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来英：专家号没有了 黄牛你还倒腾什么？

摘要

北京卫计委和北京市属医院打算如何打赢这场消灭黄牛、平衡资源的“挂号战”？

来源：健康界 作者：赵红

春节后第一天，中国最大医院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曝出了2万日门诊量的天文数字，成为医疗界的一大谈资；春节后的第一周，北京卫计委与北京同仁医院相继发布年底要取消现场挂号与普通号不限号、专家号将只能经转诊后挂到的消息，一时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传说同仁医院“熔断”、医生玩命，以及质疑北京卫计委难以取消现场挂号的声音此起彼伏。

痛点很痛，但解除痛点似乎更痛。到底怎样的改革和管理举措才是行之有效的？此次挂号变革背后是什么样的整体安排？北京卫计委和北京市属医院打算如何打赢这场消灭黄牛、平衡资源的“挂号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接受了健康界的独家专访。

紧缺医疗资源分配不能交给市场

健康界：同仁医院作为眼科顶级医院，如果不限普通号，会不会造成北京各区和外地病人都涌过来看病？医院的医生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后续一周、一个月、一年会发生什么？是否有预期？

方来英：从实施不限普通号这些天的数据来看，并没有出现朋友们担心的那种无限度增长和“熔断”现象。另外，我们所谓的普通号不限号，是指只要你来挂号，就肯定要给你挂上。今天挂不上，可以挂明天的号和后天的号，是配合了预约挂号措施同步推进的。当然，医院从人力资源上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调配了临床医生来应急。
此次挂号变革是北京市属医院和北京卫计委联合打的一套组合拳，应该说这套组合拳从三四年前就开始打了。这是我常说的医改既要有战略眼光，也要有战略布署，但在战略操作上要找时间窗口。这次变革表面上是针对号贩子，但事实上我们此次的举措只是借助了打击号贩子这个时间窗口，背后是一系列的医改动作。
为什么要有动作？我在内部动员会上多次强调，我们确实要承认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等，不能因为体制机制这种那种的问题而不行动，只做评论家是没有用的。专家号也罢，顶级医院医生也罢，这是紧缺资源。这些紧缺资源今天会紧缺，明天还会紧缺，除非有一天你堕落了，不再是最顶级的专家了，也就不是紧缺资源了。所以，我们要研究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
由于医疗资源的特殊性，我们把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医疗资源不能简单依靠价格调整供给，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根本权利生命权和健康权，还涉及到社会的公平公正，还涉及到医生作为从业者的道德良心。我们痛恨号贩子，不仅在于他们倒腾号源，还因为他们的存在破坏了公民公平公正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危害了我们的健康权，当然他们还有不当得利。所以我们痛恨号贩子，我们是抱怨体制机制问题只评论呢？还是要有什么行动和措施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那么我再说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不能沉下心看一看？同仁医院第一天刚运行了2个小时，各种舆论就出来了，其实当天下午正常结束了门诊。在北京医管局的系统里，我们预约人数已经占了67％，绝大多数病人已经建立了预约的就医习惯。这是我们改革挂号制度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尊重了卫生事业的规律，也做了全面的应急预案，这不是一个脑袋发热的结局。同仁医院之后，北京妇产医院、宣武医院、北大口腔医院都在跟进，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医院积极跟进。这不是一个医院的改革，是北京市属医院都在积极行动的全面改革，我很为我的同事们所感动 。
我说过要有战略性的眼光看问题，为什么改革要有战略眼光？我们在三四年前就开始推行114预约挂号，推行专家不点名挂号，推行家庭医生，的确就是在为医院未来内部层级转诊、社区与医院之间的分级诊疗奠定基础。紧跟着，我们搞医联体，推行院内层级诊疗和专家团队就诊模式，我们搞多点执业，多点执业解决了以后，我们再让医生强基层。
动员医生就是解放医生，就是要让医生的能量解放出来，多点执业不仅仅是解决在哪里执业的问题，而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卫生行政部门改革医生身份的行政审批程序。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推动三级诊疗，构建一个新的资源分配的系统，这是改革所蕴含的真实思想和意义。
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按这个轨迹继续走。

专家团队诊疗模式就是分级诊疗顶层

健康界：“专家团队诊疗模式”是不是意味着北京22家市属医院将尝试建立“普通专科医生—优秀专科医生”的专科转诊体系？这样是不是限制了患者直接看优秀专科医生？

方来英：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专家团队是紧缺的医疗资源，我们要研究现有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现有的资源分配方式是什么？有时间没钱的，就是在门口排队；有钱的，就是挂特需；有各种社会影响力和关系的，就是走后门。但是，现有资源分配方式唯独没有把我们服务对象最关键的要素——病情考虑进来，面对这样的挂号制度，我们的患者是无所适从的。
三级甲等医院分科分到了四级学科，甚至更细，患者怎么挂号啊？不分这么细行吗？专业要求、学术进步、技术考量都要求我们分得更细，这是趋势。但我们没有考虑分级后的医疗学科如何与患者对接。
另外，高年资的专科医师、教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理论基础，但他们看病要和普通大夫一样，检查病人要从化验单开始看，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对顶级专家资源的一种浪费呢？我曾经问过一些顶级专家，他们普遍反映的是在他们的病人中只有30%的病人需要专家这个层级，而更多的应该由低年资的医生来解决。这对社会和医院而言，不是资源浪费吗？如何让这个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呢？
还有一个问题，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如果低年资的医生没有实践机会，那么未来何以为继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低年资医生创造更多的临床机会呢？这不是一个卫生行政部门、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的事情，这应该是整个社会要做的事情，为了未来公众的最大利益。我相信，我们谁也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只剩下最后一个医生。
专家团队诊疗模式，就是让低年资医生成为专家团队诊疗的前沿，专家坐镇，让专家的价值最大化，让低年资医生价值最大化，让患者病情得到最适宜的解决方案。这不就是资源分配按医疗规律的安排吗？专家团队诊疗模式的建立，就是分级诊疗的最顶层部分，配合医联体、强基层、多点执业，分级诊疗格局才能形成。

专家号没有了 黄牛你还倒腾什么

健康界：北京将在年底前实现取消现场挂号，这个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从现在到年底，各大医院还有哪些准备工作要做？外地患者和老年患者等会不会不适应这一变化？

方来英：不少朋友关心这个问题。第一，这件事不是心血来潮，我们三年前开始搞预约挂号，从114开始，到北京通发卡4万张，都为预约就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我们还在北京门诊情况最复杂的儿童医院做了试点。一个祖国的花朵来看病，两代家属、几个人都会来陪，率先实行全面取消现场挂号。北京儿童医院能够做到，我们其他医院有何不能呢？又有何理由说自己做不到呢？
具体说，已经没有技术问题。电话、网络都可以挂号，到了现场有自助挂号机，有自愿者服务，改革就医习惯要一步步发起变革，但总是要推进这个变革。成熟的欧美国家，都可以做到预约就诊，难道我们就不成吗？别太小看我们的医院，也别太小看我们的市民。
准备工作肯定要做，主要是信息系统和必要设备的添置。我们跟市属医院的院长和书记立了军令状了。有困难没有？肯定有，无论是医疗系统内部，还是社会各界，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信心来自于对卫生事业的认识和战略设计，决心来自于社会和市民对我们的期盼。
我们也希望社会和公众有耐心。给我们机会，我们会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医疗系统回报给社会。还是那句话，做总比不做强，我们希望得到鼓励、支持、指点、指教和总结，但不希望得到任何没有根据的讥讽。

健康界：北京114和大部分网上挂号都是黄牛的重灾区，新的挂号系统的改造是什么思路？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应用？是否可以彻底解决黄牛问题？

方来英：黄牛问题的解决根本不在于一个挂号系统的改造，而在于彻底改变我们的资源分配方式。预约挂号的实施、预约系统的开发，是为今后的分级诊疗创造环境条件和技术条件，这就是一个"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发展过程。
所以说，我们讲，根本问题不在于技术上，技术上要做，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战略格局上的改变。比如，我们推行的专家团队复诊和转诊模式，患者病情被筛选了，黄牛党的空间自然被打压了。顶级专家就没有传统挂号的那个号了，你还倒腾什么？包括黄牛预约，专家号没有啦，你还预约什么？

网上通过加价获得专家号也是黄牛党

健康界：互联网时代，很多移动医疗平台帮助患者对接医生，也帮助医生对接患者，北京的8项举措，不让医生自己加号，是否限制了互联网连接医患的便利？给移动医患平台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方面北京卫计委有什么考虑？

方来英：这个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成为新的商业形态，我们要尊重它的价值。但在门诊时间里，我们要公平公正地为公民提供服务，因为我们是公立医院，是国家的医院，这是工作准则和道德底线。如果有人靠加价获得这个服务，就不公平。如果不在公立医院的出诊单元，医生通过劳动、业余时间、非门诊时间进行多点执业，只要国家允许，我们不反对。
但在公立医院的出诊单元里，一个医生以这样一种形式给患者加号，那里面是肯定有问题的。我们一直在讨论黄牛党的治理问题，互联网通过加价把医患配对上了，是不是也是黄牛党呢？侵蚀了紧缺的公共资源，也是一个黄牛党啊。
如果我们的专家，一上午安排20个门诊号，经过医院系统只放出1个号，剩下19号都是加号，这是不是问题呢？会不会出问题呢？和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关系呢？也许医生和患者都心照不宣，但不受益的患者是大多数，大多数的患者利益谁考虑呢？

健康界：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的顶级医生，这也是北京黄牛猖獗的原因，而且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这种现象更为严重。您认为，北京周边省份以及全国医疗系统在打击黄牛、规范挂号这件事情上，应该如何有效配合？北京的局部举措会不会因为全国性的顽疾问题而收效甚微？

方来英：北京的医疗环境的确很特殊，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义务，不能简单地把外地患者拒之门外。除了提供一般性的医疗任务，国家还给了我们其他的责任，我们也必须承担。因为我们是公立医院，工资是国家发的，医院是国家的。
简单地打个比方，市场环境下，公司要听投资人的，CEO要听董事会的，董事会要听股东的。话说回来，患者得病也不愿意往外地跑啊！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带动周边省份医院技术水平的提高，如何能让患者在当地医院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
我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提出要构建面向京津冀或面向全国医疗机构间的双向转诊制度，周边省份的疑难重症患者随时来，我们也可以随时出诊啊！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于更多的省份会不会跟进，我们还要看国家卫生计生委如何构筑全国的分级诊疗系统。

健康界：目前北京卫计委组建专家团队的目标是建立大医院的院内外专科转诊系统，但建立全科到专科的转诊体系是否是一个更为艰巨和漫长的目标？如何能让现在的有权人、有钱人、有更高预期的人甘愿到社区看病呢？

方来英：北京今年的重要医改任务之一，就是强化基层。从总量、激励、人员准入等方面推动、规范首都社区和乡村地区的医疗事业的发展，还会重视儿科发展。
北京今年的医改会是好事连连。所有的改革都是一步一步推进，水到渠成，厚积薄发。北京医改的每一个动作，社会都会看到和感受到的。

作者：赵红，健康界传媒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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