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叶大鹰：坚持自己的“偏见”

Original HBR-China 哈佛商业评论

一九八八年，叶大鹰改编自王朔小说《橡皮人》的电影处女作《大喘气》受到青年观众热捧的同时，也引发了部分传统社会的质疑。为了继续拍电影，叶大鹰经历了从不情愿到认真反思自身的过程，逐渐完成了从人物，到对其背后整个社会关怀的转变。作品也更加理性，从强调自我表达，延伸到了对历史价值和人文情怀的探索。

HBRC：是什么促成每次尝试新题材？

叶大鹰：命运和时机都很重要，需要遇到合适的题材和人。创作人和其他行业的所有人都差不多，就是在自己的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可能性，找到契机开始自己的梦想，所以那时候觉得拍完一部还能再拍，就是年轻人不断找出路。我一直觉得拍电影有点像白日做梦，不过是将它变成实际看得见的电影。

HBRC：完成作品的过程中，你如何平衡艺术与专业？

叶大鹰：每部电影的历史背景不同，这也要求我进入不同的时代，了解一切并融入进去，再带入个人体会。拍摄《永不妥协》时，对于不熟悉的金融媒体和市场，最好的方法是请专家一起完成。请专家提供事件，自己担纲编剧和导演，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编织故事，最终结构成一部接近真实又有艺术表现力的电影。

故事中我更看重表现人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比如叛徒的崩溃往往不是发生在皮鞭出现的时候，而是在某个细节上，那个细节让人痛苦却又不得已。

HBRC：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叶大鹰：有过。随着电影一步一步走，后悔药越来越不起作用。从最初证明自己能做导演，到证明自己能做好导演，再到后来引起轰动，陷入迷茫，我都会问自己再拍什么样的作品能超过上一部的自己。困惑在这里延续，我也在寻找一个新可能。

在创作上，我经历过很多次退一步就结束的状态。在创作中寻求极限，不触到边界时不知生死。就像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那颗心永远是七上八下的悬着，直到有一天赢了或输了。

HBRC：怎样实现自我跨越，持续创作？

叶大鹰：对于创作类型的电影人来说，创作需要一种瘾。在创作中不追求潮流其实挺难的。市场上有很多“聪明”之作票房大卖，制片人兴高采烈，却在创作上一无是处。无论是题材还是具体场景，我首先会问自己别人拍过没有？怎么能不同？有些前辈们非常成功的作品，比如“视死如归上刑场，高喊口号之后就是蓝天青松”，我会下意识地问自己能拍得更有力量吗？

HBRC：你如何看待新出现的平台和形式？电影是否只属于大荧幕？

叶大鹰：应该接受新形势，而且无论是否愿意，新趋势都已经来了。其实电影等音像产品是一大类，都是讲故事。新媒体的形式让我们更加自由，小故事拼凑成大故事的形式对网络平台的观众也更友好。创作过程中“好玩”是第一位的。

HBRC：你拍过许多悲剧作品，也提到了好玩。悲剧作品的呈现如何“好玩”？

叶大鹰：“好玩”是一种创作心态，投资人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更重要的情怀，对你的期待，你哪敢“玩”呀？很多人把悲剧理解成惨剧，我认为悲剧和惨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悲剧触及灵魂，惨剧只是寻求感官刺激，没有人性意义，更谈不上艺术价值。

我也喜欢喜剧，比如《美丽人生》，脸上还带着笑的时候，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来。可惜的是没人相信我能拍喜剧，《红樱桃》和《红色恋人》之后我被“类型化”了，哈哈。

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作品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对人性的展现和反思。当然现在流行傻哭傻乐的电影，那是娱乐，和文化无关。

HBRC：你对年轻人有哪些建议？

叶大鹰：我并不认为自己具有指导别人的资格，艺术行业每个人的路径也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就转述凌子风导演说过的一句话：做导演除了需要特别勤奋，还必须“特别顽强——别人都倒下了，你还能站在那里”。干了几十年导演才真正体会到，“顽强”更是在创作中坚持自我，并在一切可能的前提下把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表现出来，坚持自己的“偏见”，带给观众不同的认识。

刘隽 | 访孙燕 | 编辑

孙燕与刘隽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

原文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2年12月刊。