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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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总之，这些公文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
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
“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因为这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觉得不该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公文属应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公文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
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一针见血，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
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
“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1948年4月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文900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运动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
“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800字。
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700多个字。
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只有100多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又长又空的文风是毁政之兆，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公文最讲平实，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时震怒了：
“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
“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当上官的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西晋时期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盛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
现存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
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来源：《秘书工作》杂志
责任编辑：李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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