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讲“可作一面镜子”，是指的哪位古代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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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兰考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张伯行，并引用他写的《却赠檄文》，教育干部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详情>>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这是清代中后期以来广为人知的张伯行《却赠檄文》（又称《禁止馈送檄》）。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徐珂所辑《清稗类钞》等，均有记载。该文原出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春张伯行任江苏巡抚时颁布的《禁止馈献谕江苏等七府一州示》，其中说：

照得洁己奉公，官守之常节；存心爱物，吏治之本原。迩来习俗移人，廉隅日刓。刮民财以肥己，疾苦罔闻；敲民髓以媚人，逢迎绝巧。其驭下惟货贿是视，斯奉上以献款为能。就令盈万盈千，止图此身温饱。谁知一铢一黍，尽属百姓脂膏。亦思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期于自尽吾心；若使爱一文，身受一文之污，何以无惭衾影！本都院冰蘖夙盟，各司道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虽曰交际之情，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

苏州乃繁华之地，也是习俗侈靡之区。官场错综复杂，贿送积习已深，每逢节庆迁转等事，属官都以交际为名，对上司有所馈献。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张伯行任江苏按察使，按俗例应向督抚奉送贽仪，约合白银四千两。张伯行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就把老家所产价值数十金的扇帕等土物分别馈送督抚，督抚嫌礼物太轻，没有接受。张伯行以江苏巡抚身份重返苏州，适逢噶礼升任两江总督，噶礼嗜贪，“属官以馈送之多寡为优劣”，在此背景下，张伯行颁布禁止馈送示谕。

两相比较，檄文更显凝练、通俗易懂。陈康琪《郎潜纪闻二笔》即称檄文“质确如古谣词”。从张伯行之子张师栻、张师载所辑《张清恪公年谱》，以及乾隆间陆燿《切问斋文集》等文献看，张伯行颁布示谕到基本固定为檄文，中间有一个调整、变化的过程。檄文应是后人的再创作，但更好地凸显了张伯行的文意。

檄文字数虽少，揭示的却是大道理：为官者应注重“小节”，一丝一毫，数量虽少，但事关清廉这一大是大非问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足令为官者警醒，可以奉为金绳铁矩，居官之箴。张伯行发布示谕，并非做样子给人看。他说到做到，为官数十载，始终清正如一。

张伯行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康熙称其“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清朝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前，地方官员俸禄所得微薄，若居官清廉，不接受馈送，只能安于清贫。有“天下廉吏第一”之誉的于成龙任两江总督两年余，日食粥糜青菜，长年不知肉味，人称“于青菜”；以清廉著称的汤斌，任职江苏巡抚期间，每顿饭仅吃粗粮豆羹，民间呼为“豆腐汤”。清廉之官，大抵如此。张伯行出身富裕家庭，吃穿用度，甚至研麦的磨石、拉磨的牛，都是从老家河南仪封县运送过来。因此，有人说张伯行的清官比较容易做，不如汤斌等人的艰苦卓绝。实则张伯行从未贪图享受，始终生活朴素，正如他在奏疏中所言，“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在苏州巡抚任上严禁奢华，率先垂范，“家人悉布衣，署中供给不过腐菜脱粟（粗粮）而已”。虽然家中富裕，但每年的花销，仍使“家资因以匮”。尽管如此，张伯行坚持不以官谋利。在福建、江苏两地巡抚任上，本可依例利用家丁冒领饷银，但他没有这样做。琉球使者到福建，按惯例馈送土物，张伯行却之不受，并且命令属员一体遵行。

清官不扰民。张伯行上任福建巡抚，按旧例，衙署的陈设用具由当地商户（行户）置备，张伯行下令撤除，如数奉还，只留下前任巡抚不用的旧物。有了之前的经验，张伯行赴任江苏巡抚时，事先下令禁止向商户科派。等他进入衙署，见到四壁萧然，才放下心来。康熙间金埴《不下带编》记述说，张伯行禁止向民间借办一几一榻，虽屡乏所需，而安之若素。他最重要的一位幕僚有一坐具（胡床），宾客多了，幕僚就得让出来，有时站立一天不得座，最后幕僚辞他而去。

任职苏州巡抚时，无锡县依照惯例送惠泉水至衙署，张伯行一开始不知所以，也就照旧收下，后来得知这是动用民力派送，遂拒绝接受。当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张伯行与噶礼互相参劾，被解职听审之时，士民纷纷前来，他们大概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不会接受礼品，因此“具果蔬以献”。张伯行坚辞不受。百姓们跪哭道：“公现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张伯行为安慰百姓，仅收下一块豆腐、一把青菜。“止饮江南一杯水”是江南百姓对张伯行为官清廉的称赞，传为美谈。

张伯行清正自持，有时在官场受到排挤，施政受阻。任江苏按察使未久，即萌生退意。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康熙南巡至苏州，谕令督抚举荐贤能。张伯行虽已闻名朝野，但没有出现在保举名单中。等到升任江苏巡抚，张伯行示谕禁止馈送，引起同城总督噶礼的不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相左，使得二人关系日益恶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张伯行借科场舞弊案疏劾噶礼卖官卖法、贪残横暴，噶礼则捏造所谓七大罪状“讦告”张伯行，酿成轰动朝野的督抚互参案。康熙两次派钦差审理，钦差惮于噶礼的权势，审案结果都是保噶抑张，对张伯行拟议革职。此案虽以张伯行留任告终，但此后张伯行的施政处处受到掣肘、多方为难。正如后人所论，张伯行自首任苏州，即屡屡因守正而忤逆上官；在福建、江苏巡抚任上，“持是非与同列争，几蹈不测”。但在数经困顿与危难之后，“其行益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尝变”。

张伯行之所以能在宦途中数陷困境而安然无恙，也因为康熙对于廉吏的有意保全。康熙大力扶植清官，涌现出一批洁己爱民、政绩卓著的廉吏。故而人称，康熙一朝，清官最多。这是张伯行成为清官的时代背景。张伯行以中书科中书补济宁道，再迁江苏臬司，继而擢任福建巡抚，总共仅四年时间，这一罕见的超擢，实因其羔羊素丝之节。康熙在苏州亲自提拔张伯行出任福建巡抚，面谕督抚等人：“今朕自保举他。将来做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他将来有贪赃坏法之事，天下笑朕不识人。”并赐予张伯行“廉惠宣猷”匾额，宣猷意为作则，是说张伯行乃是清廉仁惠的榜样。

张伯行移抚江苏，亦蕴含康熙以廉制贪的良苦用心。张伯行陷于困厄，康熙亦加意保全。康熙亲自干预督抚互参案，最终让张伯行留任，将噶礼革职。康熙谕云：“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且半矣……尔等皆能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张伯行在给雍正的遗疏中也说，“臣赋性迂直，不能协和同官，屡干吏议，蒙圣祖仁皇帝曲赐保全”。可见，没有康熙的扶植，张伯行的宦途将是寸步难行。张伯行深知此点，为报康熙的知遇之恩，他只有更加清廉为民。

经过督抚互参案，张伯行虽留任原职，但也尝尽万般滋味，常处于惶恐的状态，已难以胜任其职，康熙将其调到京城任职。先入南书房，后任职仓场侍郎、户部郎中等职，仕途归于平淡。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张伯行再被擢拔，升为礼部尚书。

从其本心来讲，张伯行更希望过一种学者生活，而非从政为官。张伯行自幼聪明好学，接受了儒学的严格教育。他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中举，四年后得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后历任内阁中书等职务，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在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入京候补中书后，返回老家，此时他已对功名失去兴趣，“欲退而修明先儒之书，引掖后进以垂正学于来世”。这一年他已47岁。如果不是因为他为人正直、治河有方，就不会被河道总督张鹏翮疏荐治河，从而被推上政治舞台，走上清官之路。张伯行曾以经验不足、有病在身为由拒绝，但未获批准。后来，在康熙亲自破格提拔下，他步步升迁，终成一代廉吏。

张伯行的另一个重要身份也不应忽视，他是理学名臣，在勤政之余，孜孜求学，穷究程朱之学说，并躬身倡导，为儒林所推重。雍正亦赐“礼乐名臣”榜。张伯行成为一代清官，与他崇信理学、洁己自律分不开，他曾说“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

张伯行生于顺治八年（1651年），卒于雍正三年（1725年）。赐太子太保，谥号“清恪”。清恪之意为居官清廉、恪尽职守，这是对张伯行一生精确的概括。乾隆初年尚书任兰枝为《张清恪公年谱》作序，称康熙末年，廉洁正直的公卿，以张伯行最有名气，也是公允之论。唯其如此，光绪四年（1878年），张伯行获得从祀文庙之殊遇。有清一代，以名臣从祀孔庙者，仅有张伯行与汤斌、陆陇其三人而已。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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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秘书工作》2020年第7期

责任编辑：李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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