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看法：关于“难民”的现象和问题

文 | 阑夕

1、欧陆“难民”议题骤起，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它不仅标志着中东宗教战争的死结难解，亦在收容选择上反映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派别的隔阂。奥巴马借由撤军退出中东亦换来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克里推行化敌外交先后软化伊朗和古巴等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以色列的利益——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持者已经不再情愿在泥潭里开发清泉，袖手旁观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迎合了当事国家反对美国介入局势的多年志愿。“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何况ISIS的能量远逊于罗马帝国。

2、指责美国应对中东乱局负责只是基于传统反美宣传口径的条件反射，其荒诞成分不亚于以“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来为礼崩乐坏和世风日下寻找缘由。摆脱上帝视角，决策与后果之间的关联性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字演算，譬如中俄联手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决议，使得“标本兼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种影响又该承担多大限度的责任，无人可以断言。

3、传播学的常识：故事的个体性、戏剧性和可视性优于它的宏观性、概述性和模糊性，故而海滩上的童尸触目惊心催人泪下，就像那则经典笑话里的记者关心小布什为何要枪杀一名自行车修理工的念头胜于另外四千万伊拉克人，以及车祸日夜上演，唯有一句“我爸是李刚”才能青史留名，或是补枪“激情杀人”和“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效果相同。

4、纵使民意愚不可及，仰仗选票的政府很难罔顾道德的制高点，且在道德与律法的冲突之间，人们天然青睐前者，比如帮助警察阻拦犯罪行为就是见义勇为，但是伸腿绊倒贴有“难民”标签的非法移民则是人神共愤。人皆通晓解决“难民”问题的本源是解决战争，然而解决战争的能力则是发动针对战争的战争，然则《拯救大兵瑞恩》的哲学论题振聋发聩，理想经受不住牺牲，包括可能制造更多“难民”的风险。

5、换而言之，发向“难民”营地的资金补贴和收容“难民”产生的社会成本足以换取的道德优越，用《辛德勒的名单》来说，就是“凡就一人，即救全世界”，而用税金支持一枚造价百万美元的战斧导弹则会带来借刀杀人的负罪意识——即使对于ISIS的恐怖分子亦是如此——这是浸染十字架文化、全面废除死刑制度的必然宿命，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是文艺复兴，这种因果关系可不是随机性的。

6、移民能够促成文明内部的交流与进化，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以历史尺度而言，十九世纪踏上美国领土的爱尔兰匪帮并不能证明他们有着足够的融合能力，因此，轻易判断穆斯林“绿化欧洲”只是一种迫于时局的警惕，与理性无关。很多人宁可相信默克尔是一个亲手葬送德国的罪人，也不愿意检视那些受到德国接纳的叙利亚人其实多数都有着基本的生存技能，甚至不乏知识分子。

7、福利社会固然催生懒汉，但是人口本身的资源属性仍然成立，在现代的生产力制度下，人口早已不是财政负担，其中有着极大的转移空间和弹性空间，人道主义对于“难民”的庇护，最应担忧的是同类反噬，即源于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灾难，譬如波士顿马拉松惨案的祸首就是难民，这种矛盾若是偶发或可视而不见，但这也未尝不是“圣战”正在积蓄力量。

8、至于滞留法国的“难民”以不清真为由打翻救济食物的小道故事，与今夏因为感染MERS在华治疗的韩国患者不满食物要求医院护士学做韩国采药的传播原理是一脉相承的，它所哺育的对象，注定是那些浅薄而自信、愤世且嫉俗的受众，就像程序员在受命修正一个Bug时如果发现没有Bug，他的第一选项一定是制造一个Bug出来。

9、中国舆论不解欧陆对于“难民”的宽容，其实缘起战争记忆的缺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物，究竟是彻底悔恨的惨痛伤口，还是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这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角色毫无瓜葛。唯有畏惧战争——而非时刻叫嚣着要再打一场战争——且见证并亲历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难民”灾难，才会无力抗拒对生命伸出援手。

10、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被定性为“精神污染”的课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之做出深刻检讨，这段历史之荒诞及其对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民性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