钟甚至秒计。短期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也属正常。这让全世界的科技创新显得滞后，给美国及所有创新引领国家带来了压力。

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以争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份额（存量和增量）为条件的，这是竞争的结果。

在科技的支持下，中国快速膨胀的产能，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消化能力。这时，金融衍生品发挥了“创新”的作用，却同时种下祸根并引发2007年的危机。

于全球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

美国要么技术革新，要么寻找新的成本洼地，重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模式，并在过程中解决失衡。由此，美国目前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方向。

如同十五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美国通过一个新的低成本区域的加入，维持低成本消费，继续全球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在拉动目标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美国资本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再者，从人口、经济体数量以及规则方面，美国的控制力更强。在这个时间里，努力实现新技术突破，从而接续未来新一轮的增长。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根本原因是参与了全球化。

做一个时间坐标，前推几十年，在增长模式上，中国同西德、日本没有根本区别。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人口，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广阔国际市场，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包括大学毕业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将会持续；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的结果将只有一个：产能过剩，一如1992-1995年间和当下的形势。

中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参与度，不及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西德、日本。到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搭上全球化的列车时，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已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检验。除了因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美国不满而招致后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之外，将人民币盯住美元、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货币事务的紧迫感，也可能是没有机会。

在国内，各界探讨的话题，仍然集中在改革、市场与政府关系等近四十年前的题目。有一种潜意识的观念认为，此前的高增长可以持续，眼下的很多问题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得以解决。

作为开放经济中的大国，中国的汇率政策显然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时运变迁》里西德马克和日元的汇率变化，是很好的历史经验。将这些影响视为阴谋、恶意，显然有悖于国际协调的宗旨，且会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

国内关于广场协议是“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的看法，深入骨髓，这种态度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话题，当年参与协议的日方官员们直接否认了这种判断。在拜访行天丰雄先生时，我也就这一问题专门请教他。他可能已经被问及了无数次，这位被称为日元大师的广场协议参与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还专门讲到，日本后来的泡沫破裂，与此无关，是其国内政策失误的结果。

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化，汇率如不随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后续的压力就会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正如当下的状况：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选择，最大的可能是，美国不同意中国单方面贬值人民币，汇率上的调整要知会美方。2016年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表态及中国货币当局汇率调整的路径，也证实了这个判断。

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美方考虑到的风险的解除，比如世界市场的承受能力、美国企业在中国利益的兑付离境时间等。但汇率波动的趋势不可逆。2016年初上海G20会议不会存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协议”，甚至相互间的默契都没有。

就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地位，中国提出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方案，并不可行。两位作者参与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创设，其诞生更像是一个应景式的妥协。

即使是今天，缺少了主权货币支持的任何超主权货币都是不现实的，商业往来的交易主体有国别属性，货币事务涉及国家主权（这不同于汇率波动）。关于中国对特别提款权的积极态度，沃尔克认为，中国更多的是考虑了声誉问题。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国际上的讨论热度并不高。那些去美元化的倡议，近年来却似乎强化了美元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因外贸顺差等因素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是双方互利的投资行为，且对中国当下的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有益，是政府最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的话。

美国国债市场庞大，其大部分投资者是美国居民（个人和机构）。外国政府和机构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自由进出，不存在抛出美国国债美国就崩溃的可能，也不存在这些投资拿不回来的可能。

俄罗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均有投资于美国国债。为应付资本外逃，两国不得不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获得美元现金应付危机，美国国债市场并未受到影响。而且，当下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国债是最优质的资产。

如行天丰雄在书中记录，三十多年前，当时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日本，其国内也有同样的声音，“抛掉美国国债，换成黄金，给美国点颜色看看”。所幸当时没有那样做。沃尔克在书中提到的，日本的产业工人在退休后将依赖于美国国债产生的收益养老，如今变成了现实。

对于眼下的中国，沃尔克对我说，“中国很幸运，有那么多美元储备可用”。外汇储备会被看作国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汇率稳定的条件。不过，任何规模的储备，都无法抵抗资本外逃的压力。即便是“可以通过印钱来解决逆差的美国”（戴高乐），也会担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以及中美两国谁将最终引领世界的问题，更多的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延续相对高增长的速度。有两个选择，一是按照现有模式，继续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其次是改变模式，找到新的高增长路径。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只在于自身纵向比较，证明了此前那种“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模式的无效。

全球化改变了中国改革之初的经济增长逻辑、金融体制，甚至连讨论了近四十年的政府与市场问题，都显得不重要。同四十年前对西德、日本的期望一样，美国目前期望中国能发挥引领作用，一起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但没有了海外市场对产能的消化，外贸增长幅度停滞（更不要说下降）、趋势逆转，中国的增长模式就被打断。眼下的经济困境，正是这种模式无法持续的现实反映。这是企业感到生意比以往任何时间都难做的根本原因。

增长已到极限，无力维持包括地产价格在内的金融高杠杆，资产价格和汇率都面临难以支撑的压力。同时，全球化面临阶段性瓶颈，中国能否参与TPP、参与后能否继续此前的红利，能否很好地应对书中担忧的、目前全世界正面临的民族主义，都是疑问。同过去二十多年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相比，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

其他增长模式的路径选择空间更小。“结构化改革”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套话，说易行难。现有体制下，很多前期积累下来的问题，需要通过更快的增长来解决。中国的增长需要有市场消化产能，而中国要发挥全球经济的引领作用，则需要对外提供市场。这是一个悖论。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美国突然衰落。溯及过往一百五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力和引领者能力，以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还担当不了这个角色。

另外，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经济总量，并不代表持续的竞争力。1968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西方风行的是“日本第一”，这种看法在《时运变迁》英文版出版时（1992年）达到顶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随后的1995年占到美国的70%。

沃尔克在书中表达了不同看法，并在我问及中国经济前景时，再度提及二十多年前的日美经济关系。到2014年，日本／美国GDP比例已经降低到四分之一多一点儿。这有日本经济衰退的因素，同时也有汇率因素，1995年，日元／美元历史性地突破80:1。

但日本也有幸运的一面。在中国实施开放政策前，日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对外积极投资，获得了中国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红利。按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日本经济萎缩程度并没有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么显著。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机会和条件并不具有优势。

比照美元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历史，行天丰雄在其为本书新完成的一章内容里，提出了人民币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条件对中国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同样参照这些条件，美元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

大国决策中的实践理性

在维护和重塑战后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的经济政策尝试了众多经典宏观经济理论，从重商主义到比较优势，从完全自由竞争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还有当下国内热络的里根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全球经济疲态，美国就曾要求日本、西德确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美国甚至也制定过类似目标，并配以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很快被各国摒弃。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受制于某单一理论。

期间那些做出贡献的官员和学者，不乏理论造诣，但更具有现实判断和全球化视野，有的后来成为本国首相、总理或国际机构的主要管理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不为一己想法、一派观点甚至一国利益所束缚，有的政策选择甚至有悖于他们的理论信仰。是这样的胸怀才有了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让全球化稳步走到今天，才有了世界经济相对健康持续地发展了半个多世纪。

在美国政府内部，对同一政策选择，也存在着部门系统间、决策者个人间、研究者间的争执，而且这些争执是显性化的。《时运变迁》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不久，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一句话“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曾被广为传播和解读。这一态度并非鲁宾才有，肯尼迪、里根时代更为坚定。

1985年的广场协议，恰恰是里根政府在几个月内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市场决定强势美元”政策的结果。以沃尔克本人的经历，其对美元贬值、固定汇率以及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政策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都出现过调整，这在处理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时尤其明显。沃尔克还曾就美联储利率政策的投票结果特别指出，不要通过票决时的赞成票数量，来判断联储后续政策选择取向。

政策为应对现实问题不断调整，更难以形成那种阴谋化的安排。诸多今天被视为流行的政策选择，在书中记录的年代都尝试过，诸如扭曲操作、供给侧政策（沃尔克在1962年曾设计过政策方案）、量化宽松、货币互换、债转股、结构化改革、休克疗法、火车头战略、两国集团（G2）。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经验和教训。

这种实践理性，在凯恩斯、怀特、托宾、伯格斯滕这些跨界学者，麦克切斯尼.马丁、舒尔茨、沃尔克、詹姆斯.贝克、施密特、行天丰雄这些财经官员，罗斯福、尼克松、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这些政府首脑身上都有体现。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中，义即为“理性、适度、正当”，相信也是体现了这一理念。

互联网思想家王俊秀说，国家的竞争，最后拼的是思想。战后七十年间全球大国在关键货币、军事和国力等方面的“时运变迁”，证明了这一点。思想决定了过去近两百年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也影响着“钱”这个永恒的问题，于家庭、个人，这关乎贫富；于政权，这关乎兴衰。

相关书籍推荐

《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

（修订版）

保罗·沃尔克著丨2018.12

购书详情，请点击“书封”

近期好文推荐

[书单]12月新书推荐 | 我不服

[历史] | 国家公祭日，中国人需铭记的一天

薛兆丰专访 | 老派的薛教授也有浪漫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